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典当业起伏发展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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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一、典当业在晚清的发展概况

  晚清时期,我国典当业通常分典、当、质、按、押五种,基本上以资本、取利、满期、纳税的不同而有区别,且以当、押两种最为常见。

  1.晚清时期典当业的数量变化。典当业的发展之势至清中期最为迅猛,遍布城乡。据资料记载,全国当铺的数量在嘉道年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嘉庆十七年(1812)更是达到23139家。晚清时期,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大量当铺破产倒闭,数量大为减少。典当业发展一度陷入危机,呈现走向衰落之势。光绪十四年(1888),全国当铺共计约7500余家,这一数量还不到嘉庆十七年间(1812)的三分之一。从全国地域分布来看,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在经济比较发达且受战乱影响较大的地区,当铺数量骤减。如山西当铺数量在乾隆十八年(1753)为5175家,可谓当时典当业数量之最,但至光绪十三年(1887)则骤减至1713家。在经济不太发达且受战乱影响较小的地区,当铺数量反而有所增加。如重庆当铺在同治十一年(1872)共计5家,而到了1910年增加到160家,是38年前的32倍。
  云南省当铺在乾隆十八年(1753)有265家,到了嘉庆十七年间(1812)增至503家。

  2.典当业的资本及经营状况。晚清典当业资本经营包括资本来源、数量与经营形式等。其资本来源主要包括政府生息款、股东垫付款、传统金融机构(如钱庄、票号)的放款、发行钱票等。由于典当业的经营有抵押物品作为担保,放款风险小,所以传统金融机构也愿意放款给典当业。如日升昌清江浦分号在咸丰二年(1852)的账目中有记:“丰兴典二年四月初五日借去本平库宝银一千两(月六厘,十二月还)。”一些钱庄给予当铺的放款可弥补其本小利薄的不足,并保障资金灵活运转,业务顺畅开展。从资本形式来看可分为官当和私当。官当包括皇室开当铺和地方政府衙门开当铺两种形式,用于缓解财政不足。私当是由地方商人、士绅等开设的当铺。其中,皇当的获取利润颇高。如嘉庆六年(1801)内务府十八家当铺获得利润为54.4万吊。
  内务府皇当自嘉庆四年(1799)开始出现,到光绪二年(1876)没落,经营年限持续了70余年。此外,当铺的经营资本也在不断增加,光绪三十一年北京每个当铺需成本约为7万—8万两,少则也有3万—4万两。每逢进入腊月,出入人员络绎不绝,当铺生意最为兴旺。

  3.晚清时期典当业新变化。晚清时期的典当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政策、制度、组织形式等多方面。由于当时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使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清政府改变以往对典当行业的扶持政策,而增加了税收数额。如光绪十三年(1887),令各典当商铺预交100两白银作为20年的当税扣除(1888—1907)。当时全国共计典当商铺7000多家,先后交纳70余万两税银。光绪二十三年(1897),再次实施加税,令每家当铺按年纳税银50两缴纳。在典当业的资本组织形式上,部分地方出现了具有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股份公司的经营方式,但发展比较缓慢。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颁布了《公司律》,使其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如光绪三十一年(1904),天津的源庆当由于财政亏缺,面临歇业,于是邀京津各大商家集资约8万银圆,改名为义济有限公司。虽然其名字和形式上有改变,但根本实质并未变化,于是也引发后期出现的信用问题。

  二、晚清时期典当业发展起伏的原因

  1.环境因素。国外列强为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占领更多市场和资源,在鸦片战争后,又发动了数次的侵华战争,用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受战争波及的地方当铺,或被抢夺略空,或被焚烧净尽,一片狼藉。国内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与辛亥革命的爆发,战乱波及了大多数省份。如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所到之处的当铺几乎被抢劫一空。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军多有抢劫当铺、票号、富户的事件发生。此外,咸丰同治年间,土匪也在各地猖獗,集聚城镇烧杀抢掠,祸乱百姓,各地当铺损失惨重。因为当铺在大多数人看来系钱财所在之地,且所当物品大多为不易转移匿藏之物,故较易成为战乱中攻击目标。

  2.经济因素。从国际来看,由于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经济开始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当铺损失更严重。从1860年到1883年间共爆发了四次金融风暴并对传统金融行业造成极大影响,当铺资金来源受限,无法周转运营,导致许多典行倒闭。如上海在1883年出现了颇为严重的倒账危机。从国内来看,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摆脱财政危机,新印制发行了大量官票宝钞和铜铁大钱,但由于其信誉度很低,流通过剩最终导致通货膨胀,新钞日渐贬值,导致许多人赴当铺抢当,给当铺带来了严重损失。

  3.行业自身因素。对典当业自身而言,它的经营业务主要是抵押借贷。最基本的标志是用物来质钱。这就限制了其经营范围,资金的来源与筹集有限,资金规模无法得到扩大。清末票号与银行的兴起与发展冲击着典当业的地位,因而典当业的发展态势出现衰落的局面,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一方面,广大农户对典当业的应急需求有增无减。晚清时期的两极分化更为明显,大量农户贫困潦倒,再加上天灾战乱,导致社会动荡。如江浙遇大风袭击农田,粮食减产,农户将冬日棉衣当掉,自来年丰收后赎回。另一方面,官绅、地主及商人需靠典当业谋利。在清代,很多官绅、地主涉足典当行业中,投身开当颇为普遍。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查抄两广总督琦善的资产中记载所开当铺有三家:义和当铺、全和当铺、时和当铺,分别分布在天津的大沽、宁河和河北盐山。

  4.地方政府对典当业发展十分重视。晚清典当业在战乱中备受打击,京城当铺在清中期共约200余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大多数被抢劫一空,清政府遂采取扶持政策,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共计163家,典当业得以恢复。地方各级政府本着地方对当铺的需求,也纷纷采取措施来恢复发展。如两江总督左宗棠采取减少当铺利息,延长贷款期限的方式。此措施在短期内当铺利润有所减少,但由于区域特殊性,从长期来看使地方典当行的发展有所恢复。

  三、典当业对晚清社会经济的影响

  1.调剂平民经济缓急。晚清时期,典当业的发展逐渐陷入困境,广大人民贫困潦倒,置物品去典当行换钱以解燃眉之急成为百姓的首要选择。咸丰时期,国内战乱四起,各地商家店铺由于时局动乱或关闭、或歇业,典当行也不例外。进而导致百姓投当无门,尤其是急需用钱者更为着急。有地方官员上奏令当铺正常营业,以解平民之急。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国门被打开,我国的小农经济受到西方商品化经济影响,国外市场对中国的经济作物需求增加,农民为了获利纷纷投入到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的耕种。尤其在江浙地区,为了供应出口丝绸,养蚕之风盛行。农民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当铺就成为他们筹集资金的最主要选择。1912年前后,浙江的农民为了投资养蚕,赴当铺获取钱款,收益后偿还。每1000钱的利息为100文,按照规定的档期偿还,过期则再加利。在晚清时期,农户为生产经济作物在当铺质钱的现象颇为普遍。

  2.补充国家财政支出。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兵饷来源问题,清政府令各地无论新旧典当商在额税除外,每家皆需捐200两白银,且年内付清。若有不交或藏匿不报者,一律从严查办。在收到户部发出的咨文后,各省市立即调查地方详情并着手办理筹集。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泛滥,山东、河南等地受灾较为严重,清政府开始拨银修堤治河,预征当税。其中,陕西预征当税11100两,山东征银18900两。晚清时期由于社会动荡,爆发多次战争,使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包括镇压人民起义外债、中法战争外债、甲午战争外债、铁路外债、庚子赔款外债以及其他外债等等。当税自然也被集中起来偿还外债。如,光绪十三年,用于偿还续借英德的银款中,就包括清政府从地方筹集到的当税。其中江苏省20700两,河南省4100两,湖南省3400两,广东省20000两。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税率较之前增加了10倍。每年大概征收税银30余万两。由此可见,典当业对晚清政府财政可谓贡献不小。

  3.对商品流通和商业资本积累的有力推动。晚清时期,中国市场被融入到世界市场之中,西方国家为获取市场与原材料,对经济作物的需求更甚。而这种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清至民国期间出现了大批与之相关的商品流通和商业经营。进而吸引了更多的商人赴原产地廉价收购经济作物,然后运至开埠口岸等地倒卖,从中谋取经济利益。而交易过程中的买卖资金,则是大多通过当铺的借贷来获得资金以保证其正常运营。该信贷关系的表现方式为:商贩赴典当行通过借贷来购买商品,然后将商品储放在当铺作为抵押,将商品出售以后再偿还所欠当铺的借款与利息。由此可见,典当业在商品运营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有的地方盛产特色农产,但由于资金缺乏,无力远销。当铺的开设提供了运营资本,带动了地方商业,对地方的商业经营与商品流通具有一定的推动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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