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研究在日本诞生及其在二战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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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国外中国学是指国外专家学者采用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方法对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的研究。

  其中既包括目前学界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汉学”,也包括国外专家学者对于近现代以及当代中国的研究。本文所指的现代中国学是指近代以来国外专家学者采用社会科学方法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国外早期对于中国的认识,多数是一种直观感性的记录,并不是采用严格意义的科学方法的研究。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扩大和深化以及社会科学方法的产生,国外对于中国开始了较为严肃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逐步从古代中国转向当代中国,而研究方法也从传统的人文学科方法转向社会科学的方法;“二战”后,更是出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采取跨学科“区域研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研究。“二战”前,日本较早地实现了从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研究的转变。这一转变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并直接服务于侵华战争。

  一、现代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准备

  一般认为,公元5世纪初古典儒学开始传入日本列岛。此后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有关中国的研究一直是传统汉学占据统治地位。至明治维新,日本各界对于国际社会的认知不断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也开始发生变化。明治维新至 19 世纪末,是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准备时期。

  (一)大陆政策的形成与确立——催生现代中国学的直接动力

  明治初年,日本就有人提出要侵略朝鲜,进而侵占中国。据戴季陶所言,大木乔任有一篇论日本国是的文章。大木在该文中说:“世界各国惟有俄国是顶可怕的,是顶能够妨害日本的大陆发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陆发展,应该要和俄国同盟。中国的领土就可以由日俄两国平分。”

  这个意见木户孝元[允]极力赞成,以为是日本建国惟一良策。西乡隆盛也是明治初年“征韩论”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西乡主张及早实施武力征韩。西乡之后,关于“征韩”问题虽然在日本引起了争论,但是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要不要征韩,而在于如何以及何时征韩。至 1887 年,日本参谋本部拟订《清国征讨策案》,日本陆军将“征服中国”列上议事日程。该策案的核心就是以武力征服、政治肢解中国大陆的亡华计划。《清国征讨策案》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将中国列为“经略大陆”战略的主要目标。1889年 12 月 24 日,山县有朋就任第三届首相,成立内阁。山县首相1890年12月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发表“利益线论”施政方针的演说,标志着近代大陆政策作为日本的国策正式形成。紧接着,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逐步实施对亚洲近邻朝鲜、中国东北和中国关内地区的侵略扩张了。期间,日本各界明确意识到,大陆政策的实现有赖于日本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因此,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和确立,实现这一政策所确立的目标,就成为掌握中国实际状况,进而研究现代中国的直接动力。这也成为 20世纪初期,日本现代中国学诞生的直接驱动力。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在论及该会培养“支那通”的原因时,就曾明确说明:虽然,西方列强在中国抢占势力范围,但“中国内部事业,必仍归同文同种的日本人之手,理极显见。加之,年来日本人口,增加极多,每年至少有五十万人繁殖,预料十数年或数十年之后,人口增加之多,绝非小小的内地,可作谋生之地的了”,“日本无形的领土,到处扩展,以待日人驾临,邦人前途,希望极多,岂可不奋然而起呢?

  这就是东亚同文会所以要……在邦人之中,造就‘支那通’而作为第一着手的事业的原因啊”。也就是说,实现大陆政策,满足日本对外扩张,特别是侵略中国的需要,是培养“支那通”并进行现代中国研究的首要原因。

  (二)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催生现代中国学的学术动力

  现代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采取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中国研究。日本采取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中国研究的准备工作,是在明治维新至19世纪末进行的。

  1868 年 3 月 14 日明治政府公布了《五条誓文》,其中,第五条就是求知识于世界以振皇基。显然,输入西方思想文化知识被明治政府视为重要任务。这点在日本思想界也得到了高度认同,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就提出: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并进一步指出:日本“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 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因此,在明治政府的推动下,日本输入了大量的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897年,日本人翻译的有关近代政治学说的西书约有 170 种,涵盖了17、18 世纪至 19 世纪 80 年代欧洲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涉及宪法、议会制、内阁制、主权论、政党论、地方政治、政治史、政治与法的思想等方面。从1867 年至 1897 年,日本人翻译刊行的有关近代经济学说的西书达274种,涵盖美、英、法、比、荷、德、奥、意等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涉及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两大流派。所翻译的经济学书籍中,英国以103 本居于首位,其次主要有美国 48 本,德国 40 本和法国 37 本。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还广泛输入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西欧的社会学传入日本之后,经过西周、外山正一和有贺长雄等学者的阐释和发展,形成了早期日本社会学。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输入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此时,虽然在日本尚未出现系统而有意识地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的中国研究。但是,现代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方法输入日本对于现代中国学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因为,这种输入为日本的中国研究由传统汉学的方法向现代中国研究方法转变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进而为现代中国学的诞生进行了准备。

  (三)现代高等教育的创办——进一步促进现代社会科学的输入,同时为现代中国学的诞生奠定了人才基础

  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文明开化”,明治维新后日本既采取直接输入西学的方法,也采取了兴办近代高等教育的方法。近代高等教育的兴办,既进一步为日本输入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文化,从而进一步为现代中国学的诞生积累理论和方法,同时也为现代中国研究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日本高校开设社会学始于东京大学。1878年,从美国来东京大学任教的E.芬诺洛萨(ErnestFenollosa),把斯宾塞的社会学作为政治学的基础进行了讲授。到 1881 年,社会学以“世态学”这一题名成为正式课程,仍由芬诺洛萨担任讲授。从这年起,外山正一将社会学当作历史学基础来讲授。

  1893 年,东京大学创立了社会学讲座,由外山正一担任最早的主讲人。此后,高校的社会学专业不仅为日本培养了大批从事相关专业、职业的人才,而且在培养的社会学研究者中就不断涌现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专家学者。有“日本的沃德”之称的有贺长雄既是芬诺洛萨的学生,同时与中国又有着复杂的关联。作为外山正一接班人的建部遯吾于1898 年主持东京帝国大学的社会学讲座后就明确模仿孔德社会学。1903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创立了日本第一个社会学研究室。建部引退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讲座的是户田贞三。户田采用美国的社会调查方法,重视实证的调查研究。受此影响,一批注重实证调查的中国研究者被培养出来。其中以林惠海(代表作为《中支江南農村社会制度研究》,上巻,有斐閣,1953)、牧野巽(《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日光書院,1949》)、福武直(《中国村落の社会生活》,弘文堂書店,1947;《中国農村社会の構造》,有斐閣,1951)等为代表。此外,清水盛光(《支那家族の構造》,岩波書店,1942年);《支那社会の研究—社会学的考察》,岩波書店,1947)也是采取实证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中国社会研究的著名学者。

  19 世纪后半叶,日本除了兴办多所公立大学外,还兴办了诸多私立大学。其中,以庆应义塾大学在引入西学、进而促进以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现代中国较具有代表性。1858年,福泽谕吉于江户创办了一所研究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科学的小型私塾。10 年后,即庆应 4 年,正式定名为庆应大学。到1890年,设有文学、理财、法律3科,8年后根据学制改革的要求,陆续增设政治科、医学科,其中政治科的发展与现代中国研究有着紧密的关系。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庆应义塾大学政治学科即设立了中国研究,其主要教研人员是及川恒忠。及川1913 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政治科,毕业后担任科内助手一职,其后被派往法国及中国留学,1920年回日本,开设中国研究科目,成为政治科第二位专职教授。及川最初专攻辛亥后中国政治经济,在法学部和经济学部分别开设《支那法制论》和《支那经济事情》。及川的研究重心主要在中国政治组织,早期以民国时期的国会与行政系统互动为主,后期则在政党及宪法,其中国研究的主要论著有《支那の幣制》《中国政治史》等。及川退休后,其中国政治讲座由石川忠雄继承,东洋外交史则由英修道继承。英修道于 1926 年庆应义塾大学政治学科毕业,入大学院,由及川恒忠担任其指导教授,1928 年担任助手,1934 年升任助教授,担任东洋外交史专业的教学工作。

  综上所述,19 世纪后半叶,随着日本确立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文明开化”国策以及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确立,现代中国研究的直接动力形成了。同时,西学的引入、近代高等教育的兴办既为中国研究转向采取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也为培养具备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新型中国研究人才做了良好的准备工作。因此,到20世纪初期,适应日本内外政策的需要,同时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与实际研究工作的结合,现代中国学在日本就呼之欲出了。

  二、现代中国研究在日本诞生

  到 20 世纪初,日本现代中国学诞生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准备、人才培养机构的准备等工作已经完成。于是,20世纪初现代中国研究正式在日本出现了。

  创建了培养现代中国研究人才的专门学校,开始培养研究现代中国的专门人才。1897 年,日本“东亚会”与“同文会”成立。1898年底,两会合并为“东亚同文会”。如前所述,该会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支那通”。1900年5 月,该会在南京成立同文书院。同年8 月,南京同文书院迁到上海后,更名为东亚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自 1900 年创设至1945 年解散,累计招收 46 届学生,人数达 4000 余人。其课程设置特别注重中国语言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等。1900年,桂太郎创立“台湾协会学校”,该校原本是为培养开拓殖民台湾的人才而成立。

  日俄战争后,为适应日本扩张的需要,该校更名为“东京协会专门学校”。其教育方针确定为“专事养成统治日本新领土或经营殖民事业的人才”。

  1918 年,改为拓殖大学。自 1900 年至 1945 年,拓殖大学累计毕业生达3000余人。

  开始设立现代中国研究机构或部门。拓殖大学设立了专门从事研究东三省的新京研究室。该室主要职能包括:研究调查东三省及中国各地情形;发表研究结果及调查资料;汇集满洲方面经济调查资料;调查日本与东三省间有密切关系的各种事情。东亚同文书院还设立了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支那研究部”。该部活动主要包括:汇集研究资料、派遣部员旅行中国各地调查研究、指导本校学生旅行中国各地实地调查、发行定期及不定期刊物、举行演讲会、摄制中国内地情形的电影等。

  此外,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官方机构也从事了当代中国研究工作。其中,外务省及其通商局、条约局、情报部,商工省商务局,参谋本部,在东北的关东都督府及其调查课、陆军部、民政部、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都进行了大量的中国调查研究工作,出版、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结果。1906年创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其本部庶务部下设的调查课、公共所,地方部下设的地方课、鞍山地方事务所、上海事务所研究室,兴业部下设的商工课、农务课、农事试验场、地质调查所,满铁支社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哈尔滨事务所等均调查、收集韦 磊 日本现代中国学的兴起与侵华战争了中国大量的信息、情报、资料,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组织实施了对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近代日本私人对于中国的实地调查研究不胜枚举,而有组织的系统调查则以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组织的调查最具有代表性。东亚同文书院的“大旅行”,从第一期学生到日本战败旅行调查持续了 45 年,参加者达 5000 多人,旅行路线 700 多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有的还涉足东南亚和俄国西伯利亚及远东。调查旅行历时最长的一次是第 2期生林出贤次郎 1905 年的新疆调查旅行,共 274天,跋涉天山北路,直抵中俄边境伊犁。学生调查项目则包括:地理(沿途形势、气候、都市、人情风俗、交通运输等)、经济(经济单位、资本家、劳动者、田园及住宅、农业、畜牧业、林业、矿业、工业、物价、生活水平、外国企业及其势力)、商业(贸易情况、公会、度量衡、货币、金融、商品、商业惯例等)、政治(现在、过去的政情等)。“满铁”在其存续的四十余年间,开展了关于中国的大量实地调研。“满铁”调查部进行的专项调查主要有:“支那(中国)抗战力调查”、“日满支(华)集团通货膨胀调查”、“战时经济调查”、“世界新形势调查”、“中国惯例调查”、“北方调查”(主要是对苏战争准备活动和特务情报活动)、“南方调查”、“东亚经济调查”等。此外,“满铁”还进行了东北农村惯行调查和华北农村惯行调查。

  编写、出版、发表了大批关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成果。无论是私人,还是诸如拓殖大学、东亚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他们在开展关于中国的调查研究后,都将调研成果汇编成册。因此,在20世纪上半叶,日本出现了大量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对此,戴季陶在 1919 年就意识到:“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

  开设了现代中国研究讲座,传播了现代中国研究成果,扩大了现代中国研究的影响。学界一般将在大学设立汉学、中国学讲座,作为汉学、中国学学科产生的标志。以此为标准,在 20 世纪初期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出现专门培养现代中国研究人才的高校,设立相关现代中国研究的课程。不仅如此,进入20世纪后,日本的相关大学里还开始广泛开设现代中国研究的各类讲座。其中,以庆应义塾大学的望月基金支那研究会组织的讲座比较有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自 1926 年 9 月至 1930 年 10月,该基金会组织了近 80 场现代中国研究讲座。

  主讲人有:记者(如小村俊三郎等)、军官(如田代皖一郎、坂西利八郎等)、政府官员(吉田虎雄、清水董三等)以及高校中国研究专家,特别是现代中国研究专家(如矢野仁一、木村增太郎、及川恒忠、中村久四郎、松本信广等)。讲座涉及的问题有:中国古代文化、近现代中国经济、政治、法律、社会、交通、军事、外交等等(其中部分讲座的内容载慶応義塾大学望月支那研究基金编的《支那研究》,岩波書店,1930)。可见,庆应义塾大学举办的现代中国研究讲座基本上涵盖了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此外,望月军四郎还向早稻田大学捐款,在早稻田大学内的支那协会中设立了“支那经济讲座”。

  三、几点思考

  (一)“二战”前日本现代中国学直接为日本侵华服务

  毋庸置疑,日本现代中国学产生的直接推动力,并不是出于学术动机而了解、认识中国,而是服务于其侵华的根本目的。这一点,桑原骘藏在论述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的时候,就明确指出,日本学者进行中国研究就是为了适应即将出现的世界列强对于中国的争夺和瓜分。就实际情况看,现代中国学在日本诞生后,也确实发挥着直接服务日本对外扩张,特别是侵华的作用。

  首先,有关机构培养的学生直接服务于侵华机构。截至 1936 年,拓殖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有 106人在台湾、356 人在中国东三省、73 人在中国其他各省,在中国地区的人数占总数的1/4强。东亚同文书院肄业或毕业生中战时有不少就在军队中担任翻译工作,而且有不少毕业生毕业后留在中国从事各种工作。据 1938 年的调查显示,留在中国(包括东三省)的有1487人,占统计人数的55%。其中供职于东三省的日本政府机关的人数为 50 人,伪满及蒙疆机关的有272人,企业、银行、商业公司的有 493 人,教育部门有 18 人,新闻部门为 24 人,公益事业为 10 人,其他行业为 17 人。而供职于中国内地的日本政府机关有 93 人,中国政府机关有10 人,企业、银行、商业公司有 361 人,教育部门有40 人,新闻部门有 25 人,公益事业有 24 人,其他行业有 50 人。可见,当时在中国的东亚同文书院肄业或毕业生绝大多数都是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机构的。

  其次,相关调查研究成果作为参考资料提供给侵华部门。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根据旅行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均需递交给日本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以作制定对华政策的参考。近代日本中国研究的著名学者内藤湖南,实际上也直接为日本侵华的活动提供了参考和依据。1907年,中日之间爆发间岛问题。在此之前,日本为实现其侵华扩展目的,就于 1906 年由外务省委托内藤湖南调查间岛问题。此次调查,形成了《间岛问题调查书》五册,交日本外务省。因这些文书的内容证明了间岛是中国的属地,于日本的侵占企图不利,故未公开。1908 年 8~10 月,外务省再次派内藤赴间岛视察,调查对间岛实行殖民化是否有价值。此行有《间岛吉林旅行谈》,分 13 次连载在《大阪朝日新闻》上。据此,内藤另写成《间岛问题私见》调查报告书,上交外务省。当时,内藤湖南从经济利益着想,主张“间岛”应归韩国。1909 年,中日政府对间岛问题进行谈判交涉,签订《间岛条约》。据称,日方在与中国谈判、签订《间岛条约》时,便主要依据了内藤的《间岛问题私见》。

  再次,鼓吹侵华,为侵华出谋划策。1911年末,日本趁中国时局不稳之机着手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内藤湖南写作《支那论》一书,赤裸裸地提出分割中国领土的谬论,他从财政、兵力、民族关系等方面,阐述应该将东北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其目的在于为“满蒙独立运动”提供理论支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即侵占了中国东北,1932年更是一手扶持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伪满洲国宣布成立的当天,内藤湖南就发表言论,为伪满洲国所谓的“建设”献计献策。

  (二)国外现代中国学的产生、发展不可避免地与所在国的内政外交发生密切关联

  由于日本现代中国学与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甚至是直接为侵华服务。因此,有学者将“二战”前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称为日本中国学的“变异”时期。那么,如何看待国外现代中国学与所在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关系呢?

  从国外中国学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看,“二战”前日本现代中国学确实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了严重危害。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危害不仅仅是日本现代中国学自身的问题,而且是现代中国学产生时的推动力问题。截至目前,国外现代中国研究基本上都是由所在国国家利益需要而直接推动的,很少有完全出于学术目的而开展的纯粹的现代中国研究。以当前国外中国研究实力最强的美国为例,其现代中国研究的发端就是源自于“二战”期间美国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实际需要。当前,美国国内开展现当代中国研究规模最大、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也不是纯学术研究机构,而是为围绕美国国家利益开展研究的各类智库。

  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研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各类研究往往或多或少地与政治发生关系,与所在国内政外交毫无关系的现代中国研究只会零星地存在,而从总体和整体上看是不值一提的。现代中国研究很显然与各类现实问题密切相关,而且这类问题往往与所在国的内政外交密切关联。因此,现代中国研究必然会与所在国的内政外交,特别是对华政策发生关系。

  可见,所在国的利益、其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所在国的对华态度和政策是推动乃至决定相关国家现代中国研究性质的主要方面。因此,现代中国学的性质如何,既取决于中国研究自身的定位,更取决于所在国采取何种对华态度和对华政策。所以,我们认为,“二战”前日本的现代中国学自身与侵华阴谋、侵华战争发生了复杂而密切的关系,根本原因在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所采取的扩张政策。因此,与其说日本中国学发生了“变异”,不如说日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特别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与中国关系发生了变异。

  (三)“二战”前的日本现代中国学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现代中国研究

  “二战”前的日本现代中国学确实与侵华阴谋和侵华战争有着直接关联,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二战”前日本现代中国学的主要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对华采取友好态度、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甚至反对侵华政策的现代中国学家。其中中江丑吉、铃江言一、尾崎秀实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有学者认为中江丑吉“对于他所处时代现实的中日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见解”是其学术贡献之一。而中江对华态度则是:反对建立满洲国,反对侵华战争,反对太平洋战争。铃江言一是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热情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投入中国革命相关问题的研究之中,其代表作主要有:《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1929)、《支那革命的阶级对立》(1930)、《孙文传》(1931)。1930年以后,铃江言一还撰写10余篇政论文章及中共党史方面的论文,如《支那红军的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支那苏维埃运动的新形势》等。尾崎秀实 1922 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其生前出版了《处于暴风雨中的支那——转换期支那的外交、政治、经济》(1937)、《从国际关系中看到的支那》(1937)、《现代支那批判》(1938)、《现代支那论》(1939)、《最近日支关系史》(1940)、《支那社会经济论》(1940)等专著和多篇论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尾崎秀实联合在华日本人士,以日支反战同盟为阵地,积极投入反战斗争。最终,他因佐尔格间谍案被捕,并于1944 年 11 月 7 日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秘密绞死。

  “二战”前,日本部分现代中国研究学者的研究成果客观上为近现代中国研究保留了一批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在当年有助于现代中国研究开展,时至今日,国内外不少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都不得不借助于当年日本学者和相关机构调查研究的材料。有学者称铃江言一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是“依据正确的第一手资料、文献而生动记述的以中国革命史尤其大革命时代为中心的历史性记录”,“有关这个时期的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史的文献资料, 无论在西欧或中国本身, 都没有如此丰富精彩的记录”。“满铁”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虽然具有侵略性质,但是客观上为国内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马若孟(Ramon Myers)、黄宗智(Philip Huang)、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主要就是依据“满铁”的调查资料。目前,国内学界公认,“满铁”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农村问题不可或缺的材料。

  此外,“二战”前部分日本现代中国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当前中国研究者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依据与史料。田中忠夫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曾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度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有:《支那經濟硏究》(1920)、《支那經濟の崩壊過程と方法論》(1936)、《革命支那農村の實證的硏究》(1930)、《支那經濟史硏究》(1922)、《支那農業經濟の諸問題》(1935)等。截至2013年9月15日,笔者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自1955年以来,学界研究近现代中国农村问题时,引用或使用田中忠夫研究成果的共有 261 篇。其中,2000 年以来共有 208篇文章引用或使用田中忠夫的研究成果。可见,“二战”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正越来越被我国学者所重视。

  综上所述,“二战”前经过充分准备,在日本内政外交政策的直接推动下,在西方社会科学大规模输入日本的背景下,日本开始转向采取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现代中国问题。因此,现代中国学在日本诞生。“二战”前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在组织性、系统性、科学性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其现代中国研究是在侵华政策推动下产生的,并为侵华阴谋和侵华战争所利用。因此,其现代中国研究必然会随着其侵略政策和侵略战争的失败而遭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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