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伊以两国合作关系的形成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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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所谓两伊战争,指1980-1988年,爆发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一场持久消耗战,这场战争融合了领土、宗教、民族、意识形态等各种矛盾,对战争双方、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是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又一次残酷的战争。对于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参战国来讲,战争没有胜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两伊战争期间伊以合作关系

  战争期间,伊朗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对霍梅尼初期的外交政策作出了调整,改善了同中东强国以色列的关系。对此,霍梅尼认为,“伊朗与穆斯林的敌人打交道是为了伊斯兰事业的长远利益,并声称为了维护和扩大伊斯兰世界,可以不择手段。”

  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变化。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伊朗巴列维国王虽然鉴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没有公开承认以色列,但是在这个时期,伊朗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准同盟关系,伊朗还同以色列建立了共同抵御阿拉伯国家和苏联的“外围联盟”.这一时期,伊朗和以色列同时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支柱。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霍梅尼因敌视美国而连带仇恨以色列,在极端的反美反以的外交政策下,断绝了与以色列的一切外交关系,将自己孤立于东方、西方、阿拉伯世界之外,只与伊斯兰世界保持联系。1980年,伊拉克进攻伊朗,两伊战争爆发。埃及、沙特、约旦、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站在伊拉克一方对伊朗形成了包围之势,伊朗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战争初期,伊拉克以微小的伤亡占领了伊朗西南部的重要城市,伊朗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面对强大的外来压力和自身外交孤立的窘况,伊朗接受了以色列提供的援助,同以色列开始了短期的合作关系。为此,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及弹药。

  现存的解密档案表明,两伊战争期间以色列曾经向伊朗出售武器。为了保护伊朗境内的犹太人,防止伊朗转向苏联,两伊战争头两年,以色列通过荷兰和阿根廷向伊朗提供了价值2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前以色列驻德黑兰武官雅各布·尼姆罗迪于1981年7月达成的仅仅一笔交易价值就达1.35亿美元.据统计,在两伊战争中,“伊朗通过第三方从以色列购买了价值25亿美元的武器。1982年以后的五年里,以色列又向伊朗提供了价值约2.5亿美元的武器弹药”.还有资料显示,“从1981年起,伊朗就一直秘密从以色列进口武器”.法国《世界报》称,在两伊战争初期,伊朗进口武器的80%来自以色列。以色列军事顾问还经常去伊朗,甚至前往两伊战争前线获取战争的第一手资料,对伊朗的军事能力和武器装备做出评估,以便向伊朗提供所需武器.

  二、两伊战争期间伊以合作关系形成的因素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以色列进行了秘密的合作,究其原因,既有以色列因素,又有伊朗因素,相辅相成。

  1.以色列因素

  首先,以色列想借两伊战争牵制伊拉克。以色列素来与阿拉伯国家为敌,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处于优势地位,不仅威胁着伊朗的安全,也对以色列构成巨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伊拉克获胜,就会极大地鼓舞阿拉伯民族主义,这对以色列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正如以色列的伊朗问题专家蒙纳什·阿米尔所指出的:“伊拉克的胜利将萨达姆·侯赛因推上扩张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领袖的宝座,必将对以色列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

  而且,以色列决策者对伊朗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影响的评估认为,以色列不能失去伊朗这个战略伙伴.因此,对以色列来说,阻止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胜出是符合以色列国家利益的,这也是以色列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的原因.所以,以色列很重视帮助伊朗加强军队的实力,并秘密向伊朗提供武器。

  其次,以色列想通过援助伊朗从而与伊朗内部温和派取得联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境内明显地分为两派: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派在内政和外交上都采取极端主义政策,对内实行国有化,对外输出革命。温和派崇尚自由贸易,保护私有财产、私人投资,他们并不支持通过武力或政治影响来输出革命,而主张与西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保持友好关系,并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因此,以色列政府渴望与伊朗温和派合作,他们认为或许这些人可以推翻霍梅尼政权或继承他的地位。以色列国防部长、前总理伊扎克·拉宾总结以色列政府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策时说,“伊朗现在从其奉行的哲学上来说是以色列的危险敌人。……但同时,伊朗28年或者37年后将会是以色列的朋友。”

  以色列认为现在的敌人或许可以成为以后的朋友,更何况伊朗境内的温和派是亲西方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共同的战略方向,因此,以色列希望通过在战争困难时期对她进行援助,从而博取伊朗温和派的友好和信任,为以后的合作打下基础。因此,“1980年9月28日,即两伊战争爆发后的第9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公开宣称,以色列愿意向伊朗提供援助以换取伊朗改变对以立场。”

  最后,以色列企图讨好伊朗,从而改善伊朗境内犹太人的处境。伊朗犹太人的历史最早始于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征服新巴比伦王国,进入巴格达,下令释放被称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允许他们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当时,不愿意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在波斯帝国,并在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繁衍至今。在伊朗,犹太人经历了伊斯兰教产生前的波斯帝国、希腊化时期、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的统治,还有伊斯兰教产生后的阿拉伯帝国、蒙古及帖木儿帝国、萨法维王朝等的统治。1794年进入卡尔扎尔王朝时期,1925年进入巴列维王朝时期。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犹太人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其社会地位和生活达到鼎盛,被称为是“伊朗犹太人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犹太人几乎完全享有文化和宗教自治,经济空前发展,差不多与穆斯林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然而,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许多伊朗犹太人离开了伊朗,但是依然有几万犹太人留了下来。此时,霍梅尼政府采取极端的反以、反美政策,以色列政府担心革命政府的激进政策会使其同胞的处境恶化,因此,以色列想借援助伊朗武器之机,保证伊朗境内犹太人的安全和处境。另外,伊拉克境内的犹太人一般都是通过伊朗而回到国土的,以色列希望这条“犹太人回国之路”永远畅通。

  2.伊朗因素

  首先,战争期间,伊朗对武器的渴望。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与美国交好,其重要的武器装备主要来源于美国。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断绝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联系。他高喊“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宗旨。1979年,由伊朗学生制造的“人质危机”更进一步恶化了伊朗与美国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伊朗恨美国,美国恨伊朗”的局面。两伊战争爆发后,国内需要大量的武器供应,更需要美式装备以作备用,迫于无奈,伊朗接受了以色列的友好援助。

  其次,战争爆发后,伊朗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在阿拉伯世界内部,由于伊朗极力向外输出革命,引发了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对立,因而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系紧张,尤其是海湾诸国。伊拉克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将领导其他阿拉伯国家共同抵制伊朗的革命输入和意识形态的侵犯。在阿拉伯世界之外,又丧失了苏联和美国援助。

  最后,伊朗和以色列在历史上曾是战略伙伴,具有合作的基础。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同伊朗一样受到阿拉伯国家和苏联的威胁。于是,在巴列维时期,两1阿拉伯国家)来对抗所谓的“内环”国家(主要指阿拉伯国家)和苏联。本·古里安称:“这种外层战略是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以色列的一个支柱性外交和国防战略。”

  由此可见,伊朗和以色列在很早就有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和敌人。因此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可以接受以色列的援助。

  三、伊以合作关系给双方及两伊战争所带来的影响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以色列在军事武器上的合作关系给双方以及两伊战争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以色列在以伊武器交易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据报道,以色列提供给伊朗武器的价格是正常价格的数倍以上,大发两伊战争之财,并用此资金加速以色列武器装备的自主研发和生产,提高以色列的军事现代化水平.由此可见,以色列从这批武器交易中获得了巨额的经济效益,为以色列国内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储备。当然,以色列也实现了抑制伊拉克的目的。

  其次,伊朗在合作中也是受益者,以色列向伊朗出售的大量武器,解救了战争中武器匮乏的伊朗,致使伊朗没有迅速地被伊拉克打败。但这只是伊朗用来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他们的合作只是暂时的,只是一种“战时外交政策”而已。

  最后,伊朗和以色列的合作对于整个两伊战争也有一定的影响。以色列对伊朗的武器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两伊战争结束的时间,这场战争一直持续了8年,它是一场持久消耗战,给战争双方、中东地区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单纯的敌对关系。在伊斯兰革命结束初期,霍梅尼的确采取了极端反美和反以的外交政策,也曾经愤怒地斥责以色列是跟在美国大撒旦后面的小撒旦。

  但是因为各自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伊以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秘密的武器交易,双方进行了合作,影响深远,值得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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