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国际战争观的演变

所属栏目:世界史论文 论文作者:/

  自古以来,战争就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朝夕相伴,如影随形。长期的战争经历使人们对战争的原因、本质、性质和历史作用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认识,并归纳成了不同的战争观。新战争观的形成往往与上一场战争的发生密切相关,而且对于日后的战争形态的改变有着深远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战争,这场战争引发了战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并衍生出了新的战争观,其影响至今犹存。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 周年之际,笔者拟重点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际社会主流战争观的变化以及二战结束后正义战争论等新战争观的形成及其原因谈点粗浅的认识。

  战争观是人们对战争问题的总的看法。具体地讲,战争观的理论构架,包括对战争的性质、战争起因、战争的目的、战争的历史作用、对待战争的态度、控制战争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的基本观点。各国学者对此曾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公认的力作①。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划分,20 世纪影响比较大的战争观有传统的现实主义战争观、和平主义战争观以及正义战争观等。其中,现实主义的战争观一般都认为,惨烈的战争是一种实现目的的必要手段或工具,是同道德无关的活动。一旦开战,道义上的考虑将起不到任何作用。和平主义战争观的基本观念是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而不论战争的起因或是目的。在和平主义者看来,人的生命是无价的,而战争以夺走人的生命为代价,他们主张不能为追求任何其它的价值而牺牲人的生命,应该禁止战争。对于战争的存在大加质疑。正义战争论则是二战后新兴起的战争观的典型代表。它对于战争的理解是在整理前人见解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将战争划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式的战争,至今还有生命力。

  一、二战前国际战争观的演进

  20 世纪初期,国际社会主流的战争观是以 19 世纪德国着名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代表的战争工具论,即把战争看作一种政治工具。克劳塞维茨在其着作中明确地写道: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①战争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与道德无关,也就无所谓正义与否。这种观点自诞生以来逐步被欧洲各国统治者普遍接受,并奉为经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各国的军事领导人在面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争端面前无不跃跃欲试,丝毫没有对战争后果的担忧,就是明证。当时《战争论》不仅在欧洲译本繁多,而且在 20 世纪初传到了亚洲: 1903 年传入日本,被日军奉为军人圣经,日俄战争以后更是成为了推动日本走上侵略道路的加速器; 1911 年辛亥革命前期,该书还被保阳路军学校的士官们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在是如何广泛地受到各国的推崇和重视,堪称是一战前主流的国际战争观的力证。

  然而,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现实主义战争观发展到顶点的标志。这场战争是工业化时代的总体战,破坏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对于那些战前跃跃欲试的决策者而言,原计划的军事速决战,变成了全民参与的长期消耗战。据统计,一战期间双方的兵员死亡人数就接近 1 000 万人,其中德国 180 万,奥匈帝国 170 万,俄国 130 万,法国 140 万,英国及英帝国 100 万,意大利 61.5 万; 罗马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分别损失 33.5 万人、32.5 万人、9 万人和 5.5 万人; 俄、奥、德、法、英等国共有 1 860 多万人受伤②.1914 年 20 岁至 32 岁的法国男子,一半死于战争; 在 1916 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第一天的进攻就损失了 6 万人。战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庞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引发了各国的反思。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一消散,各国学界就开始纷纷成立研究机构来探讨战争的原因。1919 年巴黎和会期间,英美代表倡议在本国建立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机构。此后至30 年代初,各种国际关系研究所、院系、课程率先在英国和美国出现,国际关系学科由此开始建立。战前居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受到冷落;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力推的以道德准则、民主制度和国际组织为基石的富于理想主义的和平主义思潮兴起③,和平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任何战争都是不道德的,而不论战争的起因或是目的。正如英国国联协会领导人谢波德的名言: “任何战争,不管其原因如何,不仅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否定,而且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④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战争不再被顶礼膜拜,甚至成为了人们害怕、厌恶的词汇。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 1928 年 8 月 27 日签署的《非战公约》。该公约由法国和美国发起,正式名称是《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其核心内容就是宣布在国家关系中“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强调“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起初签署条约的只有 15 个国家,但是很快在 1933 年达到了 63 个( 包括但泽自由市) .尽管《非战公约》缺乏任何实质性的条约约束,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以缔约的方式宣布放弃战争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声明,这充分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战争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新的战争观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可谓是和平主义的非战观。理想主义的战争观在 30 年代风行一时,人们希望能够通过裁减军备或和平谈判来解决争端并避免战争。甚至在德、意法西斯上台后,各国的和平主义者仍无视其潜在的威胁,天真固执地信守着废弃战争的承诺。1932 年春,在法国着名人士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反战委员会,并开始筹备国际反战大会,此举得到了各国和平主义者的热烈响应。当 1932 年 8 月国际反战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时,已经有 35 个国家建立了反战委员会,此外还成立了 1 000 多个地方委员会。1934 年,牛津大学学生俱乐部组织了关于“国王与国家”的讨论,俱乐部以 275 票赞成、153 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动议: “决不为国王和国家战斗。”

  ①1935 年,当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英国的国际联盟协会等和平主义团体发起了一场“和平投票”活动,在参与投票的 1 154 万人当中,90%以上的人都赞成通过集体安全体制来避免战争。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固执地推行绥靖政策,企图通过理性妥协来解决争端,实现和平。但是盲目的让步没有换来和平。1938 年慕尼黑危机期间,英国曾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和正义与德国达成了妥协,此举曾被视为是和平主义的一大胜利,但短短几个月后德国就撕毁了协议:

  1939 年 3 月德国出兵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6 个月后,随着德国对波兰的闪电入侵,新的一场世界战争再次爆发。这标志着和平至上的理想主义战争观彻底地破灭了。

  二、二战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与衍生

  反法西斯战争的现实需求催生了战后国际战争观的转向,同时衍生了新的战争观,其标志就是正义战争观的提出和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浩劫,不仅在物质财富上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而且在思想上带来极大冲击。长达 6 年多的全球战争波及了 61 个国家的 17 亿人口,人员伤亡5 000 万以上,造成了财产损失近 4 万亿美元。在经历了这样一场人类浩劫后,特别是在了解了战争期间法西斯的疯狂侵略以及种族灭绝的非人道做法后,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开始反思战前和平主义战争观的合理性。那些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不应该以任何形式进行或参与战争的看法,在事实面前被证明是过于绝对的,客观上它甚至起到了纵容战争的作用,这是和平主义者始料不及的; 与此同时,当各国被迫起而反击法西斯侵略的时候,战争这个工具又不得不被重新拾起。战争结束后,特别是大量事实揭露出的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种族灭绝的非正义性,令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原来对战争的认识: 简单地否定战争并不能永久地保住和平; 战争的定性将直接决定着战争这个工具是否可以被使用。用战后美国着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的话说就是: “的确,战争非常恐怖,非常残酷,战争造成的破坏十分惊人,然而有时候战争却是正确的。”②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国际战争观的又一次转向: 国际关系学中和平主义的落寞与现实主义的卷土重来。同时,伴随着一种新的流派---正义战争论的衍生。

  二战后异军突起的正义战争论是一种新的战争观。其代表人物是前文提到的迈克尔·沃尔泽。他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正义战争论的奠基者。他在 1977 年出版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 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一书,系统阐释正义战争论的观点和主张,出版后在国际上影响甚大,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许多大学指定为相关课程的必读书③.沃尔泽在该书第一版的序言中便旗帜鲜明地声称自己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在政治和道德理论收复研究正义战争理论的领地”④,其超越现实主义战争观与和平主义战争观的雄心呼之欲出。正义战争论的核心观点是可以把战争区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其所涉及的原则主要有两项,即所谓“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这些原则最初是由中世纪的天主教哲学家和法学家提出的,经后人补充发展而成为了目前人们公认的正义战争论的两大核心内容。前者主要涉及在哪些特定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后者主要涉及对这些合理使用的暴力应如何加以限制的问题。其中“开战正义”指的是当一个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受到侵略时,有两类武力反应是正当的: 一个是受害国的自卫战争,另一个则是受害国和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国进行的执法战争; “交战正义”则适用于战争开始后,强调战争有其特定的规则,即战争是战斗员之间的战斗,平民在战争中不能侵害,这是涉及对与错的普世观念。迈克尔·沃尔泽的着作系统地论述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全部学说,从对战争认识的角度看,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全新的战争观,客观上奠定了正义战争论在学术界的地位。2004 年迈克尔·沃尔泽在他的新作《论战争》中进一步补充完善了他的正义战争观,他在“开战正义”和“交战正义”之外又提出了“战后正义”的主张,强调对战后政治重建过程中的武力的使用问题加以道德约束,这是正义战争观的最新进展①。

  三、新战争观形成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战争观的转向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争观的转向一样,都是在战争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战后新的战争观的出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两战之间盛行的和平主义战争观的破产。对于一战后热衷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和平主义者而言,战争的再度爆发是一个重大打击,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战争重新认识和反思。部分和平主义者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自己原来的认识过于理想化或幼稚,纷纷表示退出和平主义组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着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历史学家伯特兰·罗素了。作为 20 世纪英国最有影响的和平主义者,他在一战期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反战分子,由于反战活动,他还曾一度遭到囚禁。战后他加入了和平誓约同盟,积极参与和平主义的宣传活动。然而,法国败降在即,英军狼狈地从敦刻尔克撤退回国的时候,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940 年 6 月,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解释了自己放弃和平主义立场的原因,他写道: “总的说来,我相信不抵抗便不能保全纳粹企图摧毁的任何美好的东西。他们办事彻底,极富效率,技术上也很精明,因此落入他们之手的任何国家,不但在技术上被征服,在精神上也会被征服。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暴抗暴。这是一个残酷的结论,而且与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信念是相冲突的; 但我必须强迫自己接受它。”②罗素的变换立场是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战后高涨的和平主义思潮受到了残酷现实的打压,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传统的现实主义思潮开始回潮。

  其次,法西斯的残暴罪行以及抵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性需求使得人们认识到战前对战争的整体定性存在局限。这为区分战争的不同性质留下了空间。二战结束后,盟军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暴行进行了客观的揭露,如美军在解放德国集中营后要求当地的德国居民来参观这座密封的人间监狱,通过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揭示了法西斯发动的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导致了人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不同以往。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费舍尔在其《德国反犹史》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 “战争是人类残杀的最高组织形式。大屠杀也是一场战争,但它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战争,因为敌人是非战斗人员,这公然挑战了传统的战争思想。”希特勒在事实上“发动了两场战争---一场常规战争和一场种族战争”

  ③.

  后者的存在无疑颠覆了人们以往的战争观,而且加深了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的认识。与德国纳粹在欧洲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行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战争罪行,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扩张和肆意杀戮彰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从而也深化了中国人民对于战争本质看法。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毛泽东对于战争本质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从“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的论断出发,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一切反革命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的战争都是正义的”④。这种依照战争的性质将其一分为二的观点,显然是经过战火粹炼而对战争认识的一种深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将策划战争行为定性为破坏和平罪,不仅是在法理上提供了惩治战犯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们对于侵略战争本质的非正义性的认识。

  第三,二战期间原子弹的发明和使用以及二战后美、苏冷战的新形势导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不同性质的战争。二战后期,原子弹的应用显示了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从对广岛和长崎的核轰炸所导致的灾难中,人类已经感到了核武器给未来战争形态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未来核战争能够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可怕威胁,以至于战争本身的价值都受到了质疑。如美国战略分析家伯纳德·伯罗迪在 1946 年就指出的,“在原子时代,( 人们) 不再关心谁将在下一次使用原子弹的战争中获胜。迄今为止,我们的军事设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战争。从现在开始,这种主要目的必须被修改。它可能已几乎没有其它的有用目的”①.原子弹的研制还从科技层面上提供了战后制约世界战争的物质力量。二战结束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因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展开对抗,不过作为美、苏两大率先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他们已经注意要避免核战争的必要性。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曾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美国和苏联是当然的意识形态上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上的对手。但是美国和苏联还负有一种特别的责任。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拥有将人类毁灭的核武库。我们双方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务使这种对抗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尔不致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我们双方迟早将会认识到,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使今天的世界陷于分裂的争论以及可以预见的其它争论,但绝不能以此为理由发动一场核战争,使人类遭受空前的劫难。”

  ②由此可见,为了避免核战争的失控以及为各方可能采取的战争行为进行辩护,重新建构新的战争观,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从理论上界定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新的正义战争观的在美国的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四、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从二战前后国际战争观的演变过程中大体可以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首先,人类对于战争的认识是逐步累积和深入的。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相随,其动因和形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人类围绕战争的观念和认识也在不断演进。20 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对于各国的战争观的演变都起到了直接促发的作用,不仅导致了国际战争观的变化而且后果相当明显。

  其次,战争观的演变与战争形态的变化紧密联系,特别是与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特点密切相关。从一战时的消耗战到二战期间的整体战,再到冷战期间的核战争,国际主流战争观的每一次新的进展和修正都是对以往战争观的升级和完善。

  最后,战争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显受到不同时期的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经济基础、文化传承、社会思潮等。与战争形态的演变相比,人类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如这些客观条件不变,则战争观在相当时期固定不变。这在 20 世纪的全球战争与战争观的互动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面貌,而且深化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0 周年之际,从历史的角度对于二战前后国际社会主流的战争观的演变进行梳理,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理性地认识战争、守卫和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