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政府陆军医学药品的生产管理和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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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目前,医疗社会史已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但从整体来看,既有成果主要围绕普通的中西医药史研究展开,对于军队等社会特殊患病群体的医疗卫生则很少涉及。零星的军医史研究主要是1949年以来新中国军医史研究,其中极少关注于晚清、民国时期军用医药卫生材料。汪殿华《药品与国防》中指出,“军医方面的药厂始在抗战前一年成立”,抗战爆发后军用药品极度缺乏。按此说法,当指国民政府军用药厂成立于1936年前后,似乎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根本不曾有过军用医药生产机构。事实并非如此。本文试图就北京政府时期陆军医药卫生材料的生产、支用做一粗浅梳理。

  一、晚清军用医药的生产

  清前期沿袭明制,军阵所用医药皆为中药。因当时主要为冷兵器作战,清政府对于军用医药和一般药品并未做明确区分,所有时症药物及急救药品,如痧药、平安丸、平安散、平安丹、回生第一仙丹、如意拔毒散及各种锭子药等的生产全部由御药房完成,并由太医院奉旨发下。

  其中,痧药可祛暑解毒,辟秽开窍,用于夏令时贪凉饮冷、猝然闷乱烦躁、腹痛吐泻、牙关紧闭、四肢逆冷等症状的救治。平安丹医效与痧药基本相同,另可强健脾胃。回生第一仙丹,用于跌打、压伤、打伤、刀伤、枪伤、溺水死及其他各种窒息死亡的救治,只要患者身体柔软,灌入此丹,少顷即有微气,再灌一次必活。平安散,又称人马平安散,专治夏月受暑,头昏目晕,或不省人事、患痧腹痛,或远出山行及闻秽气而昏倒,或天时不正、寒暑不均而肚疼。医治时,将药吹入鼻中,立时起死回生,如骡马受热晕倒,此药吹入即苏。平安丸为黑褐色大蜜丸,为治疗日常多见的心胃疼痛药方,用于疏肝理气、和胃止痛,治疗因肝气犯胃引起的胃痛、胁痛、吞酸倒饱、呃逆、脘腹胀满等症,为当时皇帝大量赏赐臣下的平安药。如意拔毒散也为清热解毒药品。锭子药为清宫内极为特殊的一种药品,并非某种中成药的特有名称,而是以防暑避疫为主治功能的多种药品的统称,大多用于端午节前皇帝对臣工的年例赏赐。

  不难发现,这些药品多为应付时疫及调理脾胃脏腑的中药,基本上不适于近代战争杀伤的救治。有清一代,药材的采购炮制情况基本未变。御药房是内廷采办、储存、配制药品的重要机构。顺治十年(1653年),御药房隶属于太医院。“各直省出产药材地方,每年解纳本院生药库收储”,清廷由太医院医士中选委二人管理药库,“专管办买药材”,辨验各省进贡品的优劣。生药库所有药品的出入,须经礼部批准后,方得开库照交。

  十六年(1659年),御药房撤销,所有事务划归太医院,不再向礼部申报。十七年,太医院请准选派院官一人“兼摄库务,颁给印信,设库役十名”。十八年(1661年),生药库改归礼部管理,如太医院需置药物,须预先开具药单送交礼部,礼部认可后,会同太医院派员共同商定价格,通知生药库给钱购买;若系由各衙门发给者,则由礼部行文提取。康熙三年(1664年),钱粮总归户部管理,太医院“以库印缴还礼部”,“其直省岁解药材本色,并折色钱粮,均由户部收储付库,内药房所需药材,均按定例给价,令药商采办,每届三月一次奏销,行文到院转咨户部。药商赴部领银,其药材均以生药交进,由内药房医生切造、炮制。”

  康熙六年,复在太医院附设御药房。康熙十年,御药房划归内务府,每月两次按应用种类、数目,径向太医院传取所需药品。此后至嘉庆朝止,御药房药材主要由各省例贡后径交内务府。道光朝以降,各省例贡已不能满足宫廷内外的实际需要,内务府或御药房和药商在议定价款后随时购买,生药库形同虚设。不久,太医院药库归并内务府管理,各科应用药物都由值日医生捐钱自备。咸丰兵燹以后,医生俸禄核减,其个人生计已难维持,各科再无特用药品,太医院名存实亡。清初以来一直延续的内廷药物切造供需制度已然打破,给军用医药的供给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然而,西洋药品的流入则成为清廷军用医药的最后稻草。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包括西药在内的洋货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次年,英人在上海开设怡和洋行,兼营西药进口业务。由于进口量逐渐增大,中英两国在1843年所订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中明定了冰片、丁香、牛黄、洋参等药品的进口税率。此后,西药更多输入中国,西药房也迅速增多。清政府在内外战争中,慑服于洋枪洋炮的威力的同时,也深切地体认到西医、西药的功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在其军政司内设医务科,同时将军医和马医列入陆军编制之中。各省组建督练公所,下设参谋、教练、兵备三处,兵备处下有医务股,设提调一职,辅以委员二名,专管卫生医务事宜。

  练兵处还设立北洋军医局,负责北洋六镇的医务及医务教育,近畿军队需用药品由该局发给者,“十居八九”。全国军队卫生遂以北洋陆军为模范。因事属初创,当时没有对军用药品的支应规定适当的范围,未能根据具体情况酌量需用药品的增减。这就为军事预算的施行带来相当困难。光绪三十二年九月(1906年11月),兵部、练兵处、太仆寺合并改立陆军部,原练兵处医务科相应并入,改组为军医司。光绪三十三年,清廷议定陆军部官制,规定军医司掌理全国“陆军卫生、疗伤、医药及军医、马医教育各项事宜”,设司长一员,承发官二名,分医务、马医二科,各设科长一人,共一、二、三等科员八名、录事六名。同年,北洋四镇划归陆军部直辖,在保定设立督办近畿各镇训练处,下设有近畿军医局;其余二镇医务事宜,仍归北洋军医局所管辖。同年12月,近畿军医局迁移京师,其军队医药卫生事宜,统归陆军部军医司管理,“此时,司中公事渐多”。宣统二年(1911年),北洋第2、4两镇和暂编陆军第20镇统归陆军部直辖,近畿军医局裁撤,北洋军医局改名陆军部军药局,“专司一至六镇及陆军各校军兽医中西药品”的出纳事宜,马医科划归军牧司,同时在军医司添设卫生科。

  宣统三年二月(1911年3月),陆军部奏定《陆军部暂行官制》,规定:军医司掌管全国陆军卫生、治疗、医药、器具及军医的教育、升调等事。司设司长1员、司副官1名,司下分设卫生、医务两科,各有科长1名,其下有一、二、三等科员共14名及录事若干。1911年秋,武昌起义发生,陆军部军药局改名陆军卫生材料总厂,“专司行营各军队所用军兽医药品”。南北统一后,陆军卫生材料总厂恢复陆军部军药局旧称,复于1912年5月改名为陆军卫生材料厂。

  二、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陆军医药的管理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军医行政管理体制上仿效清朝制度,先设陆军部军医局,下分卫生、医务2科,负责陆军军医事务。3月,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陆军部官制》,将军医局改为军医司,其分科及其职掌如故。1912年4月29日,北京政府陆军部成立,军医司仍沿前清体制,内设卫生、医务2科,原属军牧司所掌的马医事项划归军务司。7月,复将马医事项重新拨回军医司,改称兽医科。于是,军医司分为医务、卫生和兽医3科。8月31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陆军部官制》。其中规定,军医司管理军医、兽医各种诊疗机关、官兵伤病情况的诊断和体检的执行、防疫和卫生试验、卫生材料和蹄铁事项、战时卫生勤务的各种规则、军医、司药、兽医所属各项人员的勤务教育、考绩和补充、卫生报告的统计与调查、红十字会与恤兵团体。陆军部军医司卫生科负责调查各军事部队、机关卫生情况。但是,辛亥革命发生后,乃至共和建成之后年余间,“各军队迫于操防,致卫生各项表册,迄无报告到部”。1912年,陆军部召集各师医务人员会议,议定卫生材料的种类表和数量表,并制定了《卫生材料支给章程》。12月21日,河南都督府军政司长王丕焕致电陆军部,希望将所议定的“卫生材料支给章程”等抄发,“以便遵办”。

  北京政府陆军现行编制沿用前清练兵处所定营制饷章,故其卫生员的设置亦一如旧制。1912年,陆军部规定各师每团添设司药长和司药生各1缺。北洋各师遵照添设,“而各师部军医处因乏相当人才,故司药官尚付阙如。”1915年夏,陆军第20师和陆军第2师先后呈文陆军部,请在师军医处添设司药官1员,使其“承正军医官之命,督率各团司药长、生,施行化学试验,并管理卫生材料”。陆军部认为:“军队司药一职,于管理卫生材料之外,凡军人日用饮食物之化学试验,莫不赖之。其责任之綦重,较军医、兽医有过之无不及。……查该师等所请为军队要需,未便置诸缓议,且陆军军医学校药科毕业已达3班,在队服务年久,成绩卓著者尚不乏人。若无司药官1缺,副司药长以上缺乏升阶,亦无以资鼓励。拟请于军队编制未改定以前,体察各师之缓急,酌量于军医处添设司药官1员,其官阶薪水比照副军医官例办理。”

  1915年,陆军部下令,在所属各师本部添设司药官1缺,“专司卫生材料之出纳、日用饮食之化验以及调剂制药等事”。有些师、混成旅因长期作战,军阵卫生知识多有积累,往往在其军医处内添设军医员若干。司药军员的增设,使得现行陆军编制与前清练兵处所颁营制饷章开始“微有不同”。

  三、北京政府陆军医药卫生材料的生产

  在陆军部卫生材料总厂成立以前,北洋各镇、混成协所需军用卫生材料,通常由陆军部领款,“分别在商号自行购办,事后报销”。1912年12月,陆军部就前清原有陆军卫生材料总厂厂基改组,在北京正式成立陆军卫生材料厂。12月30日,袁世凯公布《陆军卫生材料本厂条例》,复于1913年1月明令颁布《修正陆军卫生材料厂条例》(凡18条)。该修正条例规定,陆军卫生材料厂设于北京,直隶陆军部,“专司陆军平时、战时人马卫生材料之制造、采备、分发及品质审查”。该厂设厂长1员,“承陆军部命,综理全厂事务,监督所属职员和各分厂”,另以副官1名助理厂务。厂内职员及其职掌分别为:军需员1名,掌理会计事宜;书记员1名,掌理文牍事宜并典守关防;制造课主任1名,掌理药品制造事宜;审查课主任1名,掌理药料审查及化验事宜;出纳课主任1名,掌理药品出纳、保管及配备事宜。另有技术员9-12人,助理制造、审查、出纳配备各项事宜。

  材料厂可根据情况设立分厂。分厂设分厂长1员,承总厂之命主管分厂事宜。其职员设置以总厂为依据,但总数不得超过总厂的1/2。陆军卫生材料厂全年经费约2万余元,由陆军部支领。“但采购药料及器械所需价款,系临时呈请陆军部核准,在各师医药费预算内开支”。军用卫生材料主要分为中药、西药、医疗器械和消耗品四种。中药方面,每届“药都”河北祁县(后改安国县)庙会,陆军部即派员前往购置生料,再由陆军卫生材料厂分别切造炮制。但是,陆军部直属各部队应需卫生材料中,西药占主要部分,而中国向来无制药大厂,故通常情况下,均由陆军卫生材料厂向西方洋行和日本洋行批量购办原料和半成品,再由总厂制造后分发各军事机关应用。

  北京政府试图改变此一尴尬局面,大力以西法培养医学人才。但从当时需要看,中国更需要可以用西法制造药品的人才。陆军部在卫生材料总厂成立不久,即曾多次为此计划增加经费,然“屡议屡辍”。陆军卫生材料厂克服多种困难,力求仿制西药。当时,中国军事常用药品中,自制者占83%,如硝酸银等80余种;兽医常用药品中,自制者占21%,如红色酸化汞等30余种。因陆军卫生材料厂初创,生产能力相当有限,许多药品仍无法自制,只好继续由欧洲进口。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西药来源断绝”,进口药品的市场价额上扬十倍乃至百倍。尤其那些战时专用药品,列强均视为禁品,其运输来华过程十分艰难。北京政府只好从美国引进制药机器多台,图谋扩大药品生产规模。

  在多方积极努力下,卫生材料厂“出品甚夥,药质成分亦较购入者甚为精良”。1916年以后,卫生材料厂规模逐渐扩大,自制药品种类渐次增至160余种。无论进口药品还是自制药品,陆军部均交由陆军卫生材料厂审查课确定其成分后再行签封。此外,各机关自购药品有时也送至陆军卫生材料厂进行审查。为适应战事需要,陆军部还曾在福建设有西药厂,自1916年下半年至1918年下半年,该厂有官长3名。民国北京政府成立之初,陆军卫生材料厂所储医药不敷应用。陆军部通令各省都督,若需购备军用医药,应在各军医药费项下提款向陆军卫生材料厂代办购买,而不再由该厂直接发给。

  1912年7月9日,江苏都督程德全致电南京卫生材料支厂,“宁省财政窘迫,辖军更多”,“拟请目下仍由该支厂发给”。支厂为此致电陆军部请示机宜。7月15日,陆军部复电称:“值此甫经划分之际,所有宁辖各军应需卫生材料,准暂由支厂照发,嗣后仍请该督在各军医药费项下提款交支厂代办。倘有短缺之处,仍可由支厂暂垫,以免贻误要需。”此时,支厂所存医药卫生材料也已十分有限。7月18日,陆军部“加急”致电南京陆军医院院长戴秾季,命令其将前陆军部军医院封存器械等“移交材料厂收管”,以应急需。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因军用药品需求量颇大,中国自制能力相对有限,西药仰仗外洋的局面一直没有根本改观。当时西药业即主要“是以贩售进口药品的制药原料为主要业务”,1915年,项松茂主持成立五洲股份有限公司,“开辟了代理欧美厂商经营化学仪器、医药器械的进出口业务,获利甚厚”。

  四、陆军部所属各军医药的领发

  清末,北洋军队卫生经费按照营制饷章中的医药费规定办理。1911年陆军卫生总厂成立后,各镇、混成协医药材料的发放分为平时、战时两种。平时发放按每年三期进行。陆军部根据核定预算范围,就各军队疾病种类情形,拟定“卫生材料品类数量表”,颁发各军队机关,由各镇、混成协军医机关遵照该数量表,经卫生材料总厂预先向陆军部备文请领购备款额,并附具报销四柱表和药方存根。陆军部核实后,饬令陆军卫生材料总厂按表分别制配医药材料;与此同时,陆军部通知由各作战部队直接派员赴部请领。各该承领员填据领证后,陆军部照数发给。

  这一制度,基本上确保了有关军队能快速有效获得所需医药卫生材料。共和以降,北京政府将这一制度几乎毫无保留地继承下来。陆军部发给所属各师、混成旅的卫生材料,“系照团营数目酌量配备”。1913年3月,察哈尔都统何宗莲咨会陆军部称,都统署所属“军事筹备局应用军医、兽医卫生材料,请即发给”,陆军部军医司以情况不明为由,责令司药长何某就该军事筹备局所辖军队团营若干进行查报,时久未见答复,只好致电何宗莲查问。

  1919年4月,陆军部将本年度第三期军医和兽医应用药品与器械等卫生材料使用数量,根据直属军队情况配齐,令各师旅派司药官等员赴陆军部点交领讫。北京政府时期,许多军队向大型药房采买西药。在当时的上海,军队购买西药的一般流程是洋行———大型药房和部分西药行———部队。

  商家在向军队兜售药品时,多“以大包装为主,价格易于标售”。遇有战事发生,陆军部往往准由各机关自行购置卫生材料。“凡军队奉命出发,由该机关卫生员,就出防地点之气候及战时情形,分别开单,由该长官备文请领,经部查核,认为适宜者,令行该厂估价报部,另款发给购置各费。”如果某些西药为陆军卫生材料厂“未能制造之项”,“或赶办不及以及关系特别情形者,则由部发款,归各机关自行购办。”

  1913年9月底,热河都统署军医课长孙洞环进京“向洋行订购军用药品器械”,10月3日,孙洞环致电署理热河都统舒和钧称,药品“运货手续极困难,乞急电陆军部中津各关验放”,次日,舒和钧以“特电”致陆军部,请与各关商洽。
1914年2月15日,热河都统姜桂题以“特电”致陆军部,请发给运护各照。1915年11月底,驻防新民的陆军第20师师长范国璋认为,本部所属第80混成团自1914年7月到1915年6月的医药费等费用已届结算年度,特致电陆军部,并称“册据随即照报”。1916年初,护国战争紧张之际,陆军第10师师长卢永祥奉令开赴前线,行前电请陆军部准予发放该师春季所需西医药品。3月,陆军部责令卢氏派正医官就近采购,然后再请陆军部派员点验。

  然而,陆军部并未及时将购药款拨下,4月5日,卢永祥连续两次致电陆军总长,要求发放所需药品医疗器具的筹备款额。6日,陆军部复电称:“战时药品器械费即由临时军费开支。”对于这一答复,卢永祥深感不满,故卢部直至6月中仍未开拔。6月21日,卢永祥再次致电陆军部,询问本部各营暑药费用开支。23日,陆军部复电称:“暑药照章每营29元,由师自购。”北洋嫡系卢永祥坚持将医药材料用款的能否发下,视作出兵捍卫袁世凯洪宪帝制的主要砝码。他在与陆军部的相互电报往还中,坐视着袁世凯政权的垮台。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控了北京政府军政实权,最大程度地保证北洋军系的利益,以巩固自己地位。1916年7月12日,上海护军使杨善德致电陆军部,询问已用卫生材料核销情况。15日,陆军部复电杨善德:“本届卫生材料应准照办,按章报部核销。”

  随着北洋内部的分化,至1920年6月底,皖、直两系斗争已如水火。倾向直系的作战部队在领取医药材料多受限制。6月25日,陆军第8混成旅旅长靳云鹗致电陆军部称,陆军部曾准该旅军医院所需自7月份起由陆军部发给,可是届期备文请领,却未得批示,故再次电请。

  在平时伤病员较少时,医疗器械使用率往往较低,经常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擦磨清洗。直到1920年,各军队“皆未设”磨工,无法实现对军医器械的及时修理,“故医疗器械一经残锈,即同废物”;另一方面,战事紧张之际,可用器械的稀缺使得其利用率自然增高,且器械本身的简陋和使用者技术的正确与否,都在相当程度上损耗着医疗器械的使用寿命,造成了相当的经济浪费。当时军队中十分缺乏军马蹄铁人才,陆军部为此责令军医、兽医两校和卫生材料厂“分别担任教练,定期按额召集各师旅医兵、掌工等,各带原饷,轮流学习,期满仍回原队服务”。

  军用医药的批量生产和充足供应,为军队战斗力的最大程度发挥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前清时期,军用医药基本是为防止时疫及调理脏腑脾胃的中成药制剂,根本不适应近代热兵器战争的需要。近代以来,西洋医药的传入及其效力的发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军队医疗卫生体制的近代化。

  清末民初,军用西药的生产逐渐规模化,但因各种条件局限,军用医药仍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外洋进口。陆军部直属部队药品的领发制度直接沿袭于清末新军营制饷章。新式医药在近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日显重要,但是民初中国军医素质的低下,却时常在限制着军事活动的进行。北洋派系斗争加剧之际,军用医药发放的厚此薄彼,更加彰显出近代战争中军药品的格外重要。军营医士的缺乏及其素质的相对低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疗器械的使用效率。为节省军费开支,不少军队转用中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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