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政府对当时中国军事情况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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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1969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中美两国开始了缓和关系的历史性进程。学者们对于此间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外交领域,而对尼克松政府对中国军事战略的论述则相对较少。在致力于缓和中美关系的同时,尼克松政府在 1969年对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状况、中国的军事战略意图及中苏冲突,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些涉及中国军事战略的判断是美国政府决定与中国缓和关系的重要根据之一。   一、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分析   1969年 1月 31日,在一份呈给美国总统的每日情况简报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提交了一份来自波兰的中央情报局报告,报告称,波兰政府认为:“美国人知道中国人现在在与美苏两国的关系中更加反苏,并且美国正在探讨与中国接近的可能性”。2月1日,尼克松总统通过备忘录告知基辛格:“我想我们应该鼓励此种观点,即本届政府‘正在探寻与中国接近的可能性’。当然,这种鼓励应当是秘密进行。”   2月5日,尼克松指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对华政策,其中第二项研究专题是“共产党中国在亚洲威胁的性质及意图”。显然,这涉及中国的军事战略研究。   2月27日,美国国家情报系统拿出一份“国家情报估计”(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这是美国最高层面的情报分析。这份报告的主题是“共产党中国的战略武器计划”。报告评估了到 70年代中期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规模、进程及性质。   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国内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但是中国高度重视战略核武器系统的发展。   中国已经具备了地区性核打击能力,拥有一些氢弹,并能用其在役的中程喷气式飞机投掷氢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将继续扩大其有限的核能力,其具体做法是:生产中型喷气式轰炸机,发展战略导弹及能使用这些导弹发射的氢弹。中国可能会在 1969年或 1970开始中程弹道导弹的部署,并在 70年代中期拥有 80到 100枚导弹发射器。至于洲际弹道导弹,如果中国最早在 1972年掌握了初步的部署能力,到 1975年中国可能会部署 80到 100枚此类发射器。   关于中国核武器的发展速度,这份情报也进行了评述。总体看来,中国在发展与生产现代核武器系统方面所费时间超过美国此前的预判,中国缺乏快速发展先进武器系统所需的经济技术资源。   中国领导人很快会意识到,其核打击能力不能和超级大国相比。这将促使中国大规模发展部署初级形态的导弹系统,以获取核威慑力量,并增加其政治影响力。   由于中国的核力量规模相对较小并比较脆弱,对邻国与超级大国使用核武器将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份报告显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其一,总体看来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其打击能力与生存能力都很脆弱有限;其二,中国的核武器主要是用来防御与威慑,不会主动发起核攻击;其三,中国核武器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二、美国对中国军事战略的判断   尼克松政府虽然急于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但也在高度关注中国军事战略的意图。1969年 3月6日,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情报部门与美国国家安全局联合撰写了一份“国家特别情报”(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其主题是“共产党中国与亚洲”。这份国家层面的战略情报涉及了对中国军事战略意图的评估。   报告认为,中国在谋求获得对亚洲的“政治统治”,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与其继任者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尽管军事与暴力手段在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中占有显著位置”,而且“共产党中国拥有核武器也不能令其敢于冒与美国直接冲突的风险”。   中国给亚洲带来的“威胁”在许多年内将存在于政治颠覆与“支持革命”领域,其地缘指向主要是东南亚。中国可能会把泰国作为一个支持人民战争的有利可图的目标,缅甸也受到北京关注。   东南亚其他国家在北京的近期目标中不那么重要,因为北京缺乏参与这些国家反政府活动的渠道。在南亚,北京谋求削弱印度,但只要印度不威胁西藏中国即不会与之军事对抗。   关于中苏关系,报告认为:“只要毛(泽东)的统治继续存在,共产党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态度立场的重大改变不大可能发生。毛(泽东)是中苏达成和解不可逾越的障碍。”鉴于中苏关系的状况,报告认为中国不能选择继续与美国敌对,在越南,中国几乎肯定不会发起全面的攻击,中国不能开启在一条新的战线上与美国进行大的军事冲突。   这份情报还预判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毛泽东离开中国政坛最终将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改变。“毛的离开将导致其政治信条被极大地改变”,“但是一个不那么强调意识形态的中国未必易于相处。北京对基本的民族主义传统目标的诉求,将令亚洲地区关系持续紧张。同时,一个意识到自己在经济与先进武器领域具有重大潜力的中国将变得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可畏。”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美国情报系统对此次会议予以高度关注,4月29日,基辛格将中央情报局对此次会议的情报分析呈递总统。报告认为,会议显示中共领导层存在分歧,其证据是:   九大召开时间较长,不同寻常的超过3周,且对会议的新闻报道较为缺乏;会议没有形成支持“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计划的决议”;关于会议的联合公报呼吁团结。从这次会议的特征可以看出:   “中共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是十分清楚的”。情报分析还认为:“会议的公开声明未表明共产党中国担心与美国或苏联的战争迫在眉睫”,“会议对越南问题的处理敷衍了事”,“共产党中国也未有在近期朝鲜半岛出现紧张局势之际采取支持北韩的立场”。   对中共九大的分析进一步减轻了尼克松政府对中国军事政策的疑虑,尼克松政府认为,中国并不像此前几任美国总统所认为的那样在军事上比苏联更具进攻性。   三、美国对中苏军事冲突的判断   1969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在珍宝岛与新疆均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美国政府在 1969年对中国军事战略的评估不可避免的要涉及此类重大国际事件。   1969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苏联在部署军队形成能对中国北部发起攻击的能力。”3月 29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中苏边界附近的苏军自 1964年晚些时候以来几乎增加一倍,达到28.5万人。此后,美国情报系统持续观察中苏边界紧张局势。   正如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一直到 1969年 3月,中美关系看来实质上冻结在同 20年来一样互不了解、互不信任的敌视状态中。新政府有一个走向中国的意念,但还不是一个战略。当这种想法遇到机会的时候,政策就形成了。”   基辛格指出,这个机会发生在苏联和中国军队在一条默默无闻的江上冰封的西伯利亚冻土地带爆发冲突的时候。从那时起,一切朦胧不清都消失了,我们毫不犹豫地走向世界外交的重大变化。   应该指出的是,一开始尼克松政府接受了苏联的宣传,认为中苏军事冲突是中国方面主动挑起的。毕竟,这符合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潜存想法:中国比苏联更危险、更咄咄逼人。但接下来的中苏冲突改变了尼克松政府的认识。   4、5月间,中苏两国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边界地区接连发生数场军事冲突。当基辛格翻开地图时,发现中苏军事冲突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离中国任何一处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显然,中国军方不可能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起进攻。尼克松政府终于认识到,冲突的挑起者不是中国。   6月,苏联外交官向美国暗示,为了孤立中国,苏联准备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苏联领导人越来越被中国问题所困扰。……苏联在处理东西方关系问题上可能变得更灵活些……”   尼克松在汇报稿上热情批示:“这正是我们的目标”,并敦促要尽可能地鼓励一些国家与北京建立关系,而不是像莫斯科所说的孤立中国。   在评估了中苏军事冲突之后,尼克松政府作出决定,加强推进与中国政府建立关系的力度。7月 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允许美国人到中国旅行。中国方面反应迅速,24日,释放两名闯入中国领水的美国游艇乘客。在尼克松 1969年 7月开始的环球旅行中,他几乎在每一站都散布消息,美国准备同北京来往。基辛格称:“这是为中国人留下一张名片。”   1969年8月12日,美国国家情报机构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这份情报认为,中苏关系改善的前景很小,甚至没有。部分由于此种原因:“破裂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再统一起来”,现在“第一次可以较为合理的设问:中苏大规模战争是否可能在近期爆发?而且,主要由于中国开始对苏联形成核威胁,苏联有理由认为对华打击的最佳时间应当是尽快,而不是几年后”,存在莫斯科对中国核设施施行打击的可能性。   美国不认为中国会蓄意攻击苏联,也不认为苏联希望卷入一场针对中国的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中去。但由于中苏边界军事冲突不断,两国军事冲突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苏联可能会越过边界对中国施行惩罚性打击。   由于中苏冲突的存在,双方都在重评对外政策。莫斯科已经表示有意愿与西方改善关系,中国目前可能视苏联为迫在眉睫的敌人。   到1969年9月3日,美国政府大致认为在中苏冲突中有四种可供美国选择的政策方案:A、支持中国,与北京合作;B、与苏联合作孤立中国;C、袖手旁观,不偏不倚;D、同时与中苏改善关系,以争端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尼克松总统选择了 D方案。   四、美国的对华政策   基于以上对中国军事战略及其他因素的分析,到 1969年夏天,美国决策层大体构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   首先,中美关系的长期性发展态势。美方认为,目前中美冲突与对立的态势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可以设计为达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并发展关系。   其次,美国对华战略的目标。目前美国对华战略设计基于当下中国军事威胁十分有限的假设。短期内,美国致力于减少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敌对程度,但这可能只会取得非常有限的效果。从长期来看,假定中国可能在军事上对美国更具有危险性,但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后可能在诸多方面改变中国当前的政策,包括会减少中美敌对,美国应做出姿态,促使中国发生此种变化。   最后,当前美国对华政策应对包括两个因素。其一,威慑中国对邻国及美国进行的直接军事威胁。其二,作出暗示,希望中国改变政策方向,对别的国家或目前的世界政治体系更加宽容。在当前的对华政策下,我们仍应视 中华民国 为中国合法政府,但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应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控制中国大陆的政府,而对 中华民国 则视之为地区性政府。   五、结论   1969年,美国通过对中国军事战略的评估,大体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中国没有军事扩张的意图。中国领导人更多地集中于关注国内事务,比如团结问题等。其二,中国的“危险性”主要在于对邻国进行“政治颠覆”,但这种危险也非常有限。其三,中国的核武器计划发展缓慢,核力量脆弱有限。其四,中苏分歧已经相当严重,不排除中苏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同时,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苏军事冲突的结果是,美国认识到同时与中、苏发展关系才能在三边关系中处于主动,并且与中国建立关系将成为对苏施压的一张“大牌”。   这些结论促使美国政府在 1969年夏季初步提出对华政策框架,威慑中国对邻国的威胁,但同时促使中国改变政策方向。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开始出现新的信号:承认 中华民国 是一个地区性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控制中国大陆的政府。这一决策耐人寻味:美国准备改变对华不承认的敌对态度,准备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美国所谓的促使中国改变政策方向的决定,包含了准备与中国进行接触与对话的内涵。1969年,通过对中国军事战略的分析,尼克松政府终于改变了其前任们得出的错误结论:“中国比苏联在军事上更具冒险性”,由此也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 StevenE.Phillip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2:Volume XVII,China 1969-1972[M].Washington:Unites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6.  [2] [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1)[M].陈瑶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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