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历史学家之争”的全过程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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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以《基本法》(Grundge-setz)为基础的波恩民主体系,经过十多年的构建,逐步塑造了以自由民主为精神内涵的国家意识。

  作为德国历史上自由民主共和国的第二次政治实践,联邦德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极端的右翼政党以某种改头换面的形式重新登上了德国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舞台。人民、家园、历史传统意识、反多元主义、反智主义、秩序、服务、义务、纪律———诸如此类的观念,被右翼所整合改造,并在广泛的学生运动退潮之后,与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复兴的思潮合流。这种民族主义复兴的右翼思潮,对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新提出了一种新要求:德国人必须对历史尤其是第三帝国历史进行重新的编撰和审视,将这一段历史洗清,让德国从这一段历史中走出来,发展出一种新的、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权力意识与国家意识。

  德国民众需要在这种新的民族意识基础上寻找到一种新的全球定位① 。在此背景下,1986-1987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爆发了一场激烈而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

  一、“历史学家之争”的缘起

  德国右翼历史学家、着名的法西斯主义研究专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于1986年6月6日在 《法 兰 克 福 汇 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Zeitung)上发表了《不愿过去的过去》② 一文。在该文中,诺尔特提出一种重新审视纳粹历史的主张。首先,诺尔特认为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关于“德国人罪责”的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妨碍了关于纳粹的学术研究———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化了的政治立场和立论基础,从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思维方法是值得质疑的;其次,他认为大屠杀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是希特勒的榜样。为此,诺尔特提出,要从整个20世纪的广阔背景出发,将纳粹罪行与该世纪其他的大屠杀行为与暴行加以比较研究,从而确定第三帝国以及大屠杀的历史位置。他认为希特勒的纳粹思想体系针对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纳粹的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对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反应,而第三帝国的战争是防卫犹太人的威胁。诺尔特的论断,其本质是要将第三帝国及其大屠杀进行历史化的修正与去政治化的处理,从而使得德国历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不再有本质上的区别。

  与诺尔特具有同一立场的有米夏埃尔·斯徒尔默(Michael Stürmer)、安德烈斯·希尔格卢伯(Andreas Hillgruber)等历史学家。在诺尔特的文章发表之前,斯徒尔默就发表了《没有历史的国度中的历史》一文①。在他看来,二战以后的联邦德国被整合进北大西洋政治体系之中,并逐渐变成了一个民众自我意识淡薄、代际鸿沟巨大和文化-价值传统逐渐转型的无史之国。因此,为了重建德国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就必须寻找回失落的历史。

  具体而言,就是在对第三帝国的历史研究中,应该避免对纳粹德国历史的双重损害:一方面是左翼对历史步步紧逼的扼杀,另一方面是右翼对历史带有技术统治色彩的轻视。与诺尔特类似,希尔格卢伯在《双重陷落》②一书中,也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材料出发,对苏联红军在东线战场进行的“战争暴行”的历史事实进行了爬梳,并认为应该对纳粹时期的德国历史图景作出一种修正式的理解与评价。他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是犹太人的浩劫,而二战尾声之际德国人在东线被驱逐以及后来德国的分裂,则是德意志人的浩劫。这两场浩劫具有同质性,因为它们共同的历史语境都是20世纪在欧洲普遍存在的强制迁徙和屠杀的大规模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诺尔特的《不愿过去的过去》一文,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与希尔格卢伯具有相似性;而在研究的意图、历史意识的功用性以及政治诉求方面,诺尔特又与斯徒尔默具有紧密的契合。

  这种历史学科的修正主义立场,遭到了德国思想界的强烈反弹。

  1986年7月11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时代周报》(Die Zeit)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种损害赔偿方式》的文章③。在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对上述三位历史学家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三者所代表的史学研究取向是一种对第三帝国历史的辩护和修正。哈贝马斯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历史学家之争”的全面爆发。

  二、论争的爆发:哈贝马斯对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

  事实上,哈贝马斯并非第一个对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者,在他之前,弗赖堡大学历史教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就曾公开表示了对诺尔特观点的反对。而几乎与哈贝马斯的文章同时出现的,米夏·布鲁姆列克(Micha Brumilk)的文章《新的东部战线国家神话》④则直接批判了希尔格卢伯的《双重陷落》一书。之所以将哈贝马斯的批判性文章视为“历史学家之争”全面爆发的标志,原因有三。

  第一,与其他批判文章相比,哈贝马斯的《一种损害赔偿方式》将修正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的观点立场加以系统化的整合与处理,旗帜鲜明地标明了自身的思想立场与批判的主要环节,并为这种针对具体历史研究的批判赋予了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强度,从而为后续论争的铺开勾勒出了基本的战线。

  第二,哈贝马斯对史学论争的介入,一方面意味着,就历史学科领域而言,自70年代开始的、左翼的历史社会学学派与右翼的历史主义学派之间对抗的延续和深化;另一方面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也意味着持启蒙现代性基本立场的社会哲学家与保守主义之间漫长而激烈的冲突在新时代语境下的凸显。第三,由于哈贝马斯在德国思想学术界具有极大的思想辐射力,并且他经常在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媒体上发表辩难性文章,他被视为德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他的批判性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思想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哈贝马斯在文章中将诺尔特、斯图尔默与希尔格卢伯三人的观点加以整合,并对体现于他们研究当中的对第三帝国的“辩护趋势”加以批判。哈贝马斯首先指出,斯徒尔默继承了德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约阿西姆·黎特(Joachim Ritter)及其传人的新保守主义世界图景,是一种典型的修正主义历史意识。这种思路将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一种损害的赔偿方式:由于个体在物质化的工业社会中变成了一个被异化的社会细胞,因此需要一种身份建构意义上的补偿。而在社会整合和个体身份认同二者之间,斯徒尔默感兴趣的是前者。在他看来,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中,谁决定记忆的内容,谁创造概念并阐释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因此,在去魅化的现代社会,就需要依靠民族和爱国主义提供一种更高的意义来填补上帝退场之后的空白并实现社会整合的完成。在此意义上,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历史科学,应该生产并传播一个能够培养民族共识的历史图景。接下来,哈贝马斯批判了希尔格卢伯的《双重陷落》。他认为希尔格卢伯所选择的论述视角只适合于集中营的受害者,并将研究置身于昔日战士的经验之中。这种研究路径不适用于整个德意志民族。因此,希尔格卢伯就只能为东部德军战士的“崇高”斗争得出一种自以为是的结论。

  接下来,哈贝马斯重点批判了诺尔特。他认为,虽然诺尔特并非专注于“身份认同问题”的正宗保守主义叙述者,但是他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判断解决了斯徒尔默在赋予更高意义和学术研究之间进退两难的问题,并由此将其陈述与柬埔寨波尔布特的恐怖政权勾连起来。诺尔特通过重建大规模恐怖的历史背景,来论证了这一强有力的判断,即在东西方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所组成的图景中(如古拉格、布尔什维克革命、斯大林流放富农、大规模恐怖的先驱巴贝夫等),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对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反抗,一种由幻觉和激情所驱使的反抗,渴望着重建合理的独裁世界。在这个数百年来席卷全球的恐怖语境中,灭绝犹太人似乎变成了一个不无遗憾、但却完全合理的结果。

  对于诺尔特这种将纳粹历史历史化的做法,哈贝马斯不无讽刺地指出:“我们不能用希尔德布兰德和斯徒尔默提出、并由希尔格卢伯和诺尔特所推行的修正的冲动来主导这种历史化,以上诸公已经开始抖落过去的包袱,正愉快地转向道德中立。”而在重建社会认同的问题上,德国分裂这一现实,要求德国人必须找到自己的身份,这一身份不再基于民族国家,但也不能没有民族。意识形态设计师想就复兴民族意识达成共识,同时他们也必须消除北约领域内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负面认识。哈贝马斯指出,诺尔特的论点在两个方面对这种解放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第一,纳粹罪行至少作为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回应是情有可原的,因此也就无所谓独特性。第二,奥斯维辛的意义就只存在于技术模式上的革新,而对它的解释也被置于这样一个基础上:

  来自敌人的“亚洲式”威胁迫在眉睫。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哈贝马斯本人的立场。他坚持认为,一方面,纳粹历史的历史化,不能任由修正主义的历史叙事所支配。这是因为,修正主义者不能通过随心所欲搭建起来的历史背景来指引和阐释当下,而强化方法论意识同样意味着终结对历史封闭的理解,并排除任何可能被官方历史学家加以限定的历史概念。理解模式不可避免的多元化正反映出开放社会的结构。这种多元有助于人们更清晰地理解自身身份形成的传统。这对于批判地利用传统并形成一种历史意识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历史意识与所有传统的身份认同形式水火不容,与封闭和有机的历史意象也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强调了在现代政治的条件下,重建社会整体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并非是依赖于民族身份的传统形式,而是一种被称为宪法爱国主义的观念。

  哈贝马斯说:“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的开放是我们战后最伟大的智力成果;我们这一代应该对此尤为自豪。……确切地说,联邦德国的开放是通过克服欧洲中心的意识形态实现的,修正主义者正试图在地缘政治方面鼓吹什么‘德国在欧洲由来已久的地理中心位置’(斯徒尔默)和‘重建受损的欧洲中心’(希尔格卢伯),来煽动我们这种意识形态。只有一种爱国主义才能让我们不远离西方,那 就 是 宪 法 爱 国 主 义 (Verfassungspatriotis-mus)。不幸的是,奥斯维辛有可能让德国人旧的文化观念缔结于普遍主义宪法原则时,深陷于负罪感的泥淖。那些想要用‘被负罪感纠缠’这样的句子驱走我们面对这一事实羞耻感的人,以及那些想召唤德国人回归其民族身份传统形式的人,都在破坏我们与西方联系唯一可靠的基础。”

  三、交锋:在批判与辩解之间

  随着哈贝马斯这篇“战斗宣言”的发表,论争双方的代表性人物及其各自的支持者们都纷纷卷入了这个话语交锋的大战场。左右两翼的历史学家纷纷发表文章,将这场论战推向了高潮。其内容涉及德国反犹史、德国历史编纂中的第三帝国与大屠杀、德国所要承担的罪行等核心问题。大致而言,以哈贝马斯为首的一方主要包括了海因里希·奥古斯特 · 温克勒、艾布哈德 · 耶克尔 (EberhardJckel)、马丁·布洛撒特(Martin Broszat)、汉斯·蒙森 (Hans Mommsen)、于 尔 根 · 柯 卡 (JürgenKocka)、库尔特·松特海默(Kurt Sontheimer)等人。与之相对的思想阵营,则有恩斯特·诺尔特、安德烈斯·希尔格卢伯、米夏埃尔·斯徒尔默、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Klaus Hildebrand)、约阿西姆 · 费 斯 特 (Joachim Fest)、伊 曼 纽 尔 · 盖 斯(Imaneul Geiss)、哈根·舒尔策(Hagen Schulze)等人。如此泾渭分明的思想阵线,其观点交锋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作为一场 学 术 思 想 论 争,“历 史 学 家之争”双 方 阵 营 所 关 心 的 首 要 环 节,是 史 学 研究领域内 部 的 方 法 论 和 历 史 叙 事 的 逻 辑 性 问题。因为,只 有 经 过 了 相 对 严 格、理 性 的 专 业学术性审 视、批 判 与 辩 护,论 争 双 方 才 能 够 为自己所持 的 观 点 立 场 寻 找 到 一 种 合 理 性 的 基础。因此这场论争关注的一个核心问 题 是:在方法论层面,在何种意 义上,纳粹时期 能够、而且应该在公众意识中被历史化?

  在批判历史修正主义的阵营中,艾布哈德·耶克尔通过《强加的糟糕实践》①一文明确指出,在历史学科的训练中,“最难的就是把历史原因勾连起来。历史原因并不就是在那存在着,等着人去寻找和发现。此外,有两个不同的东西需要区分。其一,是指参与历史进程的动机;其二是一个行为得以在其间构想的条件。历史学家们所作的就是竭尽全力地弄清这两件事情”。在耶克尔看来,恰恰是在这事关历史学专业素养的关键问题上,诺尔特及其盟友犯下了错误。诺尔特在纳粹暴行与“布尔什维克暴行”之间建立了一种臆想的因果逻辑关系:后者是前者在逻辑与事实上的先导。针对这种历史叙事,耶克尔诉诸于史料进行了批驳:“希特勒经常提到,他为什么希望铲除或杀死犹太人。他的解释表现为一个复杂并且具有自身逻辑性的理论构设,在其中我们可以验证几乎所有的细节。其中,希特勒并没有提及鼠笼、布尔什维克的屠杀、以及对他们特别的恐惧。相反,希特勒始终确信,由于处在犹太人统治下,苏俄是一个没有抵抗力的泥腿巨人。”

  与耶克尔的文章相呼应,尤尔根·柯卡的《不可因斯大林和波尔布特而将希特勒压抑》②一文,则对诺尔特的思路进行了清理,批判了诺尔特将纳粹主义相对化、并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的做法。

  柯卡认为,承认相似性并不意味着淡化“德国的灾难”,也不意味着否认法西斯主义概念,否认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巨大鸿沟:二者在意识形态,在各自的未来蓝图、社会原因与后果,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价值和地位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差别。

  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全欧洲范围内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与斯大林主义在苏维埃全境消灭富农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是高度工业化、相较而言高度组织化的希特勒帝国中官僚化、冷酷、严密的大屠杀系统;而后者则是落后的斯大林帝国中残忍的内部混战、大规模的“清洗”、奴役和被迫饿死。柯卡认为,诺尔特及其盟友的“这样一种做法,它试图不从本质上否认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而是对其进行相对化处理,并重新界定其历史地位。……这一具有某种治疗功用的心理抑制和回避清算这些罪行给受害者带来不公所产生的愤慨,是纠缠在一起的”。

  而诺尔特的 支 持 者 则 普 遍 认 为,哈 贝 马 斯对诺尔特等人的批判,是一种建立在后者观点的歪曲基础上的误解。哈根 · 舒尔策在《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历史学立场脱不开民族身份认同》①一文中指出:诺尔特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纳粹大屠 杀 的 唯 一 性。 他 还 暗 示 了 哈 贝 马斯并没有 从 专 业 的 历 史 学 研 究 所 遵 循 的 方 法和思维出发来进行言说。这 是因为“历史学 家绝不会宣称,两个历史 事件 是一 样的,相反,他们会寻求一个纯粹规范的过程,借此将两个或者更多单 一 事 件 统 合 到 一 个 更 高 层 次 的 观 点上来,而这一观点的形成构筑于一个共同的视角。通过这种方式,不 论是相似性 还是差 异 性都能够一目了然。对于历史学科而言,历 史 事件的独特性和可比性并行 不悖,相辅相 成。 如果说恩斯 特 · 诺 尔 特 或 者 安 德 烈 斯 · 希 尔 格卢伯这样的历史学家,因为试图在历史事件之间寻找可比性,就说他们否认奥斯维辛的独特性,这样 的 说 法 是 站 不 住 脚 的。 当 然,如 果 诺尔特和希 尔 格 卢 伯 的 比 较 是 建 立 在 经 验 或 逻辑错误基 础 上 的 话,我 们 是 可 以 驳 倒 他 们 的。

  但哈贝马斯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证据。”

  而诺尔特的忠实盟友安德烈斯·希尔格卢伯,则在一篇题为《研究无禁区》②的访谈中,指责哈贝马斯的批判性文章并非是出于学术的目的,而是出于政治动机。这表现在他把一切都与科尔内阁在柏林建造德国历史博物馆和在波恩建造德意志联邦德国历史馆的计划牵扯起来。在希尔格卢伯眼中,哈贝马斯在历史学方面的专业素养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哈贝马斯既“没有跟上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的发展……更糟糕的是,他还伪造和窜改引文,这也是他进行有效的歪曲编造所必需的。……学术研究中的‘修正主义’在所有学科中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实际上它是一种学科的标准。但是现在,‘修正主义’却变成了一个带有论辩色彩的概念,甚至是一个‘斗争’概念……”而希尔格卢伯针对哈贝马斯对他本人的批评,则通过《尤尔根·哈贝马斯、卡尔—海茵茨·扬森和1986年的启蒙运动》③一文进行了激烈的自辩与回应。在他看来,哈贝马斯缺乏历史学专业知识,却企图决定对历史学研究视角的合法性问题。他质疑到,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那么“在这里是不是要与我们的自由宪法相违背地来颁布一个原则,来规定历史学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呢?”

  在这里,希尔格卢伯诉诸的是学术自由的原则,而这一点与“历史学家之争”观点交锋的第二个主要层面紧密相关。论争双方在这个层面的相互攻击、短兵相接十分剧烈,双方都想从对学术与政治的张力关系的考察和论证中,来检验对手的学术伦理是否经得起检验。这一事关学术伦理的层面,又涉及到对所谓的“历史意识的丧失”和历史学科的公共教育使命等问题的争议。毫无意外,论争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基本的学术伦理,都认为对方的学术言论屈服于了政治,其言论皆由各自的政治立场所决定,且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

  库尔特 · 松 特 海 默 在《化 妆 师 们 正 在 粉 饰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中明确指出,这些新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想要迎合当下主流的政治好恶,想要给历史披上政治或者国家利益的外衣,并为这一企图提供论据。为了重新塑造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意 识,他们接续了从 前 民 主 时 期 德意志民族主义历史的编纂传统。历史学家的这一方案目前有两个 方向:其一是 对 国 家 社 会 主义罪行进行弱化、相对化、正常化以及日常生活化;其二是为了创造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意识,而孜孜不倦地揭 示并展示相关的 历 史 人 物、历 史过程以及历史时期。此类事情当然不是在政府的‘钦 定’下 发 生 的,但 是 毫 无 疑 问 它 是 在 转向———即政府中的保守转向。这一转向要求重新赋予历史以提供民族身份认同的功能。”

  ④与这种批评意见针锋相对的是,诺尔特等人认为,恰恰是以哈贝马斯为首的阵营自身是由政治动机所左右,对历史学家们客观的学术研究强加上了一种 并 不 存 在 的 罪 责。赫 斯 特 · 默 勒 (HorstMller)在《不能如此,也不允许如此:为近代史论争的客观化进行辩护》一文中指出:所谓历史新修正主义的倾向并不存在,这“只不过是哈贝马斯的捏造,那些不明就里一味盲从的人往往把‘批判’挂在嘴上,却没有心思去了解学术讨论的情况,也不看被攻击者的着作。哈贝马斯如此,他的追随者也如此,且为数不少。他们对历史的学术问题根本不感兴趣,而很明显地完全是出于政治的动机才进行所谓的历史问题探讨。他们想要揭露的,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哈贝马斯基于社会政治动机为1933年后的历史勾勒出一幅特别的历史图景,是对联邦德国学术多元性的误解,也是对学术自由最基本戒律的漠视。”

  ①诺尔特在《法兰克福汇报》最为重要的盟友约阿西姆·费斯特,则在《亏欠的记忆:关于国家社会主义集体罪行独特性的论争》一文中进行了总结性的陈述:“尽管获得了政治层面的激励,公众仍未走出希特勒及在其统治内所犯罪行所投下的阴影。

  同样在所难免的是,这一阴影一如既往地笼罩着所有对历史论争与分析的严肃尝试。历史学家的学术正直也包含着这样一种意识:他的工作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要面对大众,且伴随着各种各样不可预知的强化或者弱化的效果。他不能对这些影响置之不理,尽管如此,还必须继续提出问题,寻找答案,不断前进。这需要责任意识和内在独立。一种错误的溜须拍马的惯例是完全没有用的。这种惯例恰恰是由一种从众主义所造成,这一从众主义以道德名义,质疑一切维护提问自由的立场。最迟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这种观点就十分盛行,即一切有悖于当时主流观点的历史理解都会被指责为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密谋。……历史学的这一陋习近来有了新花样。它源自尤尔根·哈贝马斯。”

  ②客观地说,诺尔特阵营以学术自由和学术伦理作为自辩与反驳的理由,是十分有力的。因为,这个层面的论争内容,实际不仅仅涉及到如何评价第三帝国及其历史的具体问题,更涉及到历史学研究本身的合法性与学术自由的合法性问题。诺尔特等人的历史学研究,的确开启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角度和思维。

  然而,这样的自辩和反驳,在哈贝马斯看来是成问题的。他认为这些新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显然没有搞清楚这场论争所涉及到的关键问题并非是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的混淆,而是历史学研究在社会实践领域的公共性问题。他在《论历史学的公用:联邦德国的官方自我认同破裂》一文中说:“我们进行这场论争,是为了从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中找到正确的答案。我们不应把这场论争放置在我们并未亲身参与的竞技中来。也不应该把这场论争与学术专家的讨论混淆起来,因为历史学家与学者的工作以及研究视角一定是从第三人称的客观视角出发的。历史学家的比较研究工作以及他们的学术研究一定会对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影响。但学术研究的结果首先必须经过中介和各种媒介的闸门,通过参与者的视角,才能进入传承传统的公共河流中。只有在这里,才能从比较中得到对历史的清理。所谓的政治和学术的混淆,引发了论争者好面子的愤怒,这本身就将论题推向了错误的轨道。……这不是波普尔与阿多诺的区别,也不是学术歧见问题或者价值判断自由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公用问题。”

  ③这场论争所涉及到的是当代史叙事中的修正主义在政治上的移植:

  进行保守转向的政府和政治家们,恰恰借此推动了修正主义历史书写的势头。因此,历史学家之争是一次历史—政治思想的结构性重组,其核心问题是:公众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塑造纳粹时代的历史意识?而历史的修正主义使得历史学科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研究领域:用极权主义理论观点来描述纳粹时期;集中探讨希特勒的人格和世界观;聚焦于统治的结构和社会体系的结构。此外,由于论辩双方所借助的平台或中介,并非是专业的学术刊物而是大众媒体,因此,论争就不仅是学术观点的冲突,更是一场发生在公共领域当中的思想交锋。

  如果要以学术自由的理由作为历史修正主义者之言述的正当性之根据,那么就必须考虑到这些言述得以出场的中介环节和空间场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对历史学公用性的强调,强有力地击中了历史修正主义者的要害。

  四、“历史学家之争”的退潮、延续与反思

  从1986年夏天开始,到1987年1月,论争都处于如 火 如 荼 的 阶 段。论 争 缓 和 的 标 志,是 在1987年初夏,慕尼黑的皮珀尔出版社将这场论争的重要文章集结出版,并邀请双方阵营的主要人物撰写后记式的说明文字①。1993年,这一文集又有了英文译本《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纳粹屠杀犹太人独特性问题论争原始文献》②。论争双方虽然不再在大众媒体的副刊或政治版面上进行短兵相接,但是却以论争自我历史化的方式在进一步地延续着。诺尔特于1987年出版了《过去的流逝》③一书,作为对于论争过程中以哈贝马斯为首的阵营向他进行攻击的回应。同年,哈贝马斯出版了与论争中那篇战斗檄文同名的政治评论集《一种损害赔偿方式》④。在该文集中,哈贝马斯延续了对德国新保守主义的批判,并集中阐述了他个人的历史哲学观以及历史图景建构对于社会政治文化和公共意识的意义。此外,历史学家之争的后续推进,从大众视野中转移到了专业的学术研讨会、学术会议和大学课堂之上。而国外学者也以一种他者的视角,在论争逐渐尘埃落定的时期介入到了论争之中。

  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德统一造成了整个德国社会和国际社会思想-文化氛围的剧烈变动。公共舆论与思想学术界都聚焦于德国统一与新德国的重建这一重大事件。而后续发生的东欧巨变与苏联解体,则更进一步吸引住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历史学家之争”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事隔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这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论争,或许会有一种由于时间和历史的间距所带来的客观性。

  就学科发展史的视野来看,任何一门专业学科在其重要的转型时期,在知识生产和研究范式方面的转型,往往是受到社会实践领域的外部演进与学科内部的自身反思之双重刺激所形成的。坦率地讲,在论争发生的学科转型期,历史学的知识生产机制和研究方法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哈贝马斯及其支持者们忽视了这种变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当代史学研究中,尤其是当跨民族史学研究兴起之后,当年诺尔特把纳粹历史放置于欧洲和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中进行比较性研究的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接受;而将个人经验和视角投射进历史叙事方式,也得到了当今学界的接受。但另一方面,诺尔特及其盟友们,则没有理解哈贝马斯基于哲学和思想史的考量,以及基于保守主义所可能对政治共同体所带来的伤害的担忧,而对历史学研究尤其是对纳粹历史研究所提出的严格要求。诚然,在德国的统一以及在重建民族认同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当年哈贝马斯所担心的历史修正主义与保守主义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但是如果没有像哈贝马斯之类的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警示和提醒公众,没有对德国传统的反文明、反西方的潜流中不时沉渣泛起的因素加以审视和警惕,那么任何对历史进行“正常化”的修正主义处理,就有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

  作为德意志民族和历史的他者,我们可以从历史学家之争中看到德国学者是如何严肃地对待其本民族的历史、断裂与伤痛。即使是身处不同的论争阵营,他们又是如何基于同样的理由———对自身民族深切的关爱———而展开彼此的冲突。尽管阵营之间壁垒分明、立场迥异、共识缺席,但是恰恰是在这样一种面向公众的公共领域言说之中,双方均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与国家的义务与良知。

  这是一种面向公众的启蒙,一种行进中的启蒙。在对自身民族历史诸多问题进行重审的过程中,如果这些方面———重塑民族政治共同体认同的希望、重建健康的政治文化的愿景———没有置入一种公共空间加以公开检测、商谈和交锋,反而寄托于任何一种单方面的历史叙事或意识形态宣传,那么这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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