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 “战俘新思维”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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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战战俘问题由于其庞大的战俘群体、参战国多样的战俘政策以及早在1929年缔结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等缘故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前苏联、纳粹德国、日本等国战俘处置的研究成果也很多。相比之下,对美国二战战俘政策的研究则存在不足。国外学术界关于美军二战战俘处置问题的有关成果也不尽全面,而且鉴于相关档案资料的限制、过于依靠回忆录开展研究等原因,对二战美军战俘处置问题的看法也存在着一定争歧。笔者无意对美国的战俘政策进行系统、完整地阐述,只是以美国对德军战俘的处置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1945年4月前后的变化,并对艾森豪威尔“战俘新思维”进行适当阐释,总结其作用和影响。

  一、美国对德军战俘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处置方式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参战,在北非及后来的欧洲战场与德军交战,开始接收德军战俘,并对其进行处置。现有资料标明,以1945年4月的鲁尔战役为界,美国在对德军战俘处置的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

  (一)美国参战初期对德军战俘的处置

  由于一战过程中仅有千余海军俘虏被囚禁在美国,所以美国以往并没有在本土囚禁大量战俘的经验。当1941年12月匆忙投入二战的时候,美军实际上对战俘处理问题还没有做好准备,更没有建造战俘营的任何设想。事实上,直到1942年秋英国政府迫于自身压力,提出让美国准备接收北非战场5万名左右德军俘虏的时候,美军手里的战俘数量依旧相当有限,一般都被安置在军事设施里面的临时营地中。到1943年春北非战役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军的俘虏人数急剧增加,临时营地已经不能满足需要,美国于是决定将这些战俘运往本土关押,这也使得美国本土开始了一项大规模工程,即建造新的战俘营。这些战俘营大多位于美国南部和西南部相对偏远的地区,每个战俘营通常能容纳几千名战俘。

  大致来说,抵达美国的德军战俘共有三批:第一批140000人是1942年和1943年在北非战场上被俘的非洲军团成员;第二批50000人是在1943年盟军进攻意大利时被俘的士兵;第三批182000人是从1944年诺曼底登陆到1945年德国投降期间所俘虏的士兵。[1]40到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本土的德军俘虏数量已高达378000人。[2]91所有这些俘虏都是通过自由轮和玛丽皇后号之类的客船等被运送到美国,并在纽约、诺福克和波士顿等港口登岸,在这些地方他们被登记、消毒并换上战俘服,然后登上列车被送至各地的战俘营。

  在德国投降日来临之前,美国本土各战俘营大体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的,因此存在“二战过程中被盟军俘虏的德国士兵没有比被送到美国的战俘营更好的命运了”[3]231的说法。战俘们得到了人道的待遇,他们的食宿条件和看守们如出一辙,战俘营都提供包括肉类、牛奶和蔬菜等在内的食物,以及行军床、毯子、淋浴设施等,多数战俘营还配置有可供囚犯自由购买巧克力、香烟和饮料等物品的贩卖部。俘虏们还可以接触图书、报纸(尽管要经过审查)和乐器等,也有机会开展休闲活动,比如足球等体育运动、音乐表演戏剧。一些战俘营通过附近大学的扩展服务,为战俘们提供了大学课程,战前担任过教师的一些囚犯也为狱友们开办了包括英语在内各式各样的课程。医疗和牙齿保健等在战俘营中也同样得到了保障。俘虏们还被允许每周寄出两封信和一个明信片,并可以无限制地接收家信。此外,如果得到战俘营指挥官的首肯,他们甚至还可以接受美国近亲的来访。[4]62-63面对日益加剧的人力短缺,俘虏们也越来越多被投入文书工作和诸如厨师、面包师、洗衣服、修鞋、修理机动车辆等军营劳动之中,[5]249当然,这也是日内瓦公约所允许的。囚犯们还推选有发言人,负责代表自己的利益,向战俘营长官表达不满和需求,并且他们还可以代表营地所有俘虏与负责监察战俘人道主义待遇的瑞士公使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等进行交流。

  应当说,这一阶段美国对德国战俘的处置政策是比较符合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的,战俘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甚至有一些美国人曾抗议德军俘虏待遇太好,被“娇惯”了。[6]28然而,随着盟军胜利的节节推进,战俘的数量激增,远渡重洋安置战俘在运输和安置上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而大量增加的战俘也在供给和安全等方面给美国本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考虑将战俘在欧洲本土进行处置,并进而提出所谓“战俘新思维”.

  (二)1945年4月以后美国对德军战俘处置
  
  政策的调整1945年4月鲁尔守军投降,超过30万的德军成为战俘。面对数量极为庞大的战俘群,美国的处置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将战俘运往美国本土安置改为就地安置,二是在战俘的生活待遇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鲁尔战役后,美军开始在莱茵河畔就地建立露天大营,安置德军战俘,“莱茵大营”(RhineMeadowCamps)由此诞生。“莱茵大营”前后共37处,在德国投降后被整合成17所。这些大营沿德国境内的莱茵河而建,大多位于莱茵河西畔,南起布尔-伊格海姆,北至布德利希,其间河段总长约350公里,其中有两所大营建在了莱茵河东侧。除这17座大营以外,在莱茵河的支流内卡河畔也建有一座海尔布隆大营。这18座露天战俘营基本容纳了1945年4月以后所有落入美军手中的德军俘虏,人数高达500余万。每个大营都根据俘虏的身份(普通国防军士兵、党卫队、纳粹党徒、国防军女助手、孩子兵、伤病员等)用铁丝网划分出很多人数在5千至1万之间的方阵。[7]231-232莱茵大营中战俘们的食宿等生活待遇,与美国本土各战俘营也有了很大差距。战俘查尔斯曾回忆:“我们被关押在露天的拥挤的铁丝网笼子里,几乎没有任何食物。”[7]233-234莱茵大营均是露天营地,加上美军很少发放帐篷,“战俘”们的住宿条件自然不尽人意,很多“战俘”在地表以下1.5米至2米处开挖地洞为自己遮风挡雨,其安全性都得不到保障,舒适性就更是奢望了。

  大营中也缺乏配套的消毒器械和医疗设备等,伤病员的治疗甚至得依靠曾任医护人员的战俘自己解决。而且,由于洗漱、消毒和清洁设施等的欠缺,营地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痢疾、伤寒、肺炎等疾病的蔓延。最关键的是,莱茵大营内“战俘”们的食物和饮水供应量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些“战俘”作为粮食供应紧张的牺牲品,每天只能获得400至900卡路里热量的食品,而且在饮水供应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他们获得的食物主要是美国生产的鸡蛋粉、奶粉、饼干、巧克力、咖啡等吸收体内水分的食品。[8]37此外,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给“莱茵大营”的食品、医药和生活物资等物品运达以后,也被艾森豪威尔下令运回瑞士。

  虽然国外学界关于莱茵大营中德军战俘的死亡人数存在很大争议,有些判断可能也并不符合历史真相,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营地中德军战俘的待遇条件确实是极其不人道的,莱茵大营中打骂、虐待战俘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也难怪学者比索夫形容莱茵大营是“臭名昭著的”[3]232.

  事实上,在德国投降之后,美国本土战俘营中德国战俘们的待遇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他们的食物供应受到限制,如佛罗里达州贝尔哈文战俘营一名战俘的回忆“从5月8日起,我们只能喝水,吃豆角和干面包”,密西西比州科莫战俘营另一名战俘的回忆“自从德国投降后,对一切都实行了限制。不再有可乐,也没有白糖,那日子实在是太艰苦了”[9]181.

  二、美国对德军战俘处置方式改变的原因

  客观地看,鲁尔战役后局势的变化是促使美国改变处置德军战俘方式的主要原因,但艾森豪威尔等盟军统帅的主观思想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其中,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战俘新思维”更是直接促进了这一变化过程。

  (一)战俘人数“剧增”导致美国本土战俘安置计划破产1945年3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部队突破齐格菲防线,推进到莱茵河畔,而大批东撤的德军因河上桥梁大多被毁、无法跨越莱茵河而被美军俘虏。渡过莱茵河之后,由于德军的交通和给养线已被空袭打得支离破碎,英美军队只遇到轻微的抵抗,到4月1日才渡河一周时间便包围了鲁尔,4月18日陷入重围的德军也只能接收被迫投降的命运。[10]717在鲁尔沦为俘虏的德军和部分文职人员有32.5万之多,这个数额对盟军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艾森豪威尔在其个人回忆录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惊讶:“我们原先估计,在鲁尔可能俘虏约15万名德军。最后计算总数为32.5万人,其中还有30名将级军官……我们俘获的俘虏,甚至比两年前突尼斯最后陷落时所俘获的数量(约27.5万名,笔者注)还要多。”[11]447在取得鲁尔战役胜利后,盟军进一步向德国腹地挺进,进抵易北河畔,并继续向汉堡、莱比锡和布拉格方向展开攻势,距柏林只有100余公里。与此同时,在东线战场,苏军也于4月16日从奥得河边向德军发动强大攻势,开始实施攻占柏林的战役。经4月25日易北河会师,到5月2日柏林守军全部投降,惨烈的柏林会战终于宣告结束,艾森豪威尔回忆道:“柏林处于熊熊烈火之中,红军的北路进攻部队越过德国朝我军方向横扫而来。一切抵抗都被粉碎了。从俄军战线潮水般溃退下来的德军,现在开始向英美军队投降。扼守易北河的美军,每天要接收数千名这样的俘虏。”[11]457伴随着美军接收的德军战俘人数剧增,按照原定的战俘安置计划,将他们运送到美国本土战俘营进行看押,很明显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

  (二)1945年欧洲粮食供需矛盾恶化,使得战俘成为“牺牲品”1945年4月以后建立的“莱茵大营”中,有缩减被关押人员粮食供应的现象,故美国学者James Bacque认为,莱茵大营中有“故意饿死”战俘的行为。现有资料表明,1945年的欧洲存在着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压缩战俘的口粮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并不存在所谓艾森豪威尔“故意”饿死德军战俘的可能性。但客观上,这导致战俘的生活待遇大大下降了。

  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西欧各国的小麦产量在二战期间都有着明显的下滑,而1945年相对上一年度更是剧减。其实不仅仅限于小麦,玉米、马铃薯、甜菜、牛奶、肉类、鱼类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产量在1945年的欧洲基本都跌入了最低谷。然而在粮食供应日渐匮乏的状况下,伴随着战事接近尾声,德国境内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潮水般的人口流动,在这个日益紧缩的地带内拥塞着形形色色、纷然杂处的人群。[12]16-17在德国西占区,除了原有居民之外,各类人群还包括苏军挺进时弃家西逃的几百万德国东部人口,潮水般向盟军投降的700万德国武装部队,滞留德国的600万外籍劳工,从德军战俘营中解放的大批盟军战俘,以及蜂拥而来的800多万盟国军队等等。无疑,各盟国占领区内的粮食需求量是极为庞大的,这也使得各占领国面临的粮食供需矛盾不可避免地愈加突显和激化。

  (三)纳粹军队无视日内瓦公约,催生“三方警告”(Tripartite Warning)1944年3月,当获知萨岗第三战俘营的76名盟军军官挖通逃离地道,希特勒对国防军战俘部门的无能勃然大怒,下令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确保所有重新抓获的战俘应被盖世太保惩一儆百,而不是依照日内瓦公约的条款仅仅把他们重新监禁。重新抓获的50名战俘被盖世太保执行枪决,而官方解释是他们在逃避追捕者时被击毙。两个月之后的1944年5月,因盟军战机对德国城市的集中轰炸以及造成平民伤亡的扫射袭击,希特勒在一次日常情况会议上命令国防军不要阻止当地人群在击落的飞行员身上发泄不满。1944年12月德军在阿登地区进行拼命反扑期间,更是发生了屠杀美军战俘的马尔梅迪惨案。

  面对纳粹军队愈加无视日内瓦公约的事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4年12月22日向国务卿递交了联合英苏向德国发出关于确保盟军战俘免于虐待或屠杀的提议,认为现在是考虑由美英政府发布警告的合适时机,建议“倘若盟军战俘的任何待遇没有严格按照公认的战争法则,美英苏将直接采取最激烈的报复手段”.面对战事发展所带来的愈加凸显的战俘问题,美英苏经过不断磋商,至1945年4月23日,决定正式由盟军战机向德占区散发美英苏首脑署名的三方警告传单,其主要内容是:“美英苏政府代表所有对德作战的联合国家,在此向所有负责盟军战俘、被拘禁者或驱逐出境的联合国家公民的指挥官和看守,以及盖世太保成员等发出严正警告……犯有虐待或者允许虐待任何盟军战俘等的任何人,无论是在战区还是战俘营、医院、监狱等后方区域,都将被坚决追击并诉诸惩处。”[14]709“三方警告”表明,德国对盟军战俘所采取的野蛮政策极大地激怒了盟军各国,其公然违反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行径使得盟军内部也形成了“报复”的呼声,这在主观上促进了美国战俘政策的转变。

  除此之外,时任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部司令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决断是促使美国战俘政策改变的直接原因。有学者指出,艾森豪威尔在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里的所见所闻对其造成了强烈的刺激:当艾森豪威尔走进尸横遍地的纳粹集中营后,一种新的极端优越感,即意识形态极端优越感产生了---我们来自“民主、自由、博爱”的美国,而这里是残暴的纳粹统治的地方,我们在意识形态上高于他们,我们比他们优越,他们是畜牲,我们才是高级的人类,人类对于畜牲,自然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15]

  这种“种族优越感”极大地淡化了艾森豪威尔对日内瓦公约的重视,其主观态度对莱茵大营中德军战俘待遇的恶化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比艾森豪威尔的“种族优越感”更值得关注的是其“战俘新思维”思想。应该说,正是其对战俘身份问题上的“新思维”为美军改变对德国战俘处置的方式提供了思想依据,并成为美军虐待德国战俘的借口。

  三、“战俘新思维”及其评价

  1945年4月,基本与莱茵大营的诞生同步,艾森豪威尔提出如下建议:把在德国境内俘虏、收押的德国军人当作“被缴械的敌军”(Dis-armedEnemyForces)①而不是“战俘”(Pris-onersofWar)对待,这就是所谓艾森豪威尔的“战俘新思维”.根据这一思路,在欧洲胜利日来临四天前的5月4日,第一批德军俘虏在名义上被剥夺了战俘身份[8]162,这种做法至1945年8月已扩展到在奥地利向美军缴械的德军。[7]232按照艾森豪威尔这套“战俘新思维”,二战过程中向美军投降的德国俘虏便被按照俘虏、收押地点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在德国和奥地利以外被俘、基本被输送到美国本土各战俘营进行安置的德国军人,他们的战俘身份得到保留,可以享受日内瓦公约规定的相关战俘待遇;另一类则是在德国境内向美军投降,并被就地安置的德军,他们的战俘身份被剥夺,而被视为被解除武装的敌军。

  对于后者,美军自然不必承诺日内瓦公约待遇,也完全可以禁止国际红十字会检查战俘营并提供基本生活物资等援助,[16]718同时有权向国际红十字会封锁这些“战俘”所受待遇的相关信息。

  (一)“战俘新思维”违背了1929年《日内瓦公约》

  “战俘新思维”同1929年缔结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相关条款有着很大出入。关于战俘的身份,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是,但凡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冲突一方之武装部队人员及民兵等均应以战俘待遇待之,而“战俘新思维”则把在德国境内俘虏、收押的德国军人的战俘身份替换为“被缴械的敌军”,很明显是对“日内瓦公约”的规避。“战俘新思维”其他违背日内瓦公约的内容,其实均是剥夺战俘身份后的连锁反应。作为“被缴械的敌军”,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应享人道待遇、权利的丧失。战俘本应享受到的日内瓦公约规定的住宿、饮食与衣服、卫生与医药照顾、宗教、文化与体育活动等待遇,本应享有的收寄信件和邮片、接收个人包裹或集体装运物资等权益,本应拥有的推选战俘代表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协助战俘之团体保持联系的权利,皆成为泡影。正如詹姆斯在其著作中所述一名德军俘虏查尔斯的回忆,“我向美军战俘营指挥官抱怨他的行为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但是他却说,忘掉日内瓦公约吧,你没有任何权利。”

  [8]38按照日内瓦公约的相关规定,德军俘虏应该被提供等同于美军士兵的食物供给,在当时这个供给量甚至要超过欧洲平民。“战俘新思维”方案偷换概念,把德国国防军囚犯的身份从“俘虏”转换为“被缴械的敌军”,如此,在露天莱茵大营中缩减他们的食物供应、降低他们的食宿待遇也就避开了日内瓦公约。然而也不可否认,这为美军在1945年4月转变德军战俘处置政策提供了借口,对迅速、有效地安置数量庞大的德军战俘群有着促进作用。通过缩减庞大德军战俘群的食物供应量,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纳粹投降前后几个月间德国平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有效缓解了1945年德国境内日益加剧的粮食供需矛盾,有助于战后德国境内的社会安定和秩序重建。

  (二)“战俘新思维”是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的前奏

  美国学者麦肯吉指出,关于战俘们如何被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可以被视为一个过渡阶段,它见证了两种战争哲学相对的此消彼长;1941年至1945年之间多数战俘的经历,已然揭示了一种同人道主义相反的趋势,尽管1949年一个全新的、更为详细的日内瓦公约已经诞生,然而这种趋势仍然被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其他大多战后冲突中战俘们的待遇所证实。[13]519鉴于莱茵大营中德军战俘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的“战俘新思维”在上述这种“同人道主义相反的趋势”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二战结束后,美军也没能与这种趋势撇开关系。在诸多因素作用下,这种“同人道主义相反的趋势”在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代美军参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过程中愈演愈烈。比如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将其认为与恐怖组织有关联的阿富汗塔利班被俘人员监禁于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再次运用偷换战俘概念的手法,将在押人员的身份定义为“非法交战者”“敌方的战士”36等,并出现所谓“虐囚事件”,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艾森豪威尔的“战俘新思维”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折射。如前所述,它已然违反了1929年缔结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相关条款,挑战了美国已承认并签署的战俘待遇方面的国际法,无疑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当时的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之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这套“战俘新思维”是美国外交决策中“美国例外论”的一种体现,它使得美国人在国际行为中具有一种道德优越感,美国有理由超越国际体系和国际法,换句话说,美国认为,它应当处在国际体系之上,而不是在国际体系之内。

  因此,“战俘新思维”充当着冷战时期以及后冷战时代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的前奏。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上司为了有效解决占领区内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在未获得英方同意的情况下(虽然英军方面随后有着相似的“surrenderedenemypersonnel”方案[13]502-503),便将“战俘新思维”的DEFs(被缴械的敌军)方案在美军战俘营中付诸实施,此举不仅体现出蔑视和违反国际行为准则的特征,而且是在尚未与英国等同盟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完全以自己的现实利益为指导、依据自己的战略目标所做出和落实的决策,其单边主义外交思想的体现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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