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卡莱基领导的“泛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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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长期以来,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启动和发展是国际、国内学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相比之下,一战后的欧洲联合历史进程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学者就对两战间卡莱基领导的“泛欧”运动进行了初步的介绍。

  但由于语言和材料的限制,国内的这项研究工作至今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一系列具体而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答。一战是如何刺激、推动欧洲联合思潮的形成与发展的?卡莱基是如何反思战争的?“泛欧”联合纲领有哪些主要内容?“泛欧联盟”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泛欧”组织经历了哪几次活动的高潮?“泛欧”运动做出了怎样的历史贡献?为此,我们主要使用了德奥地区的德文原始材料,并同时参考了新世纪以来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探讨。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洲联合思潮的产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它以空前的血腥和残酷著称于世。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早在战争期间,不少有识之士就开始积极思考、寻找保证欧洲长久和平的方案,提出了包括欧洲联合在内的种种和平构想。一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美苏崛起,欧洲衰落。战后的新形势、新危机、新挑战大大激发、强化了欧洲人的区域联合意识。在一战的刺激、推动下,近代以来的“欧洲”观念终于得以冲出个别学者、教士、官员的象牙塔,发展壮大成为一股强劲有力的政治思潮。

  1914年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及妻子索菲被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刺杀。此事迅速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仅仅一个多月后,欧洲各大列强就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间长期矛盾的总爆发。19世纪下半叶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在经济上恶性竞争,在政治上逐步结成对立的军事同盟体系,而对殖民地的争夺大大加剧、加深了列强之间的固有矛盾,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

  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作为后来居上的工业大国和后起的殖民列强,德国国力的快速提升和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对列强既有的利益格局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和震撼,给世纪之交的世界带来了搅动和不安。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德国对一战的爆发负有更多的历史责任。

  与近代欧洲的历次战争不同,一战的规模、血腥程度及造成的损失,都达到了旷古空前的程度,远远超乎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开战之初,大家普遍认为,这次战争就像19世纪的普法战争一样,经过一两个大的战役,最多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见分晓。但谁也没有料到,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多。

  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对那些精疲力竭、苦苦支撑的欧洲列强来说,战争成了一种永无休止的煎熬和折磨。在战争中,大工业催生出的新发明、新武器得以广泛地试验和应用。飞机、坦克相继亮相,毒气、潜艇轮番登场。在壕沟、铁丝网、机枪、巨炮构筑的现代化阵地面前,成千上万风华正茂的年轻生命顿作灰飞烟灭。1916年爆发的凡尔登战役,因其空前的血腥、残酷,在历史上素有“地狱”和“绞肉机”之称,德法双方各伤亡30余万人。在同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第一天的伤亡人数竟高达6万,其中包括一半以上的参战军官,如此惨烈的牺牲,即便是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无法与之相比。

  一战共造成1000多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800亿美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大灾难。

  巨大的战争灾难迫使欧洲人进行深刻的反思,更促使他们积极探寻保证欧洲持久和平的具体方案。早在战争期间,欧洲就流行着三种和平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成立和平协会、召开和平会议、缔结和平条约,就可以制止并最终消灭欧洲及世界的战争。第二种观点主张建立世界性的国家联盟机构,用来调解、仲裁国家间的纠纷矛盾,进而达到减少冲突、避免战争的目的。就像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在其“十四点”计划中提到的:“必须根据专门的公约,成立一个普遍的国际联合组织……”

  第三种是欧洲联合的思想,即欧洲国家通过出让主权,合并利益,建立超国家的联邦机构,从而彻底地、永久地消灭彼此间的战争。例如,在战争刚刚爆发之际,英国《观察家评论》就刊发了文章,认为“欧洲合众国”是结束战争的唯一出路。又如,在战争末期,意大利热那亚大学教授阿提利欧·卡比亚蒂和工业家吉奥瓦尼·阿涅利认为,要想消灭欧洲的战争,就必须成立拥有统一的立法权及行政权、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与前两种观点相比,战时的欧洲联合主张尚处于破土发芽的阶段,并不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特别的影响。

  真正让“欧洲”思想得到蓬勃发展的,是一战带来的世界格局的结构性转变和欧洲人的危机意识。一战以前,特别是19世纪以来,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重心,欧洲统治着世界。在政治上,美国、拉美、英国的自治领均已欧化,欧洲列强还在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建立起殖民地。在经济上,欧洲扮演着世界工厂、世界银行的角色,它的资本技术输出带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文化方面,欧洲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然而这一切,在一战后完全地改变了。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促进了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意识的发展。在这些地区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性质和民族主义的政党。新政党的诞生使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生的领导力量,有力地推动了亚非地区的反帝爱国革命浪潮,极大地撼动了西方列强的反动殖民统治。

  其次,美国和苏联的崛起。早在一战前,美国就已经悄然崛起,在一战中,美国进一步确立了它的领先地位,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量的42.2%,高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同样具有冲击力的是,一战后期,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欧洲自身的分裂与衰落。随着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战争中瓦解,德意志帝国在战后被削弱,在它们原有的土地上,成立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然而,光鲜的“民族自决”旗帜难以掩盖欧洲政治、经济碎片化的不争事实。在国际政治、经济大舞台上,作为整体的欧洲的竞争力大幅下滑。一战后,欧洲丧失了世界范围的霸权,丧失了世界中心的地位。

  鉴于上述危机情况,欧洲的大批有识之士迫切地认识到,要想阻止下滑衰落的趋势,欧洲就必须联合起来。例如,德国记者路德维希写道:“战争损害了欧洲经济,使欧洲的各民族,不管是胜者,还是负者,都处于受两个强大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大国奴役的危险之中……”又如,法国的青年文学家皮埃尔·德利律·拉·罗歇尔认为,未来的世界大国是美国和俄罗斯,欧洲的政治、经济支离破碎,很难与这些大国竞争,只有结成联邦,欧洲才有前途,才不会被这些大国吞噬掉。再如,1925年1月28日,法国总理赫里欧在议会发表演说,他宣称:“我衷心希望看到欧洲合众国成为现实”,他还就此补充说明道:“如果我现在全力支持国联,那是因为我把这个机构看成是通往欧洲合众国的第一步。”

  对于赫里欧来说,松散的、国际化的国际联盟,并非欧洲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而只有超国家的欧洲联邦组织,才是欧洲和平、繁荣、强大的根本保证。两战间大量出现的“欧洲”思想、理想、设想清楚地表明,此时的“欧洲”观念早已冲出近代以来个别学者、教士及官员的象牙塔,发展、壮大成为一股强劲有力的政治思潮,形成了相当的社会舆论基础。在这股“欧洲”思想大潮中,以奥地利贵族里夏德·库登霍夫-卡莱基的“泛欧”联合思想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

  二、“泛欧”联合思想的提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众多欧洲联合的鼓吹者和推动者。其中,以奥地利人里夏德·尼古拉斯·库登霍夫-卡莱基(Richard Nikolaus Graf Coudenhove-Kalergi)倡导的“泛欧”思想最具有代表性,他领导的“泛欧”运动也最具影响力。卡莱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欧洲联合思想家之一,被西方学者称为“现代欧洲联合思想之父”。卡莱基能够提出“泛欧”思想,是有着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的。首先,卡莱基出生在奥匈帝国的贵族家庭,成长在世纪之交的奥匈帝国。他从小接受的是“超民族国家”的帝国教育,在思想、感情上,卡莱基与民族主义保持着距离。

  只有摆脱了民族主义的桎梏,他才有可能获得思想上的自由,才有可能在一战后擎起“超国家”联合的精神大旗。其次,奥匈双元帝国的历史让卡莱基认识到,多元并不一定意味着分裂,多元也可以有一种“一体”的存在方式。1867年,中央集权的奥地利帝国改为双元帝国。奥、匈在分别自治的基础上,建立了共同的财政部、国防部和外交部。

  卡莱基认为,只要具备了共同的财政、军事、外交这三根支柱,就可以保证多元政治的一体性。正是从上述“多元一体”的基本理念出发,卡莱基日后绘制了“欧洲合众国”的宏伟蓝图。最后,一战结束后,随着奥匈帝国的垮台,在她原有的土地上成立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卡莱基被迫选择了捷克国籍,但是,他对这个新兴的民族国家缺乏根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觉得很难把气势磅礴的帝国情怀寄托在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国身上。

  对多民族大家庭的极度渴望,为卡莱基提出“泛欧”联合主张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不同于一战后那些零散、表面化的众多“欧洲”认识和看法,卡莱基的“泛欧”联合思想是一个完备、深刻的理论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卡莱基通过反思战争,阐释了“泛欧”联合的必然性和正确性;通过预见战后区域化时代的来临,强调了“泛欧”联合的必要性和急迫性;通过展示目的、路线、策略,说明了“泛欧”联合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第一,卡莱基从文化比较的广度和哲学的高度,深刻地反思了战争的原因,从而说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是落后过时的政治形态,随着科学技术和时代的发展,欧洲国家必须要跟上形势,走超国家联合的道路。一战后众多欧洲的有识之士开始总结、反思这场战争。在德语区,这种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着文化冲突的看法展开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早就看到,一战是肤浅的、功利的、商人气质的西欧文化和深邃的、理想主义的、英雄气质的德意志文化间的冲突。而在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看来,西欧的商人社会无疑是一种被物质文明过度侵袭的、走向衰亡的文化形态。

  在他那里,一战不再像西方宣传的那样,是西欧文明和野蛮的德意志军国主义之间的战斗,而是德意志文化形态和没落的西欧文化形态间的斗争。与上述思想不同,卡莱基没有强调文化间的冲突,他是从世界不同文化的比较,以及人与技术关系的角度,来阐释战争与欧洲联合的问题的。卡莱基认为,亚洲文化的特点是和谐,欧洲文化的特征是能量,他把这种能量进一步解释为能动、尚武和好战的。欧洲的战争多,就和欧洲人的这种民族性有很大关系。

  在对待技术进步的问题上,卡莱基认为,技术本身没有错,而是滥用它的人犯了错误。日新月异的技术,给现代人带来了天涯若比邻的新的时空感觉。在过去,巴黎和柏林两地遥不可及,而现在,由于火车特别是飞机的出现,两座城市成为了近邻。技术在创造新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威胁和挑战。国家间的距离拉近了,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就增多、加强了。

  因此,欧洲人必须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发明新的政治“大空间”,千万不能龟缩、固守在民族国家的老观念、老套路之中,否则,新技术带给欧洲人的将不是福祉,而是灾难,欧洲会在铺天盖地的毒气弹中走向灭亡。

  第二,卡莱基预见了战后世界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正在进入以“世界大国”为代表的区域化时代。如果欧洲想阻止进一步的衰落,挽救自己的命运,就一定要迅速联合起来。同当时的大部分社会精英一样,卡莱基也看到了美国和苏联的崛起,欧洲丧失了世界霸权,但他并不认为世界将进入美苏对立的两极时代,而是鼓吹多极的区域化时代的来临。卡莱基的判断在德语区是有着一定的思想背景的。一战后,以地缘政治家豪斯霍费尔为代表的一批德意志社会精英认为,世界上的国家正以大陆地缘的原则聚合起来,形成了若干个“泛区域”国家集团组织。在上述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卡莱基对战后的区域化时代做了更为大胆的预言和更为清晰的描述,他认为,世界上将会形成五个所谓的“世界大国”,即俄罗斯帝国、英帝国、“泛美”、东亚、欧洲。这些“世界大国”的政治本质是国家的联合体,它既可以是联邦的,也可以是邦联的。

  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前四个“大国”有的已经形成,有的正在形成演化之中,唯有“欧洲”处于一片分裂、混乱的状态。如果听任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在未来“世界大国”的竞争挤压下,弱小的欧洲会失去一切,包括自身的独立、殖民地、文化和未来。

  第三,卡莱基的“泛欧”联合思想不仅包括了哲学反思及对世界形势的预见,更具备了明确的政治宣言和具体的行动纲领。在“泛欧”思想的光照指引下,两战间的欧洲联合事业一下子变得清晰、可行起来。“泛欧”联合的最高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即“联合欧洲大陆上的所有民主国家,建设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联邦制国家”。

  “泛欧”联合的根本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阻止、消灭欧洲内部周期性的战争,增强欧洲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发展欧洲文化”。“泛欧”联合的政治基础也是极具号召力的,即欧洲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在卡莱基看来,“泛欧”联合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欧洲联邦的大厦不会一日建成,但也绝不能以此为借口,只说不做,裹足不前。为此,卡莱基提出了循序渐进的七步走战略。一、宣传“泛欧”思想。二、建立“泛欧”组织机构。三、召开“泛欧”大会。四、在国联内部组成“泛欧”国家集团。五、建立“泛欧”国家组织,按照“泛美”的模式定期召开会议。六、签订仲裁、联盟、担保条约。第七、颁布“泛欧”宪法,成立“泛欧联邦”。

  就联合的方针而言,卡莱基主张排除苏联和英国。在他看来,无论是从苏联地跨亚欧的地缘政治特性上来讲,还是从其社会主义制度来说,苏联都已经不属于“欧洲”。而英国虽然在文化和地理上属于欧洲,但其政治重心在英联邦,对欧洲大陆联合必然三心二意,所以也应该被排除在外。与大而全的“欧洲”相比,这样的“小欧洲”联合更容易建成,更容易实现。

  上述政治纲领对两战间的“泛欧”联合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卡莱基的“泛欧”联合思想,在德语区乃至欧洲范围内引起了有力的回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德国,从社民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到天主教会的《日耳曼妮娅》报,从民族保守派的《德意志汇报》,再到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报》都发表了介绍、评论“泛欧”思想的文章。其中,德国最具自由主义传统的《福斯报》,从1922年到1933年间,共刊发300余篇与“泛欧”思想及“泛欧”运动有关的文章,力挺卡莱基的欧洲联合主张,成为传播“泛欧”思想的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早在1924年,该报文章就认为:“在欧洲大陆上,泛欧思想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法国,从左翼社会主义的报纸《意志》,到右翼保守派的《费加罗报》,再到法国最大的报纸《小巴黎人报》,都不同程度地报道、介绍了卡莱基的“泛欧”思想和活动。在英国,像右翼保守派的《泰晤士报》和左翼的《卫报》等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也都发表了评介“泛欧”思想、运动的文章。“泛欧”思想无疑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关注并不等于认同,更不等于欧洲各国政府准备践行联合的理想,有时关注甚至还意味着反对。但它说明“,泛欧”主张已经受到了欧洲社会的重视和热议,已经进入了欧洲公众的视野,并逐步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这无疑为“泛欧”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泛欧”联合运动的兴起

  “泛欧”联合绝非仅限于思想、纲领,在两战期间,它已经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卡莱基建立了运动的组织机构———“泛欧联盟”,从奥地利维也纳的联盟总部,到欧洲各国的联盟分支机构,形成了一套上下联动、左右呼应的完整的组织体系。卡莱基积极回应战后欧洲发展的时代主题,多次发起了具有准政府性质的“泛欧”会议,将两战间的欧洲联合事业不断推向高潮。在“泛欧”运动的积极促动、影响下,欧洲联合的主张已经发展成为两战间欧洲政治的新因素、新话语、新境界,欧洲联合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突破和飞跃。

  1923年10月1日,卡莱基出版了《泛欧》一书,该书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泛欧”联盟的成立和“泛欧”运动的开始。在每一册新书中,卡莱基都附上了宣传卡片,呼吁人们支持“泛欧”思想,鼓励人们参加“泛欧”联盟,号召人们积极地投入到“泛欧”运动中去。1924年4月,卡莱基又出版了“泛欧”联盟的机关刊物《泛欧》,该杂志是月刊,主要宣传“泛欧”联合思想,报道“泛欧”运动的发展,同时关注欧洲的重大现实问题。

  卡莱基还为“泛欧”运动设计了徽标,即以金太阳为背景的红十字。红十字和金太阳具有多种寓意:“它象征着欧洲两种古老的文化,象征着基督教道德和非宗教的美,象征着普遍的人性和近代的启蒙,象征着心与精神、人与宇宙。”在卡莱基的亲力亲为下“,泛欧”运动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形态和规模。

  作为“泛欧”运动的组织机构,“泛欧”联盟是一个组织较为完备、拥有相当独立性和具有一定核心领导力的政治协会。“泛欧”联盟总部设立在维也纳皇宫区。由主席团、中央委员会、执委会三个部门构成。主席团由主席、名誉主席和财务主管组成。中央委员会是“泛欧”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三人主席团和来自各国分部的负责人组成。执委会由四人组成。

  按照联盟章程,主席不准兼任民族国家内部政府和政党的职务,以彰显“泛欧”组织既超越于民族国家政治之上,也超然于党派纷争之外。在组织内部,主席拥有较大的权力。主席一任7年,拥有确认、改变“泛欧”纲领的权力。如果执行委员会不能达成一致,则由主席来裁决。主席对执委会的决议拥有否决权。只有经主席同意,才能在其他国家建立“泛欧”联盟的分部。而且联盟章程明确规定,只有总部才能在国际上代表“泛欧”联盟组织,才能使用“泛欧”联盟字样。

  在联盟总部的领导、监督下,各国分部设有总秘书处、秘书处和地方团体三重机构。到1926年底,在比利时、英国、法国、卢森堡、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立陶宛等国首都设立了总秘书处。到1929年,在保加利亚、荷兰、南斯拉夫、波兰、西班牙、瑞典等国也设立了“泛欧”联盟的分支机构。截至1928年,“泛欧”联盟在欧洲范围内拥有6000至8000名成员。

  他们大多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泛欧”并没有像卡莱基一开始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成为一个千百万人的大众运动。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泛欧”联盟在卡莱基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出版、演说、集会、研究等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召开了五次“泛欧”会议,它们是:1926年10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届“泛欧”会议;1930年5月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泛欧”会议;1932年10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三届“泛欧”会议;1935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第四届“泛欧”会议;以及1943年3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第五届“泛欧”会议。这五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回应了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它们代表着“泛欧”运动的历次高潮,是“泛欧”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泛欧”会议的场面宏大,气氛热烈,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一般私人注册协会举办的政治活动。1926年10月3日,第一届“泛欧”会议在维也纳的音乐大厅举行了开幕式。在主席台的背景中央悬挂着“泛欧”运动的旗帜,淡蓝色的旗底上,印制着红十字压金太阳的标识,太阳放出的28条金光,象征着当时欧洲的28个主权国家。旗帜两侧悬挂着康德、尼采、圣·皮埃尔、马志尼、雨果等“欧洲”思想先驱们的巨幅画像。共有20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500多人是专程从国外赶来的。

  众多媒体记者追踪报道了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造成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此后,随着历届“泛欧”会议的召开,大会在欧洲的影响与日俱增。不仅如此,二战期间,卡莱基流亡美国,他仍坚持在纽约召开了第五次“泛欧”会议,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和兴趣,《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等各大报刊对卡莱基的活动和思想给予了介绍和宣传,“泛欧”会议的主张和影响也得以冲出欧洲,走向了世界。

  “泛欧”会议绝不是普通的、非官方的、自说自话的民间集会。欧洲各国政府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心和支持。不少欧洲国家和国际联盟组织都派出了正式代表,如第一届“泛欧”会议,奥地利的首相伊格纳茨·赛佩尔、德国议会主席保罗·勒贝及意大利参议员卡罗·斯福尔扎伯爵参会并讲话。

  法国外长白里安派驻奥使节代表参会。捷克外长贝纳斯、捷克总统马萨里克、德国总理马克斯、丹麦总理斯汤宁、法国国防部长潘勒韦和英国殖民大臣埃默里都发来了贺电。此后的各届“泛欧”会议延续了这种半官方的模式,继续邀请欧洲各国的政界领袖、精英参会。如在第二届“泛欧”会议上,德国内政部长、前首相约瑟夫·维尔特代表德国政府参会并致开幕词。会议结束后,德国首相布吕宁和外长库尔提乌斯,以早餐会的方式宴请了卡莱基及其他主要与会代表。

  在第三届“泛欧”会议上,巴塞尔市长卡尔·路德维希代表瑞士联邦政府参会并致欢迎词,德国、捷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多国政界精英参会。在第四届“泛欧”会议上,奥首相舒士尼格、议会主席鲁道夫·霍约斯参会并致开幕词。历次“泛欧”会议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它们充分地迎合了时代发展潮流,有力地回应了时代发展的主题。1925年10月,法德等国签订了洛迦诺公约,就德国西部边界问题达成了和解,战后欧洲持续紧张的局势开始走向缓和。

  卡莱基及时跟进,召开了第一次“泛欧”会议,呼吁欧洲各国“取消阻碍政治、经济发展的疆界,联合起来”,为欧洲的政治和解与经济繁荣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1930年5月17日,时任法国外长、“泛欧”联盟名誉主席的白里安正式向欧洲各国提交备忘录,要求成立“欧洲联盟”,就在同一天,卡莱基召开了第二届“泛欧”会议,庆祝这一“欧洲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有力地呼应、支持了白里安的“欧洲”计划,彰显了“欧洲精神和欧洲共同体意识的普遍存在”。30年代初,在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下,世界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即便是作为世界自由贸易领袖的英国,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帝国内部的共同市场。

  卡莱基趁此机会,召开了第三届“泛欧”会议,及时地提出了加强欧洲大陆区域建设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到了30年代中期,纳粹的侵略意图日益明显,欧洲各国普遍感到惴惴不安。卡莱基勇敢地召开了第四次“泛欧”会议。他在开幕式致辞中,称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杀害的前首相陶尔菲斯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号召通过实现“泛欧”联合,消灭战争,彻底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会议的矛头直指纳粹的侵略扩张野心,因此赢得了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政府的支持。

  这几次“泛欧”会议,不仅成功地宣传了“泛欧”联合思想,还探讨了具体、复杂、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诸如保护生活在他国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减免各国贸易保护、减免关税的问题,以及抵御纳粹侵略政策的问题等,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这丝毫不能否定、弱化“泛欧”运动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一战前,欧洲联合只是个别教士、学者、政治家的乌托邦幻想,对欧洲各国政府来说,只有国家利益、实力外交、军备竞赛才是沧桑正道;谈论欧洲联合,无异于痴人说梦,痴心妄想,只会遭到人们耻笑。然而,一战后欧洲掀起了联合的思潮,在“泛欧”运动的积极影响下,欧洲联合成为更多社会精英的共识。在“泛欧”运动的大力推动下,一些欧洲的政治家开始尝试通过“欧洲”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借助“欧洲”的话语来谈论问题,酝酿“欧洲”的框架来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欧洲联合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得到了各国政府的认同。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和思想上的进步,为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正式启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舆论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泛欧”运动为欧洲联合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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