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刘大年抗战史学研究的动机、理论体系及主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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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刘大年(1915-1999),湖南华容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学者,一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和研究,是其晚年学术的主要领域。目前,史学界对刘大年抗战史学研究的探讨,主要有张海鹏的《战士型学者、学者型战士---追忆刘大年先生的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1期)、刘大年女儿刘潞的《刘大年与中国抗战史研究》(《百年潮》2005年第11期)、朱薇的《刘大年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和黄广友的博士论文《刘大年史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等。笔者在史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刘大年回忆抗战到研究抗战这两方面及其转变来对其抗战史研究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刘大年抗战史学研究的现实动机与学术动机

  综观刘大年一生史学研究实践的轨迹,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侵华史、中国近代通史、辛亥革命史和史学理论等。但在晚年的10多年时间中,他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抗日战争史学的研究.

  刘大年史学研究出现这一重大转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从研究动机看,他的这一研究是当时国际、国内现实环境刺激的结果。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中关于侵略中国的历史,把“侵略”一词一律改为“进入”,掩盖了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事实。刘大年闻之当即撰写了《历史是伟大的教师》一文,并以史家之忧指出这关乎日本“当权势力中某些人把日本引向何处去”的问题。1982年之后的日本当权者,更是不顾中国人民的抗议,坚持有计划地鼓吹篡改历史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如所谓正当防卫论,世界历史发展必然发生论,不能只批评日本侵略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等等”.而在当时日本学界,也有相当一部分有学术良知的正直学者,如田中正俊,他在《战争·科学·人》一书中,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追述了其“曾以一个21岁的青年被作为学徒兵驱赶上战场,历尽艰难”而来华参加战争的人生经历。同样,作为这场战争亲历者的刘大年,在读了田中正俊的追述文字后,深有感触地指出,“新增加的了解何止限于文字所述”.以上所述的这些言行无疑深深刺痛着“战士型学者,学者型战士”的刘大年,鞭策着他转而从事抗战史的研究工作。

  其次,从学术动机看,他的这一研究也是史家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他说:“我现在所有的活动都不参加了,想争取最后的时间写一本回忆抗日战争的小书.目的不是讲个人,是讲我看到的中国人在那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是怎样走过来的,讲他们坚韧奋发的民族精神”.不难看出,在这简短的言语中,体现了刘大年深深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而且,当时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抗日战争研究有着严重的学术偏差和不足,刘大年以史家的责任感和勇气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所在.如对日本学界抗战史的研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把发动和进行中日战争,简单描绘成不过是军阀猖獗横行、军人干政;少数人责无旁贷,负有全责的首相和其他当权者都仿佛一尊尊和平女神.那与表象不合,距离真相愈远”.再如对国内学界的研究现状,他说:“中国学术界研究抗日战争史,近年来出版了大量论着,但全面叙述那段重要历史的系统着作仍感寥寥无多”.还有,在研究中存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战中发挥作用评价过低、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战争功绩评价过高等不足.而且,关于“日本是怎么失败的,败在谁手下,这里确实有要回答的问题”.基于以上亟须解决的问题,正如刘潞所言,刘大年希望“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这场战争,揭示其真实的过程、规律和启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严肃的史学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正是上述因素,使刘大年在晚年10多年中一直坚持从事抗战史学的研究工作。综观刘大年抗战史研究功绩,可从他回忆亲历抗战史和从事抗战史学术研究两个方面来看。

  二、回忆抗战:刘大年抗战活资料的整理与价值

  在1991年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刘大年以史家敏锐的眼光注意到国际学术界已开始有人有意识地搜集和整理关于抗日战争亲历者的回忆、日记等第一手资料。如新加坡建立了“文献·口述历史馆”等。他提议,中国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档案材料要抓紧收集,不见于档案的战争亲历者头脑里的活材料更要抓紧收集”,因为“当年参加抗战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世了,健在的人多半胡子头发发白了”,而且“亲历战争的一代人每天都在减少”.鉴于此,他以史家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呼吁:“我们应抓住所见世的人掌握的资料,把许多事物弄准确,留下信史”.不仅如此,作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位八路军战士,刘大年对抗战有其亲历的所见、所闻、所感.在其最后1年多的岁月中,他开始着手自身“活资料”的整理。他原打算写本拟名为《大路》的抗战回忆录,拟定20多个篇目,最后写成12篇。据刘大年女儿刘潞记述,亲历抗战的12篇文章,是父亲生前准备完成的抗日战争回忆录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第一手回忆资料,刘大年不仅是写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更是以局部观整体,来窥见当时有志青年的普遍选择,表彰中国人民在抗战中坚韧奋发的民族精神,“揭示个人前途与民族命运的内在一致性”.

  据刘大年记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他在武汉黄鹤楼下亲历了这一消息传来后民众的心态和武汉社会的变化,并意识到“自己的书斋生活将要变,但是如何变,变到哪里去,一派茫然”.当时社会处在一片沉寂与求变的博弈之中,而处于边缘地位的有志知识青年并没有停止寻找前进出路的努力.在家乡华容,刘大年开始接触到了《唯物主义与伦理哲学》和《我们的学校》等书刊,注意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又简称“抗大”),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他说当时的这个念头,“好像是一个人踟蹰在暗洞中,忽然发现前面隐约有个亮点,有个出口”,指引其前进.在徐特立、王凌波等指路人的引导下,刘大年踏上了“有志青年到延安去”的征程.而当时与刘大年有同样志愿的青年不在少数.“有人说1937、1938年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已达十万多人,尚待考证。

  这些人中,最多的是青年学生,也有文学艺术工作者、新闻记者等等。”

  这些知识青年如石缝里的清泉,从小水滴聚集成小溪,最后汇聚成滚滚洪流的大河。这股洪流是当时有志知识青年的必然选择,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这个洪流“不但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的要求,也是反映中国历史运动长期的走向”.作为抗战的亲历者,刘大年在回忆抗战活资料整理过程中,展现了这场战争的惨烈状况,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惨烈、九死一生的战斗场面背后,还有一份中华民族精神的温情与敬意跃然纸上。他说:“50多年前八路军野战医院人物、衣饰环境外貌跃然在目。跟它近在咫尺的,就是西隘峪口村城堡式的拱门、我呕血住的病房、修养员们乘凉聊天的杨树林、女护士们洗衣的流水溪沟了。我仿佛又一次置身其镜。”

  总之,刘大年以史学家特有的眼光来整理亲历抗战的这些活资料,正如金冲及先生所言,“能使人从小见大,在读者面前展现一个大时代的缩影”.这也是刘大年回忆亲历抗战活资料的价值所在.

  三、研究抗战:刘大年抗战史研究理论体系的构建

  在刘大年10多年的抗战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其亲自从事着关于抗战史的研究工作,并构建了一套抗战史研究理论体系.刘大年说:“谈到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体系,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完全有资格、有根据成为这样一个体系.”两个战场,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关于刘大年以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抗战史研究理论体系,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关于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力量中心的并存及运动变化。刘大年说,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这股力量中心在权力结构形式、组织指挥系统、国际地位上,都是当时中国正统形象的代表,但存在“两面作用,或双重性格”:“一面作用,一重性格,在国内来说是爱国的和带有革命性的;有一面作用,又一重性格,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是反民主、反人民和带有反革命性的”.而且,这并不是中国社会中唯一的一股力量中心,还存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这个力量中心,“独立自主,不被国民党拖着走”,且“把抗日主力军广大农民群众、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同盟者动员、团结起来,跟着自己走,或者赞同自己的主张、行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这个政治力量中心,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私心,在抗战早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阶级政策,这“是近代历史上统治阶级在内忧外患交加中传统政策的继续运用,是那个传统格局的又一次表演”,“没有哪个当权势力是甘心屈服于外国侵略压迫的,也没有哪个当权人物不希望避免在外国、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以免暴露自己的虚弱,和被指责为投降卖国”.只是“当统治者与革命人民的矛盾无法调和、出现一定危险,不敢和不能依靠人民去抵抗侵略时,就只能对前者镇压,进行内战,对后者受协,屈服投降”.蒋介石“主观上希望实行抗日、反共两个第一,然则实际行动上是办不到的。结果他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这就使得这两个力量中心并存并相互博弈、运动、变化。

  据刘大年分析,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力量中心能并存,有几点原因。首先,“民族矛盾第一,阶级矛盾第二,这是社会历史形成的客观法则。为什么国共斗争没有导致抗战分裂,就是他们都受这个规则的制约.他们作为有爱国心的炎黄子孙,共同遵守了这个规则”.

  其次,共产党坚持与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且斗争有理、有利、有节,这就“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国共合作保住了”“,在敌后的中国广大土地上把民主革命的要求延续下来了”.其二,两个战场及其运动是认识抗战史的历史主线.刘大年说:“抗战八年的历史主线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两个战场及其运动上.它们,也只有它们是决定整个抗日战争全局的事物.”从刘大年的分析来看,两个战场及其运动具体可从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来论述.首先,在军事上“,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两个战场并存、互相依托组合起来与敌人较量和角胜”,且“敌后战场抗击敌人的比重越往后越大于正面战场的比重”,正因为“有正面战场的坚持,又有敌后战场的强大存在,才有战争胜利的结局”.

  其次,在政治上,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改变了以共产党为中心的人民力量与国民党政治力量的对比,一个上升,一个下降”,“战争越往后期,蒋介石国民党与共产党都在准备战后;所不同的是,蒋介石的成百万军队在敌人面前保存实力,去准备战后;共产党的军队从敌人手中收复失地,去准备战后”.而且,刘大年进一步指出,“两个战场并立,实际上是不同性质的政权并立,不同社会秩序的矛盾对立”,“控制正面战场的蒋政权性质依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而敌后战场的政权,实行了“三三制”等新的政治改革,“农村秩序就必然要改变得比较适合于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不再只适合地主的利益和要求”,这些变化“给中国社会指出了新的方向”.在刘大年看来,只有把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合拢起来,才能认清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的纲与领。他以诙谐的语言指出掌握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在研究抗战史中的重要意义:“掌握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及其运动,就牵住全民对日总体战、牵住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是人民战争这个牛鼻子了。”

  其三,影响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的国际因素。刘大年指出:“抗战八年的前四年,中国是单独对日作战的”,“与日本全力抗衡的,这时举世唯有中国”.但“抗日战争并非孤立进行的,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国际环境条件的作用”,随着1941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于是就变成了在盟国支持、协同下,共同对日胜利的结局”.而此时的日本,考虑中国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状况,在战略重点上也作出了调整,即对国民政府加紧诱降活动,而对敌后战场频繁进行扫荡。

  刘大年进一步指出,这一时期,两个战场并存“同样重要,相互支持”,“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所受日军压力必定成倍增加,困难自然大得多”,同样,“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就无法独立维持”.从这一角度来看,刘大年指出的这一时期的国际背景和国际因素,确实能影响两个战场的并存及其运动.

  总之,从以上三个具体方面不难看出,刘大年构建的以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抗战史研究理论体系,对当下史学界进一步研究抗战史及其探讨具体抗战史事与人物等,仍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和指导作用.

  四、刘大年论抗战史学研究的主要意义

  晚年10余载耕耘于抗战史学研究,使刘大年对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有相当清晰的认识.他说:“抗日战争是这样的一种战争:第一,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第二,某种意义上的中国民主革命;第三,争取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民族新的统一前途的斗争.也就是说,抗日战争不止同时是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它同时又是争取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民族统一前途的严重斗争.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争取抗日胜利以后中国民族统一,它们结合在同一过程里,三位一体.……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全局,就是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所在.”正因为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这种特殊的重要意义,所以刘大年指出认真研究抗战史学十分必要:

  其一,可以加深理解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性篇章”,“中国复兴的枢纽”.“经过八年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局面,开辟出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道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具体而言,这个大的转折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抗日战争中,军事上和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又一过程、一种演变,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是紧密相连的。随着抗战的胜利,“第一,中华民族巍然独立了;第二,国家近代化的前途畅通了”.所以,研究抗战史学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其二,可以唤起中华民族新的觉醒,激发和培育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刘大年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把觉醒变成自我牺牲,无数事实,令人可歌可泣。它们强烈地表现出中华民族不愧为优秀的民族,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崇高的爱国主义.”研究抗战史学,可加深我们深入理解“竖起自己的脊梁,保持民族光荣”的重要意义.“面对强敌,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不怕牺牲,为全民族的光荣和后世的光荣理想而奋斗,这就是抗日战争所表现的伟大民族精神.”

  其三,可以厘清抗战史和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些问题.刘大年在《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上,民族运动的潮流不可阻挡,中国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关系密切,太平洋战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延长和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抗战期间广泛传播,在思想理论上为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做了准备。在《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一文中,刘大年指出,抗日战争为解决近代历史上的民族独立和近代化两大基本问题“凿开坚冰,打开了前进的道路”.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清晰认识,对学界进一步认识抗战史和近代史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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