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乔治三世王朝走向终结的原因

所属栏目:世界史论文 论文作者:/
论文摘要

  自1760年继位以来,乔治三世利用王室恩惠与官职授予权,不断加强王权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通过“国王之友”政府的建立,乔治三世的个人专制统治逐步建立起来,并在1770年以后的诺斯当政时期达到顶峰。乔治三世摧毁辉格党寡头统治、恢复王权并确立个人专制的做法,改变了光荣革命后英国政治发展的走势。尽管乔治三世的个人专制曾得到“国王之友”派及部分托利党人的支持,但也仅仅持续了20年后就走向终结。

  学术界对于乔治三世强化王权、建立个人专制关注较多,而对于其个人专制走向终结的原因则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将从18世纪下半叶英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出发,来探讨造成乔治三世个人专制走向终结的原因,以深化学界对于近代英国政治发展走势的认识。

  一

  建立以私人教师布特为首的“国王之友”政府是乔治三世确立君主专制的重要一步,它体现了王权在政治生活中影响力的扩张。然而,就在布特当政期间,一起反对布特政府、挑战专制王权、倡导自由权的事件就爆发了,这就是威尔克斯事件。威尔克斯事件困扰英国政坛达十年之久,并逐步演变成为一场反对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的群众性运动。

  威尔克斯1727年出生于一个殷实的酿酒商家庭,1757年他以7000英镑的代价当选为下院议员。在政治上,威尔克斯与辉格党巨头坦普尔、皮特等人关系密切,并试图以此获得政治声誉和名望。布特入主内阁并担任首相之后,其依附王权、不得人心的政策为下院辉格党反对派攻击政府提供了口实,同时也给威尔克斯对政府发难提供了契机。正是在坦普尔等人的鼓动与资助下,1762年6月,威尔克斯创办了《北不列颠人报》(The North Briton)。在创刊号中,威尔克斯宣称:“出版自由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英国的出版自由将达到何种程度”,“这正是我要努力寻找的。”

  威尔克斯在《北不列颠人报》不断发表一些攻击、挖苦和谩骂布特及其政府的文章。在18世纪60年代大众传媒蓬勃发展、人们对政治的关注度迅速提高的年代,威尔克斯及其《北不列颠人报》顿时引起了民众的关注。

  1763年4月,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发表的演说中,称颂布特政府签署的《巴黎条约》条约是“王室的荣耀,人民的福音。”威尔克斯则在《北不列颠人报》第45期上发表文章,对乔治三世大加批评:“这是否是对……国民的欺骗,我深表怀疑。君主一贯具有诚信、荣耀及清白之美德,一位如此伟大且和蔼可亲的君主,居然以其神圣庄严的名誉,认可这最令人厌恶的政策……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为此感到悲痛。”

  尽管威尔克斯也公开表示其无意侮辱君主本人,因为“君主的演说,在立法机构及公众看来,只不过是内阁首相的演说而已。”在威尔克斯看来,这篇演说是一个违心的“谎言”,是“厚颜无耻的内阁最为寡廉鲜耻的实例”。不难发现,虽然威尔克斯没有指名道姓地辱骂乔治三世,但其实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君主是内阁大臣们的傀儡。威尔克斯如此大胆的抨击,令乔治三世及其“国王之友”政府大为震惊,他们决定立即给予强硬的还击,以转移民众和反对派对于和平条约的攻击。在乔治三世的催促下,4月30日,负责国内事务的国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Halifax)直接签发上面没有名字的“通用逮捕令”(General Warrant),查封了《北不列颠人报》,并且对报刊的作者、印刷者和发行者共40余人实施拘捕,威尔克斯本人被监禁在伦敦塔。

  威尔克斯被囚禁以后,其政治声誉大增。在辉格党人的鼓动下,一些激进主义者将威尔克斯奉为“自由的捍卫者”,并接二连三地举行游行示威,声援狱中的威尔克斯。5月初,威尔克斯接受法庭审判。在法庭上,威尔克斯为自己做了精彩的辩护:“我感受更深的是”,这起案件“牵涉所有贵族和绅士的自由,同时也牵涉最需要得到保护的中层和下层民众的自由。”

  主审法官查尔斯·普拉特(Charles Pratt)是皮特的朋友,在政治上倾向于辉格党,因此做出对威尔克斯有利的判决。普拉特在判决中指出:“作为下院议员,除了叛国罪、重罪以及破坏和平罪以外,威尔克斯享有议员免遭逮捕的特权。”

  因此,对威尔克斯发出的通用逮捕令是“违宪的、非法的和绝对无效的”,逮捕并监禁威尔克斯是对“自由的侵犯”,因此宣布威尔克斯立即获释。法庭的判决令激进主义者欢欣鼓舞,重获自由的威尔克斯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威尔克斯与自由”的口号在伦敦甚至响彻了一年之久。

  对于普拉特做出的法庭判决,乔治三世和内阁极为震怒,他们相信,如果让辱骂和斥责君主和政府的威尔克斯获得自由,那么就等于承认了威尔克斯所言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君主和政府将名誉扫地。乔治三世专门致信内阁首相格伦维尔施加压力:“威尔克斯的放肆无礼依然在持续,这是令人惊异的。”

  在乔治三世及政府的压力下,11月24日,议会下院在没有听取威尔克斯个人辩护的情况下,认定《北不列颠人报》第45期“是对国王陛下前所未有的傲慢无礼和侮辱谩骂,是对议会两院最为严重的诽谤中伤,是对整个立法机构极为放肆的蔑视;它肆无忌惮地公开离间人民对于国王陛下的感情,煽动人民不服从王国的法律,鼓动人民发动反对国王陛下政府的叛乱。”

  议会以258∶133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决议,认定这是一起“虚假的、煽动性的诽谤案件”,而议员不受逮捕的特权“并不适用于撰写和发表煽动性的言论”,并要求立即公开焚毁《北不列颠人报》。五天以后,下院通过的决议在上院获得通过,失去议员资格的威尔克斯面临着重新受审并遭到迫害的命运。无奈之下,威尔克斯于12月底匆忙逃亡法国避难。1764年11月议会召集之际,威尔克斯重新返回英国。但此时议会宣布对他除名,而王座法庭对威尔克斯进行缺席审判,认定其言行违法。威尔克斯被迫再次返回法国,并流亡在外长达四年之久。

  由于当事者的出逃,威尔克斯事件看似平息了。在威尔克斯事件的处理上,乔治三世的个人影响力得到充分体现。乔治三世致内阁首相的信件以及君主对于议会两院的控制,使得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被剥夺。而处于在野地位的辉格党的纽卡斯尔公爵以及威廉·皮特等人,在议会中成为政府反对派,他们借助威尔克斯事件来发动激进主义者和普通民众,掀起了一股反对乔治三世及其个人统治的高潮。反对派认为,王权的强大影响力是推动政府和议会对威尔克斯采取高压政策的重要原因。在一个有着悠久民主传统的国家,这是很不正常的。进而,反对派在议会中提出动议,认为针对威尔克斯的“通用逮捕令”是不合法的,但在议会表决中以14票之差而被否决。辉格党内部的分裂,以及“国王之友”派及独立派议员对王权及政府的支持,使这股反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第一波浪潮很快被平息下去。

  在流亡法国期间,威尔克斯一直在寻找政治机遇。1768年,辉格党内的皮特及格拉夫顿的先后主政,这给威尔克斯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机遇。而北美局势的恶化,失业率的上升以及各地的工人农民暴动,使得激进主义运动开始高涨。2月,威尔克斯跨过海峡回到久别的英国,并首先在伦敦城参加议员的补选,结果因选票数垫底而落空。

  随后,威尔克斯来到中部的米德塞克斯郡(Mid-dlesex)参选,结果以绝对优势当选为议员。威尔克斯当选的消息传到伦敦后,民众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庆祝活动。伦敦城灯火通明,很多建筑物上都写下了“威尔克斯与自由”、“第45期”等声援性标语。一时间,威尔克斯似乎成为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象征。四年前威尔克斯曾被王室法庭缺席审判有罪,而他作为一名逃犯现在居然当选为议员,这是对乔治三世个人权威的极大挑战。恼羞成怒的乔治三世向政府下达指令:“把威尔克斯赶出议会一事,非常重要,必须实现。”

  然而,在如何处置威尔克斯问题上,政府内部因陷入分裂而迟疑不决,这使得威尔克斯获得了主动权。

  4月20日,威尔克斯主动向王座法庭自首。法庭依据四年前的审判结果,判处威尔克斯1000英镑的罚金以及22个月的监禁。威尔克斯入狱后,其议员资格随即被取消,全国不少地方都发生了反对专制政府、声援威尔克斯的集会示威,为期两周之久。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在威尔克斯服刑监狱外的圣乔治广场达到高潮,以至于政府出动军队进行镇压,结果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这被称为“圣乔治广场大屠杀”。

  威尔克斯在监狱中呆了两年,但其政治声望却反而大增。狱中的威尔克斯极为活跃,他时常与反对派领导人会面,谴责政府在圣乔治广场的暴行,并坚持认为政府监禁议员是非法的。1769年2—4月,在米德塞克斯郡举行的下院议员补选中,身陷囹圄的威尔克斯三次当选,但在乔治三世的操纵下,下院连续三次将威尔克斯拒之门外。

  1770年,威尔克斯出狱,其政治声望迅速提升:他先是当选为伦敦市议员,后于1774年当选为伦敦市长。1775年,威尔克斯当选为议员进入议会下院。此时,北美危机的加剧使得乔治三世及其诺斯政府无暇采取措施,而听任“邪恶的威尔克斯”在下院高谈阔论。年迈的威尔克斯依然保持着活力和魅力,在下院提出了有关监狱改革、宗教宽容及议会改革的动议,向乔治三世所代表的“旧制度”发出挑战,并最终亲眼见证了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统治的终结。

  威尔克斯在米德塞克斯郡三次当选议员、却三次被乔治三世操纵的议会拒之门外这一事件,充分显示出这一时期王权对于政治生活的强大影响力。这是王权暂时的“胜利”。在这场“胜利”之后所显露出来的是在整个威尔克斯事件中所激发出来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在当时的政治家中也普遍蔓延,他们对乔治三世的君主权威及其对议会的操控提出质疑和挑战。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员沃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威尔克斯事件中,乔治三世及其大臣的做法是在与人民作对,他这样警告乔治三世:“当他为自己王冠的安全而自鸣得意之时,他应该记得,这顶王冠取之于一场革命,但也会失之于一场革命。”

  1770年,曾经敌视党人政治而拥护君主权威的皮特也在上院发表演说,对于乔治三世的王权扩张提出质疑。皮特认为,“国王的专制权力”不断膨胀,并且主宰议会的决策,与“我们的祖辈”留下来的惯例是背道而驰的。在威尔克斯事件中,乔治三世的个人王权对于政治机构的渗透可谓无处不在,而这种渗透现在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由此而引发了人民的不满。

  群众性的示威集会、激进主义者的质疑和声讨,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二

  乔治三世所建立的个人专制统治,还遭到国内多派政治力量的质疑和反对,并由此引发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危机的蔓延和加剧,最终动摇了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统治的根基,加速了“国王之友”政府的垮台。

  乔治三世的个人专制统治,遭到以埃德蒙·伯克为首的政治家的严厉批判,专制统治的合法性由此遭遇严峻挑战。伯克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律师家庭,年轻时就成为一位知名的律师兼作家。1765年,辉格党人罗金厄姆组阁,经人力荐,伯克成为罗金厄姆的私人秘书,由此投身辉格党而步入政坛。伯克虽然两度进入政府,但时间不长,也并未担任重要职务,而他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作为新一代辉格党的发言人,他的议会演说以及政治理论对于后世影响很大。伯克涉足政坛的时代,恰恰也是乔治三世谋求王权复兴的时代,内阁和议会由于受到操控而成为君主推行个人统治的工具。心怀远大抱负的伯克对于王权的扩张极为不满,他不仅在议会多次演说中痛斥腐朽的君主专制,更是通过著述的方式来对政治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

  18世纪60年代的威尔克斯事件,突出表现了国王通过特权、恩惠和贿赂而对议会的影响和控制,由此而引发了一些公众骚乱以及议会内外政治势力的不满。作为一名辉格党人,伯克于1770年发表《对当前不满原因的若干思考》一文,对于乔治三世的王权发出质疑和挑战,并提出了解决当前危机的重要途经。在这篇被公认的党派檄文中,伯克坚决捍卫1688年光荣革命所确立的议会主权原则,由此而对乔治三世干预政治的做法加以批判。

  伯克认为,当下民众骚动以及普遍性不满的原因,在于国王权力的过度扩张和议会主权遭到侵蚀。“国王的权力,作为几乎已经死亡和腐烂的君主的特权,已经以影响力的名义重新生长,力量比原来大得多,引起的厌恶却少得多。……这种影响力将十足的反对者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种持久的生长和恢复活力的要素;它使国家的不幸和繁荣同时日益增长;这种影响力是君主特权奇妙的替代物,而这个特权,由于不过是陈旧过时的偏见的产物,已经在它原有的耐力之中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腐败和瓦解的因素。”

  随着王权的扩张,国王已经使得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不负责任的权力中心,他通过各种贿赂和恩赐,建立起一个依附于王权的“国王之友”派,以达到控制廷臣和议会的目的。这严重侵蚀到议会主权,损害了议会的独立性,破坏了英国的宪政平衡,由此造成社会秩序的动荡,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为了抵御王权的扩张及维护议会的独立性,伯克提出了种种解决办法。从经济方面看,伯克认为议会要强化对王室开支的控制权,即对于王室的财政拨款实施限制,这至少能从源头上断绝君主利用金钱贿赂议员的现象。在伯克看来,光荣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议会将财政大权收归自己手中,并以此当作与王权斗争的工具,从而确保议会主权;而乔治三世时代这一趋势却被逆转。因此,伯克提倡通过经济改革计划,大力削减王室开支,裁减王室任命的冗官闲职,以此来削弱君主和王室的权力。不过,伯克抵制对于英国宪政推行激进变革的任何计划,因为在他看来,一旦开始这种类型的变革,那么就不会停止,直到整个宪政被完全摧毁,而他所倡导的仅仅是对滥用现存制度的一种修补而已。

  从政治方面看,伯克对于君主以及“国王之友”派的行径极为不满,认为“国王之友”派是为了集团或宗派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小群体或小集团,不讲任何公共原则,“目的只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兜售他们相互串通好的邪恶”,而“与人民的情感和意愿毫无关系。”

  在伯克看来,一个稳定的政府必须努力谋取“公共福利”,而政府的构成不能来自于宗派,而只能来源于“政党”。“政党是联合组织的团体,旨在根据每个成员都同意的特定的原则,通过共同的努力来促进国家的利益。”伯克进一步指出,罗金厄姆领导的辉格党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党,它能够给英国的政治生活恢复早已失去的信心与和谐。温斯坦莱(D.A.Winstanley)指出:“如果没有政党制度所带来的组织化,未经改革的议会下院就处于国王的操控之下。”

  从这个角度而言,伯克为“政党”所作的辩护和正名意义重大,它不仅促进了辉格党自身的发展,而且极大地冲击与削弱了乔治三世及“国王之友”派在下院中的影响力。就在伯克等人在议会内严厉批判乔治三世的专制统治时,一场议会外反对乔治三世及其“国王之友”政府的请愿运动开始兴起。1779年底,约克郡的乡绅、地主、教士、自由持有农等各社会阶层行动起来,他们向国王和议会提交了一份90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主要内容有:一、限制王权,反对王权过度扩张,要求“清除国王身边那些无用的冗官闲职,因为正是他们应该为战局恶化而负责”;二、反对征收沉重的捐税,反对政府过度开支;三、在议会中增加一百名乡绅议员,支持“能导致议会自由恢复的任何值得称颂的改革以及类似的其他举措”,以使议会摆脱对王权及政府的依附。约克郡的请愿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到1780年,全国有24个郡举行了类似的请愿运动。

  请愿运动的兴起,表明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促使乡绅这支传统上支持王权的力量加入到政府反对派的行列之中。

  值得关注的是,约克郡的乡绅请愿运动并非孤立无援、稍纵即逝,而是在议会内部得到辉格党反对派的积极回应。在议会两院,新生的辉格党领导人罗金厄姆、谢尔本、福克斯联合一致,向王权和政府发难。他们一方面攻击诺斯政府的决策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另一方面又指责强大的王权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攻击政府,但背后隐含着的要求是,乔治三世必须为北美危机负责,这实际上颠覆了一直以来的“国王不会犯错误”的传统,王权的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780年2月,与席卷全国的请愿运动遥相呼应的是,伯克议会下院一口气提出了五个议案,其总体目标被界定为:“以确保议会的独立性,推动王室及其他机构的节俭改革。”

  这些议案的内容包括:裁撤冗余机构,如商务部;清除冗官闲职,如第三国务大臣、宫廷财政总管等;推行政府财政改革,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对各种经费开支确立一项固定的分类制度”;对于王室薪俸及王权加以限制,以避免君主利用特权及恩惠来控制政府和议会。伯克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体现了此间辉格党的政治纲领,得到了很多独立的乡绅议员的支持,由此成为打击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有力武器。

  伯克所提出的多个议案,在议会下院仅以微弱多数被否决,但这不意味着乔治三世及其政府的胜利。由于法国、西班牙、荷兰的参战,英国已经彻底丧失了赢得北美战争的可能性,国内危机频发。此时,除了最为保守的“国王之友”派以外,各种政治势力都将矛头指向了乔治三世。4月6日,当议会下院在紧张的气氛中讨论各地送交的请愿书时,辉格党议员约翰·唐宁(John Dunning)趁机提出一项针对王权的动议:“王权的影响力已经增长,并且仍在增长,务必加以削弱。”

  这项动议提出后,立即在下院引起激烈的争论,敌对双方的吵闹声不绝于耳。不少独立的乡绅议员对此表示支持,在他们看来,1777年萨拉托加惨败后,乔治三世不顾民众的意愿,甚至违背诺斯的辞职意愿,继续留任诺斯内阁,这是王权影响力增强的表现,它加剧了国内外的危机。

  最终,下院以233∶215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唐宁决议。随后,政府表示下院有权检查并纠正王室开支中的种种弊病,并将公布下院议员所获取的王室薪俸的数额。趁着这个势头,唐宁又提出一项动议,即内阁应公布其成员从王室薪俸中所获报酬的数额,宫廷的下等官员将不能担任下院议员,这项动议仅以215∶213的微弱多数通过。唐宁决议的通过,应该说议会中乡绅地主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些乡绅地主大多为托利党人,或独立派议员,他们一度是乔治三世及其“国王之友”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而如今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乡绅地主开始倒戈,与辉格党人联手起来反对王权和诺斯政府,这成为乔治三世个人统治倒台的转折点。

  三

  对于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统治造成重创并最终促使其走向终结的,当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及其对于国内政局的影响。关于乔治三世与北美独立运动之间的关系,辉格派史学家的观点曾被广为接受。这种观点认为,乔治三世不仅在英国本土推行专制统治,而且试图将其专制统治扩及到大英帝国,由此而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导致了北美的独立,“乔治三世应该为此负责”。

  在辉格派史学家乔治·屈威廉(George Trevel yan)看来,北美的反抗是一场抵制乔治三世专制统治的防御性运动,它不仅带来了美洲的独立,而且阻滞了专制王权在英国的扩张,避免了英国宪政的颠覆。“因了(为)美洲的巨变,替王位恢复政权的尝试,遂告结束而不再窃发;这倒是一件极关重要之事。”

  辉格派的观点由于修正派史学的兴起而逐渐被人们所抛弃。修正派史学家认为,乔治三世并未谋求颠覆英国宪政,也无意建立一个无议会的君主政治。

  事实上,乔治三世恰恰是持久并坚定地捍卫议会对于海外殖民地的权威。如果说乔治三世对于北美殖民地的丧失负有责任的话,那么仅仅是因为,在1760—1783年间,乔治三世对于北美问题所持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在北美走向独立期间,在坚持殖民地必须臣服于母国这一点上,乔治三世比其同时代人表现得更加顽固,他授意并强化其政府施行对于殖民地的权威,由此造成北美局势的恶化。

  但无可置疑的是,乔治三世及其“国王之友”政府的高压政策造成了双重后果:一方面,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向母国屈服,反而是随着离心倾向的加剧而走向独立;另一方面,北美局势的恶化反过来影响到英国国内政治,院内外反对派活动的加剧以及议会独立派议员的倒戈,最终使得诺斯政府难以控制局势,不得不接受辞职的命运。

  诺斯政府的垮台,成为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终结的标志。

  以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为界限,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1763—1773年的十年间,由于英国政府及议会采取的对北美殖民地的征税政策,北美殖民地掀起了一股反对母国统治的浪潮,英国政府的适度退让暂时缓解了危机,但并没有解决反叛的根源。

  从17世纪初第一批英国移民到达北美开始,到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之时,英国在北美大陆建立了13个殖民地。尽管在许多方面殖民地沿袭了母国的样板,但在经济、宗教、社会结构以及政府建构等方面,殖民地与母国仍然有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到18世纪中叶,一种“独特的政治意识”和“全新的民族认同”

  逐步形成,这成为北美独立的思想根基。七年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英国政府对于北美殖民地施行的征税政策,成为北美反抗运动兴起的导火线。为了弥补七年战争所带来的财政亏空,从1764年开始,英国政府在北美先后开征糖税和印花税,由此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殖民地人民宣称“无代表,不纳税”,这实际上是对英国宪政的最关键部分,即议会的权威发出了挑战。不仅如此,北美殖民地人民还组织起了“自由之子社”,以暴力手段进行对抗。英国的商品在北美遭到抵制,殖民官员的住宅遭到袭击,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持续不断。在英国国内,以皮特、罗金厄姆、福克斯、伯克为首的辉格党政治家也反对向北美征税。1766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法案,取消了针对北美的征税法案,但同时又通过《公告令》,重申英国议会对于海外殖民地拥有立法的权力,北美的局势相对缓和下来。

  不过,从1767年起,查尔斯·汤森德担任财政大臣后,英国政府又接连颁布了几个针对北美的征税法令,俗称《汤森德法案》,规定对北美的玻璃、茶叶、纸张、颜料等征收新税,这些收入将用来支付总督及其他殖民官员的薪俸。《汤森德法案》在北美引发了新一轮的抗议浪潮,一系列暴力冲突引发了流血事件。1770年3月初,一支英军在波士顿遇袭而开枪还击,结果造成5人死伤。

  这一事件被北美民族主义者大加渲染为“大屠杀”,并据此提出英军全部撤离殖民地的要求。此时,乔治三世再也不能容忍殖民地人民的行动和要求了,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反叛的臣民,对于他们的思想,决不能简单听从,而必须彻底摧毁。”

  虽然乔治三世希望政府立即采取强硬政策来镇压北美的抗议运动,但在政府和议会内部,就如何处理殖民地人民的抗税浪潮依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最终迫使诺斯政府采取怀柔政策。4月,诺斯内阁以5∶4通过了一份方案:取消汤森德税法,仅保留茶税一项。诺斯内阁还表示,英国政府此后不会在北美开征新税,但同时由于国王的坚持,茶税依然保留下来,以此作为“英国权威的象征。”

  由此,北美殖民地的抗议浪潮暂时平息下来,但更大的风暴却在酝酿之中。

  在风平浪静了近四年后,1773年,由于东印度公司茶叶在北美的倾销,再一次引发了殖民地的抗议浪潮。对此,乔治三世力促诺斯政府采取强硬政策,他在致诺斯的信中说:“事情已成定局,殖民地或者臣服于我们或者战胜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或者是征服他们,或者是完全放任他们,把他们当外国人看待。”

  乔治三世的这种态度直接对诺斯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12月16日夜,当“波士顿党人”将3艘东印度公司船上的价值万余镑的数百箱茶叶倾入海中后,诺斯政府随即采取了高压政策。1774年5—6月,英国颁布了“不可容忍”的“强制法令”,封闭波士顿港口,并向波士顿派驻军队;停止马萨诸塞殖民政府的自治权,逮捕肇事者并交由英国本土审判。法令的颁布激化了英国同北美的矛盾,殖民地人民开始武装起来。1774年9—10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并未提出独立要求,只是通过了较为温和的宣言以及请愿书,但乔治三世的态度强硬,他致信诺斯:“新英格兰政府处于叛乱状态,只有给予重击,才能决定他们是臣服于这个国家还是走向独立。”

  1775年4月,北美的民兵组织在莱克星敦(Lexington)开始正面交火。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会议仍然向乔治三世发出请愿书,要求他出面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并将殖民地议会与英国议会同等看待。然而,决心捍卫英国议会最高权威的乔治三世,断然拒绝了这份“橄榄枝”请愿书,并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之中。

  乔治三世的表态令北美殖民地人民彻底失望。此时,激进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的著作《常识》(Common Sense)在北美广为发行。在潘恩看来,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事业的最终结果就是独立,“对于国王的信任只会上当受骗,因为乔治三世比起他的大臣们更坏。”

  潘恩著作的传播对于推动北美走向独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言怒斥乔治三世的种种专制暴行,认定他“不配做一位自由民族的统治者”;宣言由此宣告解除对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建立自由独立的合众国。这样,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走上了公开决裂的道路。北美宣布独立给予英国方面以当头一击,乔治三世及其廷臣、议会多数都决心用武力来解决这场叛乱。乔治三世11月4日致信诺斯,信心百倍地表示:“我相信,叛军很快作鸟兽散。”次年2月24日,他又写道:“来自美洲的战报十分令人惬意。”

  的确,在1777年10月之前,英军在战场上握有绝对的主动权,乔治·华盛顿领导的美军由于军备简陋、供给不足而不断遭到重创。然而,1777年10月17日,约翰·柏高英(JohnBurgoyne)率领的8000名英军在萨拉托加被围并投降,这成为北美独立战争的转折点。

  随后,法国、西班牙、荷兰先后加入对英国的战争,这使得美军在战场上逐渐获得了主动权。1781年10月19日,康华里斯(Corn wall is)领导的英军在约克镇投降,这实际上意味着北美独立战争的终结。1783年9月,英国和美国签订了《巴黎条约》(The Peace of Paris),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

  在北美反抗运动初期,罗金厄姆、皮特等辉格党政治家就以反对向北美征税而著称,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到诺斯政府当政时期,除了茶税以外,向北美开征的新税全部取消了,北美局势得以缓和。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导致北美局势恶化、殖民地走向独立期间,议会内的辉格党反对派趁机活跃起来,他们抓住时机,不断攻击乔治三世及其“国王之友”政府的北美政策,由此引发了国内的政治危机。作为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报复,当诺斯政府提交的“强制法案”在议会两院通过之时,罗金厄姆派辉格党人一直持坚决抵制态度,认为这只会火上浇油,恶化局势;年迈的皮特也很少见地来到议会上院发表演说,抗议英国政府对于波士顿所采取的高压政策。对于北美时局,政府及大多数人都认为,一旦英国诉诸武力,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很快将土崩瓦解。与这种主流认识截然不同的是,辉格党的新老两派都认为,对于北美的征服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这方面的努力都将带来灾难。他们因此认为,坚持在北美无法付诸实施的权利是极其不明智的。

  作为辉格党的新兴领袖,罗金厄姆极力批评政府的北美政策,他在1775年指出:“英国的大多数人现在正在受到政府、宫廷及其唆使者的蒙蔽和欺骗,对于美洲的武力政策因此被直接采纳,并得到所有阶层、行业、职业群体中多数人的支持。”
当1777年英军在萨拉托加遭遇惨败的消息传到英国后,罗金厄姆竟然高兴地说:“这下我可以放心了。”作为辉格党的政治代言人,爱德蒙·伯克认为北美殖民地人民同样是英国人,应该享有最基本的自由权。伯克希望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立即化解由于征税、议会权利问题而产生的争端,恢复此前那种相互信任的血脉关系。

  在伯克看来,母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那种感情纽带,“就如同钢铁那样坚硬。”1778年,北美战局恶化之时,乔治三世及诺斯政府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他们对于权力的垄断及其滥用被认为是战场失利的重要原因。伯克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为什么国家陷入目前的危机之中?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力?因为过于强大的行政当局已经腐化了宪政中自我调节的力量。”

  如同此前反对印花税时的态度一样,皮特一如既往地主张对北美殖民地实施安抚政策。1775年,皮特曾提出,在明确承认英国议会最高权威的前提下,英国可以赋予大陆会议以征税权和立法权。1777年,当英美军队在战场上激烈交战之时,皮特在下院竟然宣称:“我是一个英国人,但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的话,当外国军队踏上我国的国土之时,我绝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辉格党政治家们在议会内外发表的一系列攻击政府的言论,极大地侵蚀着诺斯政府的根基;而由于政府决策失误而造成北美战场上的失利,反过来又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危机。

  1777年10月萨拉托加惨败之后,内阁中一些政治家开始抛弃诺斯,而议会中的不少独立议员也不再信任诺斯政府,这使得诺斯实际上丧失了对内阁及议会的控制权。1778年初,诺斯致信乔治三世,表示“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将毁坏陛下的事业”,因此提出辞职,但被乔治三世所拒绝。这是因为,除了让诺斯留任以外,乔治三世很难再找到一位愿意继续推行北美战争的首相,让辉格党反对派执政则意味着在北美战争问题上的示弱,这是乔治三世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在乔治三世的坚持下,诺斯政权又摇摇欲坠地维系了近两年时间,但此间北美战场上的局势却越来越不令人乐观。

  在北美战场上,由于法国、西班牙、荷兰的涉入,英国打赢北美战争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1781年11月底,当英军主力在北美约克镇败降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极为震惊,反对乔治三世个人专制统治、要求诺斯内阁立即辞职的呼声再次高涨起来。当诺斯获悉约克镇败降的消息后惊呼道:“噢,我的上帝,一切都完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一方面,英军的投降意味着北美战争的决定性转折,要想扭转局势几乎不可能,而承认北美独立将是迟早的事情;另一方面,诺斯内阁的命运与北美战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北美的独立必然带来诺斯内阁的垮台。此时,内阁和议会中的反对派力量迅速增长,这不仅包括长期反政府的辉格党人,还包括不少托利党人和独立的乡绅议员。这股势力联合起来,向乔治三世及诺斯内阁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停止战争,实现和谈。但乔治三世仍然不肯承认失败,正式拒绝了停战和谈的请求,反而要求议会和政府坚决地协力相助,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乔治三世的顽固态度使得战争仍在继续。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英国海军连遭败绩,制海权几乎完全丧失,全面的溃败在所难免。1781年3月中旬,辉格党人在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认为现政府的继续执政“将导致国家的毁灭,”要求诺斯政府立即下台,这项动议在表决时仅以十票之差而被否决。随后,辉格党人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弹劾政府的议案,许多托利党人已决心支持该议案,而议会中的乡绅代表也“决心完全撤回对政府的全力支持”。这充分表明,乔治三世顽固的战争政策不仅危及到工商业阶层,而且危及到贵族地主的利益,从而促成了他们的联合。由此,“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失去了社会基础,倒台之日屈指可数了。”

  为避免被弹劾的命运,3月18日,诺斯向乔治三世递交了辞职信,信中写道:“确信无疑的是,本届政府将难以为继了”;下院已准备提出议案,即“公共事务的处理权不能再交到现任内阁大臣手中”;显然,下院“无论如何都希望更换政府,这股激流太强大了,无法抵御。而陛下完全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国家,王座上的君主,不能轻易反对下院深思熟虑的决定”。“陛下的前任君主们……曾不止一次地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屈从于议会的决定,……他们所做出的这些让步从来不被认为是有失体面的,反而被认为是他们处事明智的标志。”“如果陛下能仿效您那些最有声望和荣耀的前任君主们,最终顺从下院的意见和愿望,您将不会丧失任何名誉。”

  对于诺斯的辞职请求,乔治三世从心底里不想接受。他很清楚,接受诺斯的辞职,将意味着他所支持的北美战争政策的失败,辉格党反对派的上台组阁将难以避免,而这意味着其个人统治的终结;而继续让诺斯内阁留任已几乎不可能,议会内部反对派力量的滋长,只可能造成诺斯内阁被弹劾下台的命运。也就在乔治三世犹豫不决、左右为难之际,辉格党人开始在下院正式提出弹劾政府的议案。为避免议案付诸表决,两派之间斗争激烈。显然,一旦付诸表决,诺斯内阁必将因弹劾而垮台。为避免这种不体面的结局,乔治三世才极不情愿地同意诺斯的辞职。在27日致诺斯的信中,乔治三世写道:

  “决定命运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当下的种种不幸以及下院意见的突然转变,迫使我做出更换内阁的决定。……千言万语也难以言表我的悲伤之情,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我将始终如一地把你既当做可信赖的臣仆又当做知心密友来看待。”诺斯政府垮台后,乔治三世仍希望扶植“国王之友”派组阁,并向大法官瑟洛勋爵(LordThur-low)伸出了橄榄枝,但瑟洛并无意收拾这个残局,他向乔治三世汇报说:目前只有“罗金厄姆、谢尔本(Shelburne)及其党羽有能力并且愿意组阁。”乔治三世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能极不情愿地任命罗金厄姆上台组阁。随着辉格党迅速接管政权,乔治三世的个人专制统治宣告结束。

  光荣革命后英国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是一种二元的君主立宪制,君主和议会共享权力,而在某种程度上,君主成为权力的中心,“不仅是立法机构的一部分,而且是惟一的行政首脑”。

  不过,随着王权和议会之间的不断斗争,以及汉诺威王朝初期君主对政治的漠视,王权因此不断遭到削弱,议会主权逐步确立起来。这一变化体现出英国从君主政治向贵族寡头政治的转变,而权力中心的向下转移推动了英国向相对民主的政治体制迈进。不过,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乔治三世统治前期,王权得到空前加强,政府和议会都受到王权的染指,权力中心向下转移的趋势被逆转,这改变了此前延续已久的政治走势,显然不符合历史潮流。在辉格党反对派以及各种激进势力的长期努力下,乔治三世的个人专制统治终于随着北美独立而走向终结,这使得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君主立宪制的发展又回到原来的轨道。经历了乔治三世时期的回光返照后,此后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成熟以及责任内阁制的形成,英国王权才走向衰落,君主“统而不治”的时代逐渐降临。


  参考文献:
  [1]Steven Watson. The Reign of George III 1760-1815[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0.
  [2]W. A. Barker,G. R. Aubyn and R. L. Ollard. A General His-tory of England 1688-1832[M]. London: A. & C. Black Ltd,1963.
  [3]Leonard Cowie. Hanoverian England 1714-1837[M]. London:Bell & Hyman Limited,1967.
  [4]Neville Williams ed. ,The Eighteenth-Century Constitution 1688-1815: Documents and Commentary[M].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60.
  [5]王觉非. 近代英国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Thomas William Heyck. The Peoples of the British Isles: A NewHistory From 1688 to 1870[M].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Company,1992.
  [7]陈志瑞,石斌. 埃德蒙·伯克读本[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8]Rebecca Fraser. The Story of Britain[M]. New York: Norton &Company,2003.
  [9]Dorothy Marshall.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M]. Essex:Longman,1982.
  [10]刘金源. 论乔治三世前期英国王权加强的原因[J]. 英国研究,2011( 3) .
  [11][英]屈勒味林. 英国史[M]. 钱端升,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2]E. P. Cheyney. Readings in English History Draw From the O-riginal Sources[M]. Boston: Ginn and Company,1908.
  [13]David Harris Willson and Stuart Prall. A History of England[M]. New York : 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4.
  [14]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M].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Publishers,197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