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共和后期民众道德素质大幅下滑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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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社会道德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土壤,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道德的演变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共和后期,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与霸权的确立导致罗马国家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持续的海外扩张使得罗马迅速聚敛了大量土地、财富和劳动力,奴隶制经济发展与小农经济破产则瓦解了传统道德习俗赖以维系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来自东方外部世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以享乐为内容特征的希腊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的有力传入,也推波助澜地加剧了罗马传统道德理论的败落”,导致公民社会道德急剧滑坡。当时,贵族滥用自己的权力,平民滥用自己的自由,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所驱使,“祖先的道德荡涤殆尽,好似秋风扫落叶”,“时代变得黯淡无光,贪欲横流”。

  一

  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给罗马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战俘,致使奴隶价格暴跌,以至于出现了奴隶“像撒丁尼亚人那样便宜”的谚语。据估计,“公元前 202 年至公元前 52 年之间被抓的战俘至少有 516 130 人,这还不包括高卢战争中的 100 万俘虏”。公元前 225 年,意大利人口约 400 万,其中奴隶约 60 万,占总人口的 15%,到“公元前一世纪末,意大利有二百万( 甚至三百万) 奴隶。奴隶的数字占所估计的意大利总人口的 35%到 40%”。

  当时,奴隶制经济空前繁荣,奴隶遍布各个生产部门。数量众多的奴隶使罗马人从繁重劳动中解脱出来,开始享受生活与财富。一位颇有名望的政治家曾告诫自己的兄弟: “不管去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大批奴仆,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大批奴隶投入生产劳动,使罗马人摆脱了辛勤的劳作,拥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体验乐趣。罗马人由从事农耕的生产者变成了贪图享受的享乐者。另一方面,由于罗马人重视土地,认为只有荣誉的人才配得上耕种土地,而如今“同样是这些土地,皆被那些双脚带着镣铐的奴隶、犯人和脸上打着烙印的人耕种”。这些被剥夺人格与荣誉的人,罗马人是不屑与之为伍的;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因此被视为是低贱的。这使得他们认为从事与跟奴隶一样的耕作与劳动是不名誉的,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可见,罗马人抛弃了祖辈热爱劳动的美德。

  战争不仅给罗马带来了霸权与奴隶,也带来了滚滚不断的巨额财富。罗马几乎征服了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强国,掠夺的金银财宝之多,勒索的赔偿金之高,是古代世界所罕见的。据记载,公元前 2 世纪,罗马国库每年收入的 3/4 来自战争赔款,另有 1/4 来自行省公共土地的税收。公元前 2 世纪后期,西班牙行省向罗马上缴的金额总数比罗马公元前 2 世纪获得的全部战争赔款和战利品的总和还要多。

  据统计,公元前 200 至公元前 157 年间,罗马国库收入达 6. 1 亿狄纳里乌斯,其中光接收战争赔款、掠夺财物、外省税收就达 3. 9 亿狄纳里乌斯。正如英国学者卡里所说,“罗马胜利的直接经济效果是地中海财富突然而有害地集中到罗马人手中”,使罗马人的身体和心灵变得软弱无力,并带来道德败坏的后果。很多臣服于罗马的国王弥留之际,都纷纷将自己的国家赠送给罗马。公元前 132 年,阿塔罗斯临终之际将他的亚细亚王国赠给罗马,这一遗产对罗马道德打击很大,对罗马风气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此后,罗马人追求财富和声望的动机越来越多地纠结在一起,人们开始毫无顾忌地将精力集中在对国王财物的购买上,人民不但开始羡慕而且开始觊觎外国的富裕。

  “当罗马统治的对手迦太基已经被彻底摧毁而罗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陆地都畅行无阻的时候,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

  摧毁迦太基导致罗马人为了奢侈而忘却了美德; 由于奢侈,一个“在公正和卓越方面天下无双”的政府,已经变成了一种残酷和无法容忍的僭政。因为“对外进行的胜利的战争,教会了我们浪费别人的财产,国内的胜利又教会了我们浪费自己的财产”。公元前 167 年免除直接税后,“罗马伟大的先辈们,已经习惯于获得稳固的战争赔偿金和大量的土地,来作为对罗马公民流血牺牲的回报。而且保守派抨击的目标不仅直接指向这一政策本身,也指向了这些战争引发的后果。众多财富流入罗马,对习于清贫、贯于节俭的罗马人的冲击可想而知。巨额的财富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消费这些财富。先祖只教给他们如何节俭持家,过标准的农夫生活。而且罗马人并没有希腊人那样从事绘画、雕刻、诗歌与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的传统,他们在国内找不到任何客观的满足,导致他们在巨额财富面前惊慌失措。于是,他们开始笨拙地模仿,通过观察或是道听途说希腊人和东方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然后恍然大悟,不用灌溉,不用修剪葡萄枝就可以悠闲地享受东方美食,席间还可以观赏希腊艺术家的表演。平时也可以去广场听希腊哲学家的讲演,去竞技场观赏角斗。酒馆、剧场、浴室是很好的消遣之处。由此人们对这种生活迷恋不已,不加判断地全部吸收并加以模仿与追求。

  随着财富的增加,生存环境的宽松,生活资料的丰富,个人享乐主义和独裁开始出现。苏拉获得国家统治权后,“一切事物在好的开端后面出现了不祥的结果之后,所有的人便开始动手劫掠起来。有人想弄到一所房屋,有人则想弄到土地; 胜利者放肆之极又不知节制,他们凶残可耻地残害自己的同胞。”

  罗马的社会秩序日益混乱。下层民众则表现为对金钱的追逐,对个人享受的贪欲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漠视。新一代罗马人虽然继承着世界主人的地位,但却没有时间或根本就不愿去保卫它,罗马公民保家卫国的热情已经消失。土地集中在少数贵族手中,失去土地的流民沦落在罗马的贫民区中,热衷于粗俗文化

  二

  务实的罗马人曾经是勤劳的农民,忠诚的战士。然而,平静的农夫生活在对外征服过程中经过外来思想与习俗的侵染而变得支离破碎。罗马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断遭到希腊文化中堕落因素的侵蚀而逐渐消失。希腊文化将宗教与喜剧给与罗马平民,道德、哲学及艺术则给与上层阶级。征服马其顿以后,希腊和亚洲的俘虏、奴隶、难民、商人、旅行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教师及演说家潮水而至。罗马人开始接受希腊文化,对此,传统的罗马人深为震惊,他们不是为窃取而抱怨,所怨的是那些“懒惰”和“无益的谈话”,因为那些一向勤劳的市民,现在居然放下工作,“浪费时间用在检验和评论风雅的琐事。”以至于元老院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那些过分激烈地和淳朴风习相抵触的人们。公元前 173 年,希腊哲学家被驱逐出罗马,理由是他们提倡享乐主义。公元前 161 年元老院又下令“不许哲学家及修辞学家留在罗马”。

  作为拉丁民族的一支,罗马人认为分享其他拉丁民族的信条是顺其自然的事,因此当他们遇到不能回答的问题时,便主动在邻居的生活中找答案。希腊文化传入罗马,对罗马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共和末期社会风气的演变更是深深地打上了希腊文化的烙印,希腊生活方式对富裕的罗马人影响日甚。公元前 3 世纪,希腊化的戏剧、歌舞传入罗马。罗马贵族的日常生活逐渐希腊化,“罗马的显贵和富豪对于各种好东西———优美的环境、美味的菜肴、精美的衣着、希腊的文学———感到了兴趣”。

  正如贺拉斯所说: “被征服的希腊把她那粗鲁的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并把艺术带给了那未开化的拉丁姆。”希腊社会中追求人生快乐和生活享受的思潮在罗马深入人心。尽管小迦图以自己的严厉与简朴来力图扫除罗马人的腐化堕落,然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罗马人仍然在纸醉金迷中流连忘返,在醉生梦死中通宵达旦。从此,“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

  罗马人不仅学习希腊,对东方文化及生活方式也羡慕不已。从东方征战归来的战士带回了外国的奢侈品,如青铜卧床、价值昂贵的床罩、花毯和其他亚麻产品以及奢侈型的家具等。宴会则由弹琵琶和竖琴的舞女演奏助兴。罗马人开始学会享受与攀比。此前,罗马“既没有邪恶,也没有犯罪。天真无邪且又古朴的牧人习俗还未被玷污,还未遭受腐蚀。”

  对东方征服的胜利,带回的是巨大的腐败和东方罪恶的种子,此后年轻的罗马人受外国风俗的影响,把他们的钱全部用来满足性欲、饮酒作乐与享受美食。

  贵妇人则用这些珠宝打扮得珠光宝气而招摇过市,那些金光闪闪的丝绸不仅穿在女人身上,也披到了男人身上。罗马公民难逃物质与享受的诱惑,纷纷拜倒在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之下。“东方用它的娱乐放荡软化了苏拉的战士,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财富把贪婪给了罗马,寻欢作乐的机会多了,使人沉湎于声色,毁了自己也毁了国家”。

  东方文化的传入既丰富了罗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罗马人的生活质量,也给罗马人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任何文化都有其长处或短处,因此在引进外来文化时,应该具备理性、成熟的眼光,采取批判借鉴的方法,吸取精华,去其糟粕。遗憾的是罗马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只会本能地吸收,大多数人还不具备批判审视的眼光,因此他们受到外来文化负面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古代‘高尚’的罗马人逐渐变成‘堕落’的民族,完全是外来影响造成的。”

  三

  共和末期,元老院内部的激烈党争使国家权力机构迅速堕落为追逐个人利益的场所。此前,担任公职意味着自我牺牲,甘于奉献。现在,相对安宁的局势,舒适的享乐生活,使人们沾沾自喜地习惯在任职期间进行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年轻的贵族以追逐功名、家族荣誉和战利品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积极参与官员的竞选活动,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而非考虑国家利益。堪称完美的罗马政治机制,在人心不古的共和末期并未有效地遏制腐败。公元前 88 年,苏拉进军罗马,公开无视共和国的法律与制度,用暴力取代合法斗争,并打破独裁官的任期限制,剥夺保民官的否决权,使保民官的参政议政权受到极大的限制。苏拉独裁导致了绝对权力的产生,破坏了传统的权力制衡体制,他任意发布的“公敌宣告”使罗马人心惶惶。由于急需财富和土地来满足自己的士兵,当时很多无辜的富人被指为公敌而遭杀害。奥勒利乌斯为人友善、与世无争,就是因为拥有财富而被列入公敌名单而丧命。苏拉的行为不仅绕过了元老院的讨价还价,而且还绕过了罗马法庭上的唇枪舌剑,直接诉诸于人性的贪婪与残暴。其后果是灾难性的,那些出现在“公敌宣告榜”上的人几乎无一幸免。

  元老院历来被视为共和国的良心和社会道德的楷模。但到共和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道德的沦丧,元老贵族违反惯例,开始利用职权参加到贸易、高利贷和工业中来。事实上此前罗马法律曾经规定: 为消除任何为个人利益而违反法律的行为,元老及其处于其权威下的配偶不允许收税或经商谋取利益。随着一批商界出身的“新人”进入元老院,商人惟利是图的原则被引入政治领域,从而彻底破坏了元老院内部的统一性。既然人们都根据利益原则及个人的政治前途来选择政治态度,那么政治态度就不得不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而左右摇摆。

  和元老院一样,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大会也丧失了其德行至上、公正不阿的品德。此时,罗马人任命执政官“不再考虑德行,转而看重偏好。他们授予高位的,是那些知道如何讨人欢心的人,而不是那些通晓如何克敌制胜的人。后来,他们更是等而下之,不再把这一官职授予有偏好的人,而是授予有权势的人。这种体制的缺陷,遂使残存的美德也丧失殆尽。”

  谁为他们提供面包和竞技,他们就选谁; 完全不顾被选举人的道德品质。“政治成了赚钱的行当; 表决可以买卖,判决也是如此。谁都知道走什么门路可以辉煌腾达,或逍遥法外,但没人关心这样是否道德。”

  监察官的社会道德监督职能也基本丧失。作为罗马道德的卫道士,监察官从产生的那天起,就负有纯洁社会道德的职责,在罗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自小迦图以后,再没有哪位监察官能够出来捍卫传统风尚了,苏拉独裁时曾一度取消监察官,后来虽然恢复但权限大为缩小,成为荣誉性的虚职。公民的道德成为一个法律死角。法律和道德监督的无力为共和后期罗马道德失控提供了制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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