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有关朱德在早期革命阶段对革命方向的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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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的起点。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朱德在率领起义军余部艰辛辗转作战的途中,在领导湘南起义的伟大军事实践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谱写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篇章,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杰出代表。

  一、“留得一点人”: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保存和发展上万人的新生人民军队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要有一支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的军队。朱德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是从保存南昌起义军余部这支重要的革命火种开始的。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党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余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

  具有杰出军事指挥才能的朱德,在南昌起义的酝酿、准备、发动以及起义军南下军事行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圆满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在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军事行动中,朱德先是担任南下先遣司令,成为开路先锋,接着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和第九军教导团配合其他主力在瑞金、会昌与国民党军激战,打垮了敌军两个师。他还指挥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在三河坝与约两万人的敌军激战三天三夜,大量杀伤敌人。在掩护主力进军潮汕之后,于1927年10月6日撤出三河坝。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朱德挺身而出,主动担负起保存和发展新生人民军队革命火种的重任。这时候,朱德想到的是:“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

  针对起义军余部军心涣散,官兵离队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德适时进行了三次整顿,即安远县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和崇义县上堡整训。这三次整顿,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依靠他们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部队进行革命信念教育,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还进行了军事整训,大大提高了新生人民军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这就是着名的“赣南三整”.虽然南昌起义军余部只有七八百人,但是这些人都经过了严峻考验,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是新生人民军队不灭的革命火种。朱德领导这支军队,于1928年1月发动湘南起义。经过湘南起义,南昌起义军余部发展到2000余人,同时还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主动撤出湘南,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根据1929年9月1日陈毅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朱德和毛泽东会师后部队的组成情况是:“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1928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这两支部队的会合,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

  历史充分证明,朱德保存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装力量。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朱德参加南昌起义,才有朱德保存和发展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及其领导的湘南起义,才有朱德带领上万革命武装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才有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红四军的诞生,进而为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奠定了革命武装基础。

  二、“可以站得住脚”:继毛泽东之后领导新生人民军队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

  朱德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痛记在心。后来,朱德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南昌起义“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起义军没有和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去了广东。假如当时能够利用军阀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在江西各地开展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改造起义军本身,那是完全可以站得住脚的”.在吸取南昌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朱德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从三河坝撤兵后,由于人数很少,军心涣散,又面临从四面八方扑来的敌军压境,随时都有可能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朱德首先想到的是,要设法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处境,以求得起义军余部的生存。那么,应该到哪里去求生存呢?具有深邃战略眼光的朱德,在认真总结南昌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深刻认识到“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对于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他已成竹在胸。为了统一认识,1927年10月7日,朱德在广东饶平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有20多名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有与会者回忆,在这次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朱德吸收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指出:“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种子,就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他进一步分析说:“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得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

  根据朱德的主张,会议作出部队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在湘粤赣边界地区寻找立足点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继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军的决定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的这两次会议作出的两个决定,都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茂芝会议后,朱德又领导部队进行“赣南三整”,官兵面貌焕然一新。1927年11月上旬,按照既定计划,部队离开大余县境,进入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该地区就是朱德预想中的理想立足点。这是因为,在大革命时期,这一地区农民运动高涨,革命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这里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此时,军阀混战方酣,湘粤赣三省的大小军阀都卷入到这场战争里去了。因此,朱德抓住有利时机,指挥部队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粟裕曾经回忆:“我们这支部队随即开始了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在此以前,我们这支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在崇义地区活动时间不长,大约二十天左右,意义是重大的。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

  三、“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与毛泽东分别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游击战战术

  在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找立足地的同时,朱德还认真探索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游击战战术。他精心指导部队实行作战形式的重大转变,即由原来攻打大城市的正规战,转变为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打游击战。

  1927年11月,朱德领导部队进入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后,就开始深入思考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战略问题。在这里,他精辟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为现在“敌人是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从大革命失败后“才开始搞自己的武装,人少,枪也少。要想战斗打得赢,以少胜多,就要根据我们的条件,讲求新的战术”.所谓“新战术问题”,就是要从打大仗、打正规战,转变为打小仗、打游击战。朱德还以其战略眼光,作出了在今后革命战争中“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的科学判断。

  1927年12月上旬,朱德奉党中央指示,率领部队南下参加广州起义。12月19日,当部队抵达韶关时,与广州起义失败后撤出的200余人相遇,始知起义失败。朱德将这200余人编入部队后,率部转移到韶关西北的犁铺头,在这里进行休整和练兵,专门指导部队学习打游击战的本领。根据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朱德亲自编写出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两类教材。教材规定将旧式疏开队形改为递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构成阵前纵深的交叉火网,从而在战斗上形成以少胜多的条件,减少密集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敌人火力杀伤。教材还提出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敌弱点我猛攻”、“孤敌疲敌我围歼”、“常遣精兵骚扰敌”等作战原则。

  教材编好后,以教导队为试点进行训练。这些教材直到后来上井冈山以后,还是部队战术教育的重要材料。在训练中,朱德把全队分为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并经常到现场亲自指挥,亲自讲解,亲自示范,他反复强调士兵要熟练手中的武器,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同时,朱德还要求指挥员在战斗中知己知彼,重视对于敌情的搜索和侦察工作,不摸清敌人的情况不动手;我们“人少,枪也少。要想战斗打得赢,以少胜多,就要根据我们的条件”,“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从这时起,部队开始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不再打硬仗,而是开始打游击,打一仗就退几十里,退到哪里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就休息几天。当时,在党中央仍然重视攻打城市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朱德指导部队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朱德所说:“当时士兵都想打大城市,认为这样搞搞不成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可见,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不是那么容易的。”

  朱德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作战形式的转变上敢于思考和善于探索,主要是因为他能够认真汲取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早在1927年10月下旬,在天心圩召开的部队全体人员大会上,朱德就强调指出:南昌起义“过去那个搞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搞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后来,朱德回忆这段历史时,谈到当时党中央在指导方针上有问题,“不想打游击,而是想搞城市起义”;谈到南昌起义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他还谈到指导南昌起义军余部“伸伸展展”打游击战的重大意义:“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于是,“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由于“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朱德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作战形式的转变上敢于思考和善于探索,还因为他早年在川、滇同北洋军阀作战时就善于运用游击战术,积累了丰富经验。

  正如他自己所说:“关于游击战争,我还有点经验。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多。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1925年10月至1926年2月,朱德又在苏联专门接受过城市巷战和游击战的军事训练,还专心研究过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进而使他对于回国后如何打游击战有了成熟的想法,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因此,当南昌起义军这支新生的人民军队选择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战术时,朱德对如何指导部队打游击战,已经驾轻就熟了。正如朱德在天心圩部队全体人员大会上所说:“我有打胜仗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后来,朱德率领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后,他又很好地运用自己的游击战韬略,在井冈山“开始有组织的游击战争”.朱德说:“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几乎在朱德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开始打游击战的同时,1927年12月下旬,毛泽东总结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现在敌强我弱,不能用过去的那套战法,更不能硬拼,强调红军既要会“打圈儿”,又要会打仗。“打圈儿”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了,先领他转几个圈子,等他晕头转向暴露出弱点以后,就抓准狠打,打得干净利落,打得要有收获,既消灭敌人,又缴获武器。毛泽东还概括起来说: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显而易见,在同一个时期,朱德和毛泽东一样,率先探索并实践适合中国革命道路的游击战,并在这种伟大的军事探索和实践中,清晰地看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正如朱德所回忆的:“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

  四、“耕者有其田,当家作主人”:为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提供鲜活的经验

  在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旧中国,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因此,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的事关革命成败的问题。朱德在领导湘南起义的过程中,很好地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成功地使广大农民成为湘南起义的主要力量。

  在“赣南三整”期间,朱德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利用与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在部队编制不变、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以走的条件下,同范石生部建立统一战线,使部队的子弹、被服、医药等方面得到很好的补充。1928年初,朱德率部离开范石生部,转入湘南,于1月12日在宜章发动湘南起义。接着,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还招收了一批修筑粤汉铁路的劳工参军,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约有100万人参加起义,革命风暴遍及20余县。根据1928年6月共青团湘南特委徐林就湘南暴动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由于“有广大的农民群众来响应”,“湘南已经整个地动摇了”.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之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牢牢把握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大方向,并精心指导和推动土地革命随着武装斗争而席卷湘南。在湘南起义发动前夕,1928年1月上旬,朱德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开进宜章县境的莽山洞。在这里与中共宜章县委举行联席会议时,朱德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紧密相结合的行动方针和纲领,其中规定要“从湘南地区开始发动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要“扩大革命军队,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发展地方革命武装力量”.并规定土地革命的政治口号为“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暴动!铲除一切封建势力!”等等。

  宜章暴动后的第二天,朱德在县城广场上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向来自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员五六千人发表讲话,庄严宣布:“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帮助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并号召“大家行动起来闹革命,工农只有自己掌握了武装,彻底打到蒋介石等新老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真正当家作主人!”

  随着起义的推进,朱德还相继指导和帮助起义的各县制定和颁布《土地分配法》,明确规定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土地归农民所有,要把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要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要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以保护中农的利益,避免分配中可能出现的混乱现象。此项工作由苏维埃政府具体领导,土地委员会为合法的执行机构。《土地分配法》的颁布和施行,在湘南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局面。

  徐林就湘南暴动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湘南起义中在短期内“把土地分配好了(由县苏维埃政府把土地一律没收交予乡苏维埃政府以局部的分配,凡参加农业劳动的都有分的,多寡以那里苏维埃政府所辖土地之多寡而定)”,给予了“湘南的暴动又开一个新的纪元”的高度评价。报告谈到了分配土地对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巨大作用:“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就不藏了。”这时,农民普遍地认为苏维埃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随便做什么事,要到苏维埃政府里解决去”.朱德领导湘南起义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彻底摧毁封建土地制度,才能使农民的根本经济利益得到保障,才能充分激发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才能有胜利的可靠保障。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朱德不仅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起义军南下失败后,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主张,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同时代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具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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