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游燕日记》看清代末科举贡和首次法官选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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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张维(1890-1950),初名国钧,字维之,号鸿汀,甘肃临洮人,近现代知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学家和目录学家,曾历任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国民党中执委、甘肃省党部书记长等职,亦曾任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馆长、甘肃通志馆副馆长、甘肃文献征集馆馆长、《甘肃通志稿》总纂,对甘肃史志图书和文化教育事业贡献甚巨。先生自幼立志勤学,涉猎经史,考取清代末科拔贡。从政以后,他于政务繁忙之暇,仍坚持每日在“还读我书楼”中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日积月累,著作宏富。其中,《陇右方志录》《陇右金石录》《仇池国志》《元魏诸镇考》《兰州古今注》等史学著作,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成果,享誉学林。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经多次拜访张维先生,览其著述,由衷喟然曰:“以一人之身,六十之年,当扰攘之世,而有如此之卷帙,许大之志愿,可谓豪杰之士。观其所出版者,皆切实不苟,精力贯注,则其非作大言可知也。使其不从事政治,搜辑材料固无若斯之便,而其成就之精炼则无疑也。予游西北,所接读书人不多,乃有此博雅之才,洵出人意外矣。”[1](P174)对张维先生的学识和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赏。

  《游燕日记》是张维先生青年时期的第一部著作,记载了他考取甘肃拔贡以后,于宣统二年(1910)赴京朝考授职和参加法部全国法官选任考试的过程。张维先生不避劳苦在京师参加的这两次考试,前者是清代末科拔贡朝考,后者是清代首届法官考试,一旧一新,形成了鲜明对比,故而《游燕日记》对研究清末废除科举以后举贡生员的出路、清末官员铨选和清末司法改革皆有重要意义,史料价值不可忽视。同时,透过《游燕日记》亦能体会20世纪初叶政治鼎革、新旧交汇之际中国本土读书士人的心路历程。

  一、《游燕日记》内容概况

  张维先生自幼受家庭文化熏陶,读书勤,下笔勤,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因此每有出行,必以日记程,将沿途山川道里、风土人情、所见所闻、交往活动等皆收归笔下。目前有可考者,行记主要有《游燕日记》一卷,《辽东记程》一卷,《壬子河西居延考察记》二卷,《辛亥塞北行记》一卷,《吴越记行》一卷,《戊辰使河日记》一卷,《庚辰河西考古日记》一卷,《临洮访古日记》一卷,《秦陇访碑记》一卷等。

  非常可惜的是,上述行记现多已散佚,今仅存《游燕日记》和《砥庐行记》(包括《戊辰使河日记》《临洮访古日记》《秦陇访碑记》)两册。

  宣统元年己酉(1909),张维先生考取甘肃拔贡第三名。次年春三月初八,先生辞乡到省,经兰州、西安、洛阳、郑州、彰德(今河南安阳)赴京朝考,于四月二十九日抵都门。五六月间参加礼部朝考和保和殿复试,六月末揭榜,得中二等第五名。七月经养心殿引见,授学部书记官。随之,游学辽东宁远(今辽宁兴城)。返京后闭门读书一个月,参加九月初法部兴行的首届全国法官考试。入冬,张维请假省亲,于年底十二月廿六日返至临洮家中。

  张维此行几乎每日都有记述,凡途中所历山水名胜,历史遗存,名人旧迹,京师见闻,礼部、法部考试经过,以及即兴怀古诗文,友朋酬酢,皆按月系日记于其中,全文共八千余字,题名曰《游燕日记》。该记稿本为完整之孤本,久藏石渠,现存于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部。后于2010年随先生其他文稿被一并整理出版,嘉惠学林。

  《游燕日记》详列张维先生由甘肃临洮往返北京的路程,但来去线路并不相同。现略举其赴京线路如下:临洮→兰州→响水子→甘草店→车道岭→程口驿(今称钩驿)→十八里铺→安定县(今定西市)→西拱驿(今西巩驿)→会宁县→张成堡→界石铺→静宁州→隆德县→六盘山→固原州瓦亭镇→蒿店→平凉府→王村镇→泾州→高家镇→长武县→亭口镇→邠州(今彬县)→辽元坡→永寿县→监军镇→冯氏镇→醴泉县(今礼泉)→店张驿→咸阳县→长安县桥梓口→临潼人斜口镇→新丰镇→渭南县→华州旧城→敷水镇→华阴县→盘豆镇→阌乡县→大字营→筹仓镇→函谷关→灵宝县→陕州磁钟→位店岭→张茅镇→庙沟→峡石镇→观音堂→东西英壕→渑池县石壕镇→义昌镇→铁门镇→新安县→磁涧镇→洛阳北关→(此后搭乘火车)巩县→偃师→荥阳→郑州→彰德(又乘火车)→正定→保定→顺庆→北京[3](PP.115-121)这里需要简单说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汉铁路全线贯通,此前两年作为京汉铁路支线的汴洛铁路亦已开工,至宣统元年(1909)全线竣工。

  百年前的铁路,不仅轨道少,火车运行速度也很慢,时速还不到30公里。由于条件所限,当时的火车是不跑夜车的,车站也因此分为“过站”和“宿站”。火车经过“宿站”时,乘客要下车住上一夜,第二天再乘车继续行程。那时的彰德车站就属于“宿站”,因此《游燕日记》有张维从洛阳乘火车至郑州,然后由彰德再乘火车到京的记载。

  宣统二年冬,张维请假回乡省亲,所行线路与来路并不相同。从北京至西安段基本一致,仍是乘火车宿彰德,再乘火车到洛阳,由洛阳陆行至西安。此后行程线路如下:西安→咸阳→马跑泉→新平县(今兴平市)→马嵬坡→扶风镇→武功县→岐山县→凤翔府→汧阳县(今千阳)→陇州→固关→阎家店(今张家川阎家乡)→龙山镇→酸茨坡→秦安县→伏羌(今甘谷)→洛门(今武山洛门镇)→系马沟→熟羊城(今陇西首阳镇)→庆平(今渭源县庆坪乡)→临洮[3](PP.128-130)张维先生自三月廿四日至四月廿九是从兰州至北京,共历时36天;十一月十九日离京,十二月廿六日回到临洮,共用37天。两者来去虽然路线不同,但所花费时间基本一致。

  晚清,记载甘陕至京师道路行程的,还有另外一部重要行记,即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不妨将《辛卯侍行记》与《游燕日记》进行一番比较。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陶保廉随父亲新疆巡抚陶模赴任,途经天津、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数省,留下关于中国北方历史地理的丰富记录。陶氏于辛卯年八月朔壬辰侍父西行,九月初五是抵西安,十月初二日到达兰州,共耗时两阅月。[4](PP.76-232)陶氏从西安至兰州的路途与张维由兰州至西安的路途基本一致,但由京抵兰总体行程时间却比张维多花费一个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陶氏自北京至西安这段是经过山西,与张维自河南入北京道路不同。但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张维自洛阳至北京全程为火车,只用两天就抵都门,故而总体行程时间大大缩减。

  由此可见,交通工具的改善,对人们的出行和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加强西北与中央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作用更不可小视。亦可想见,明清时期,甘肃乃至西北像张维这样的读书人赴北京参加礼部会考是何其不易。

  二、张维与清代末科举贡

  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在谈到科举考试的发展变迁时,曾提到:“清代科举考试,多承明制,特详订条例,严防弊端,较明加慎。倘有作弊,悉置重典。当时视科举为拔擢人才大典,以生员、举人、进士三项为主要考试,谓之正途。其余考试,连类及之,不能脱离三项之范围。”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清朝科举考试的特点和侧重点非常重要,里面明确提出清朝视科举为选才之正途。

  明清两朝文人入仕有正途和异途之分,一向重视科举出身,对官僚集团、士人阶层和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通常所谓的“科举”,实际上是“科目”和“举贡”的并称。明清时期的生员,除了对参加院、乡、会、殿的“科目”考试趋之若鹜外,还可以参加“考五贡”,即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和副贡,称之为“举贡”。因为拔贡生、优贡生可以入京参加朝考并授职,所以“事实上举贡中之拔贡在清代政治地位较高,几与乡试相伯仲,是科目的重要补充,在清代选举制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明清每年或两三年都有岁贡,就是由府、州、县学选送优廪生进京,入国子监完成学业。当岁贡员额不足时,就用考试的方式在生员中选拔优秀者充贡,明朝称为“选贡”,清朝称为“拔贡”。清初,拔贡生还需要入国子监肄业,然后根据成绩任官。到乾隆朝,又创立了“就朝考取列优等,复经九卿拣选引见”的授职制度。从此以后,拔贡生中的优异者可以直接授职,不论京官外官,佐贰教职,皆可充任。也就是说,乡会试的科目考试途径是比较难的,录取名额亦有限,那么举贡就为广大生员入仕作官提供了另外一条出路,而且优异者堪比乡试,地位较高。因此,拔贡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清朝顺治年间,定每十二年一举拔贡,雍正年间改为六年一贡,至乾隆七年(1742年),朝廷规定每逢酉年举拔贡,仍每十二年一次,一直延续至清末。

  光绪三十一年(1905),袁世凯、张之洞等奏罢科举,各地乡会试一律停止,广大生员一夜之间失去安身立命之本。全国数十万读书人没有了生路,这给清朝中央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故而清朝中枢决策者在决定废止科举的同时,就已经为心若死灰,怨声载道的生员谋划了出路:旧学应举之寒儒宜筹出路也。文士失馆,生计顿蹙。除年壮才敏者入师范学堂外,其不能为师范生者,贤而安分,则穷困可悯。不肖而无赖,或至为非生事,亦甚可忧。拟请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

  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皆仍于旧学生员中考取。其已入学堂者,照章不准应考。[7](P5392)在这道上谕中,清朝统治者明确表态,乡会试虽然停止,但是优拔贡照旧举行,而且己酉科(1909)拔贡仍从旧学生员中考取。这不仅使正处于人心惶惶中的生员们暂时平复了情绪,还保证了废除科举后清朝官僚队伍的正常补充流传。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为了保证举贡正常进行,督办政务处奏定《拟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其中第一条“酌加优拔贡额”规定:“拟请己酉科举行拔贡,照向额加倍考取。本年丙午即系考取优贡之年,以后三年举行一次,各省均照例额加四倍考取。岁贡并准照原额倍取,以惠寒酸。均于壬子年考优后一律停止。”

  [8](P8457)实际上,还未及壬子年(1912),清朝已经灭亡,故只举行了三次考选,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宣统元年生员升优贡考试和宣统元年拔贡考试。

  此处还需要提到一个问题,即光绪三十一年清朝设立了学部,那么举贡考试究竟应由学部还是礼部主持呢?光绪三十二年,清朝中央政府规定:“见在学政专司考校学堂事务,不隶礼部。其从前之贡士,举人,恩、拔、副、岁、优贡,并廪、增、附生,例贡,监生,考试、引见、解卷、行文、以及改籍、更名、就职、报捐一应事宜,统由礼部仍照例章,分别核办。至由学堂出身之进士,举人,优、拔、副、岁贡,廪、增、附生,暨出洋游学毕业生,并国子监归并学部后在学部领照之监生,考试、引见、解卷、行文、以及改籍、更名、就职、报捐一应事宜,统由学部查照新章,分别核办。”[8](8458)依照上述条规,像张维先生这样的旧学生员,其在京拔贡朝考应由礼部主持。故而,《游燕日记》载:五月二十日,“赴礼部投文”;六月初四日,“赴礼部”考试;六月十五日,“礼部发榜”;六月二十一日,“赴礼部纳复试卷”。[3](PP.123-125)这些记载都佐证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根据上述诸规章条款,宣统元年(1909),各省相继举行了补优和拔贡考试。因为这是清政府规定的1912年之前仅有的一次补优考拔机会,所以报考人数众多,可谓盛况空前。商衍鎏对这次补优、考拔进行了详细记载:是时学政已裁,以本省提学使为考官,提学使可调用进士、举人、优贡、拔贡,向身该省之州县为分阅官。废除举优及考经古等,拔优分两场连考,应试者可以俱考,试以史论一篇、四书义或五经义一篇。拔、优两场题目皆如此,均即日交卷,不许继烛。以是年己酉本为考拔之年,先放拔贡榜,后放优贡榜,同场复试,题目史论、五经义各一篇,如额取定发正榜,无陪优、陪拔之名,所有试卷解送礼部。[5](P194)这是清末生员谋求生路,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次考试,虽然朝廷已经宣布加倍录取,增加名额,但是因应考人数太多,竞争依然非常激烈。张维先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州试第一名,为兰州府学廪生。至宣统元年,考取甘肃拔贡第三名,成绩十分优异。

  第二年,即宣统二年(1910),各省新取之优贡、拔贡,分别向各省督抚领取咨文,投呈礼部和学部,于五月到北京,六月内朝考。需要明确指出,上文述及,礼部所管优拔贡与学部所管优拔贡是不同的。因此,学部优拔贡实际上在当年三月即已到京,参加了三月二十二日举行的甄录考试。合格者随即参加于四月初八、初九举行的学部考试一场,四月十二日、十三日学部考试二场。有学者提出,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对甄录考试“只字未提,两场考试亦只云考一场,不知所云何据”。

  实际上,商氏《述录》所载:“以人数众多,先在学部考棚分考各省优拔一场。试题为四书义一篇、史论一篇,派大臣阅卷,分别去取,录取者由学部通知。”[5](P194)从上下文来看,所谈应是指礼部优拔贡考试,误称为学部。之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依据就是张维先生的《游燕日记》。

  礼部主持的优拔贡五月下旬投文,六月初考试。《游燕日记》载:五月二十日,“赴礼部投文”。六月初四日,“赴礼部,试四书义一,中国政治史论一”。这与商氏《述录》所记“试题为四书义一篇、史论一篇”,正相吻合。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张维先生在日记中留下了具体题目和答题状况的记载:首“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作两开半。次“汉武帝、元太祖皆雄才大略,然兵锋所及有远近广狭之不同,试详考而论列之”,作两开。是日下五句钟出场。[3](P124)从试题内容来看,“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出自《论语·季氏》,属四书义考题;汉武帝与元太祖开疆扩土之比较,属中国政治史论考题。礼部试卷两页为一开,试卷总体大概宽11.5厘米,高35.8厘米,长约150厘米。张维先生第一题写了五页,第二题答了四页。“下五句钟”就是“下午5点钟”,答题完毕出场。正如商氏《述录》云,这次考试“派大臣阅卷,分别去取”。《游燕日记》载:六月“十五日,礼部榜发。先是,十四日已有得耗报喜者”。[3](P125)张维先生通过了礼部初试,获得了保和殿复试的资格。于六月二十一日,赴礼部纳复试卷。

  保和殿复试是优拔贡朝考的关键,决定是否能够入仕授职。商衍鎏先生在《述录》中记曰:“定期在保和殿优拔合并朝考,试卷如旧式。试题经义、史论各一篇,钦派阅卷大臣,评定分一、二、三等发榜。一等及二等前十名,中年以下者用七品小京官,年长者以知县用。二等十名以后,京官以部司务用,外官以盐库大使、州判、同知、经历、县丞等用,三等者不授官。”[5](P194)《游燕日记》的记载与上述记录完全契合。张维先生记曰:六月二十七日,在保和殿复试。首题“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义”,作两开半。次“秦孝公下令求能,以奇计强秦者论”,作两开。是日下四句钟出场。[3](P125)首题仍是经义,次题依然是史论,题型与礼部初试保持一致。张维先生作答一如初试,分别写了五页和四页。并且从答题时间上来看,他参加保和殿复试似乎更加得心应手,比礼部初试提前一小时答毕出场。

  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复试结果就公布了,张维先生考取二等第五名,成绩非常优异。接下来就要等待养心殿引见。七月初十,他游览了地安门荷塘,连作四首采莲诗,但是都不称心意,用词平淡,缺乏意蕴。其实,这恰恰表明张维先生多年的压力顷刻得到释放,仍然沉浸在连日来的喜悦心情之中,心意波澜,难赋新词。

  七月十三日黎明,张维先生在养心殿接受引见。《游燕日记》载:“即日奉旨:‘交与吏部询问,授学部书记官。’即日到部,派在普通司行走。”[3](P126)学部普通司书记官为七品京官,张维先生拔贡朝考位列二等第五名,完全符合清朝典制。

  正是在这种“宽筹出路”原则指导下,停科举后,清朝中央政府继续对举贡生员实行考选,录用名额较多。比如,宣统元年四月保送举贡320名,八月考录优生289人。宣统二年七月朝考录用149人为京官,354人为外任。虽然这些举贡录取人数较之数十万生员总数如九牛之一毛,但这毕竟为面临失去生计的生员提供了狭窄出路。在清朝大厦将倾之际,中枢决策者用尽全身解术,勉力而为,但终挽救不了颓败之局,芸芸旧学生员亦被无奈地抛进历史的洪流之中。

  三、张维与清末首次法官选任考试

  宣统二年八九月间举行的法官选任考试,是清末首届亦是唯一的一次全国法官选任考试,同时还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全国司法资格考试,在中国司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关于这次法官考试的背景、时间、流程、录取和影响,学术界已有许多探讨。

  张维先生亲自报名参加了该届考试,并在《游燕日记》中留下相关记载,可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

  宣统二年的法官选任考试是在晚清艰难司法改革与实践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中国近代司法体制改革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这年四月,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在《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明确提出要设立律师考试制度。当年九月廿一日,在端方等人建议下,清朝中央政府颁布了改革官制的上谕:“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7](P5579)由此,正式揭开了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向近代司法制度转型的大幕。

  在中国司法近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三大难题,一是法律制度和条文的创制,二是司法机构的创设和完善,三是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也就是说,建机立制与人才培养是并行不悖的,甚至司法人员及其素质的更新直接关乎清末司法独立能否实现。随着各级审判机构的设立,专业法律人才稀缺成为一大难题,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以科举出身的行政官员兼任法官的体制,已经无法满足司法改革的需要。

  1906年9月,沈家本主持创办了京师法律学堂,开始培养精通中外律法和政治知识的司法专业人才。同时,地方各省在课吏馆、法政学堂的基础上,从候补道府以至佐杂和地方绅士的范围内,专设仕学速成科,研习法律学科目和日本法政速成科目,培养年龄在40岁以内的地方法官。这就是法官考试之前,晚清司法人才的培养方式和途径。

  法官资格以专业考试方式认定,这一法官职业化思想在袁世凯主持的天津司法改革区得到了初次实践。光绪三十三年(1907),袁世凯在天津府试办各级审判厅,摸索出了先学习司法知识,再参加审判实习,最终以考分高低派充法官的办法,举行了首次基层法官考试,堪称中国司法资格考试的先驱。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沈家本将起草的《法院编制法》呈报朝廷,再次明确“专门性的法律考试是选任法官的先决条件”。

  经宪政编查馆决定另拟《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待两年以后时机成熟时,与《法院编制法》共同颁布实行。至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廿八日,清朝中央政府正式颁布《法院编制法》及所附《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要求法部“严切奉行,不得稍存宽假”。这就为宣统二年全国法官考试的举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政策保障。

  《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对法官考试的方式和内容,均有详细的说明和规定。“章程”指出,法官考试分两次进行:第一次考试分笔述和口述两部分,笔述及格方能参加口述。经过第一次考试以后,录取人员分发到地方审判厅和检察厅学习两年,期满以后再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仍分笔述和口述两部分,都以查验实地练习优劣为主。

  第二次考试及格者方最终获得法官资格,分派充任候补推事、候补检察官。若第二次考试不及格,发回原实习地继续学习一年,然后再行考试。如若仍不及格,则立即罢免,毫不宽待。为了保证宣统二年首次全国法官考试的顺利进行,法部还颁行了《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施行细则》,详细规定了考生的资格、报名、费用、考试科目、考场安排及考试规则等内容。

  张维先生刚刚参加完拔贡朝考,列二等第五名,授学部书记官,供职普通司,为什么又能参加全国法官选用考试呢?《游燕日记》载:八月“初十、十一日,无记。报考法官名讫。报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3](P126)这里涉及了法官考试的考生资格、报名和考试科目问题。

  《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规定,除了考生年龄限制在20-60岁以外,法官考试考生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即:“凡在法政法律学堂三年以上领有文凭者”;“举人及副拔贡以上出身者”;“文职七品以上者,以实官为限,虚职不得参考”;“旧充刑幕,确系品端学裕者”。另外,在京师大学堂法科毕业,及在外国法政大学或法政专门学堂毕业,且经学部考试给予进士、举人出身的人,视为第一次考试合格,给予免考。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准参考:因公褫夺公权,失为官吏之资格者;曾处三年以上徒刑或监禁者;破产尚未偿还债务者;有触犯烟禁条款者。

  不难理解,张维先生于宣统元年考取甘肃拔贡第三名,宣统二年赴京朝考绩优,完全符合“章程”开列考生资格之第二款“举人及副拔贡以上出身者”。

  因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交通和信息差距较大,宣统二年的全国法官考试实际上由三部分构成,即广西于五月十五日提前举行考试,京师于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二日进行全国考试,九月至十一月,甘、新、川、滇、贵次第举行本地区法官考试。既然甘肃设有分考场,张维先生为什么不在甘肃报名应考,反而是在京师报名考试呢?

  原来,张维先生是在七月十三日经过养心殿引见,授学部书记官。而七月二十八日,法部方电咨各省:本部奏交八月二十四日开考,所有调考省份咨送人员,至迟须于十五日以前一律到京,以免迟误。

  若此时张维返甘报名参加法官考试,时间上非常紧张,几乎连按时报名都无法完成。好在法部通盘考虑了全国各地的情况,针对刚刚参加拔贡朝考,来不及回原籍考试的考生,提供了就近在京师报名参考的便利。

  《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施行细则》第五章第二十条至二十二条规定了京师、外省的具体报考办法。其中,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报考本法列为左之三种:

  京师投考者,在京及交通便利省份,来京应考各员生,除实缺候补人员应由京师各衙门及督抚备文咨送外,其候补人员及毕业生举贡等有不及在本籍起文者,得于到京取其同乡京官印结或本旗图片报考。惟刑幕一项,应由游幕省份之地方官出具印文,申送提法使切实考验合格,详由督抚备文咨送,其各项咨送员生名册统由提法使汇造申送法部备案。

  张维先生的情况就符合举贡“不及在本籍起文者”,因此,他只需要同乡京官提供一张盖有印章的证明文书,就可以直接在京师报名考试,不必再受长远路途奔波之苦。另外,“细则”第五章第二十一条规定,“应考人员投考报到应亲自填写履历并呈缴本人四寸照片”。第二十二条规定,“凡应第一次考试者,于临场纳卷时,每名缴卷费银二园。”这些细节虽然在《游燕日记》中没有反映,但是八月初十、初十一两日,张维记“报考法官名讫”,想必是按上述规定,圆满完成了报名手续。

  因为这是第一次法官公开招考,所以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的《京津时报》以《考试法官近闻》为题,对考生报名情况进行了追踪报道。到八月二十二日,报考法官已经截止,“闻考数已达三千余人”。

  看来,京师的报名情况是非常踊跃的。不过,亦有学者指出“各省报名者也严重不足,如广西一省,全部报名者仅一百多人,而该省仅地方推事一项,就至少需要五六百人”。

  无论如何,像张维先生这样已经被朝廷授职的京官,都愿意报名参加法官考试,足见司法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三千余人在京师参加法官考试,若同场比试,显然法部提供不出考场,即便是法部向学部借用考棚,考官选调都一时成为难事。因此,法部决定实行分省分场考试。即将全国各地考生按籍贯分为五场:京旗驻防直隶、奉天、陕西的考生考头场、二十六日考二场;安徽、福建、江西、江苏的考生二十七日考头场、二十九日考二场;浙江、山东、山西、吉林的考生九月一日考头场、三日考二场;湖南、湖北、广东、云南、甘肃的考生九月四日考头场、六日考二场;四川、河南、广西、贵州、黑龙江的考生九月七日考头场、九日考二场。此外,九月十日、十一日,法部举行一次补考。

  由上可知,甘肃在京的考生要参加九月四日的第一次考试和九月六日的第二次考试。《游燕日记》载:九月“初四日,应法官头场,初六日考二场”。[3](P127)与上述说法完全能够吻合。

  清末首届法官选用考试,具体考哪些科目和内容呢?《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施行细则》第二十八条规定:“第一场奏定宪法纲要一题,现行刑律二题,现行各项法律及暂行章程二题。第二场各国民法、商法、刑法及诉讼法各一题(准由各人于报考时呈明,就其所学种类至少认作二题),国际法一题。口试为主要科论说一题。”

  张维《游燕日记》载:“报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对“细则”的规定颇能印证。

  顺利报名并且了解了考试题型和内容范围以后,众考生们就转入了准备应考阶段。当时,法科教育和考试的经验告诉考生,仅凭背诵法律条文和规章是不能取得理想成绩的,还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灵活应用诸项律法,分析具体案例。这对于从未受过法学教育,只淹通儒家经典,欠缺法律知识素养的科举制诸生来说,是极其不利的。故而,《法官考试答案汇纂》和吉同钧的《考试法官拟作》两部书,就成为诸生应考的案头必备参考书。《游燕日记》显示,从八月初十、初十一,法官考试报名完毕,至九月初三日止,张维先生足不出户,在保安寺西廓院(今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路北旌勇里)的居所潜心准备考试。

  应当明确指出,张维先生对自己法学素养缺陷是有正确认识的,他对法官考试并没有抱过分的奢望。他在《游燕日记》中吐露心声说,对于法律知识,自己“素不究心,何必多此一举”。[3](P126)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认真准备本身并不熟悉的法官考试呢?这与张维先生的读书志趣息息相关。韩定山《张鸿汀先生事略》云:“先生年富气锐,颇欲奋志事功,与时贤相先后。”可见,张维先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儒,而是有着经国济民,奋志事功的远大抱负。他在《六十自述》中曾经谈到读书志趣时说,自己最无兴趣的是《易经》,最感兴趣的是《诗经》和《左传》。自幼受祖父和父亲的训导,研读《资治通鉴》,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义。因此,张维先生长期致力于研读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道德文章和经济之学,每每欣快异常。他说:

  “我读书四十多年的治学观念,就是明事理,求实用。”[14](代序,P6)不难看出,张维先生报考全国法官考试,并非出于谋官趋利的目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明事理,求实用”,经邦济世的报国之志。这一点从他准备法官考试期间的部分诗作中,亦能得到印证。《游燕日记》载,八月十六日既望,张维先生作中秋感怀诗十四首。其一云:“一年今此又秋风,鸡肋功名误英雄。却羡披蓑戴笠客,扣弦高唱大江东。”

  又一云:“也曾骥尾附群英,愧以不才负圣明。芥尔一官君勿笑,枫宸雨露满南城。”[3](P127)从诗文中可以体会出,张维先生对拔贡功名、对学部书记官并不心满意足,他还有着“扣弦高唱大江东”、“枫宸雨露满南城”的豪情壮志。这也就不难理解,张维在法律知识储备不足的劣势条件下,仍然专心用功将近一个月,心无旁骛地备考法官考试了。

  首届法官考试,不仅考查应考者的学识和经验,还是一种对考生体力的考验。每场考试在黎明五点二刻就听候点名领卷入场,下午六点钟才到必须交卷的时间。法部制订的《法官考试场规》非常严密,从进场、发卷、答卷,到交郑、收卷,均有严格规定。答卷时考生“各科问题必须全行笔答,缺一不录”。卷面不能出现污损及缮写错误,否则后果自负,不能替换。若有舞弊作弊行为,立即清除出场。类似严格的规定非常细密,使得清末首届法官考试显得既庄重严肃,又神秘高深。那么,张维先生参加的“湖南、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场考试,究竟考了哪些题目呢?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我们只能找到九月初四第一场的试题,九月初六第二场的题目已经无法知晓了。这五省九月初四第一场考试的题目如下:宪法:臣民有遵守国家法律之义务,试述其理由。大清律例:犯罪自首有免罪者、有减一等者、有减二等者,如何区别。夜无故入人家被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疑贼毙命,则悉照谋故斗杀本律例定拟,其义安在?

  法律章程:有限公司与无限公司如有亏蚀、倒闭、欠账等情,有限公司除将各股东股份银两缴足并该公司产业变价偿还外,不得另问股东追补,无限公司则可向股东追偿并将自己名下之产业变抵,试言其责任轻重不同之故。各省已未设审判庭,地方所有死罪及遣流以下案件如何办理?

  从题目内容上可以看出,首届法官考试的题型全部为解释或论述题,理论性考题占了大部分,案例分析题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考查考生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正如前文所述及,张维先生因“素不究心”法律科目,尽管花了一番苦功,但是仍没能取得好成绩。《游燕日记》载:九月“十五日发榜,落第”。

  他后来在补注“八月初十、初十一”条报名法官考试的日记时云“果然落第,宜也”。张维先生虽然未能通过法官考试,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一下宣统二年法官考试的录取情况。

  关于清末首届法官招考录取人数,学界多有争论,一般认为京师录取561史,全国各地总共录取841史。其具体情况是:京师561名、四川130名、云南26名、广西32名、贵州42名、甘肃42名、新疆8名,总计841名,其中最优等117名,优等264名,中等460名。

  有学者分析,在被录取人员中,授受新式法政教育人员占录取总数的45.5%,刑幕和州判占总数的15.2%,科举出身或候补出身人员占39.3%。科举出身中,举人110人,拔贡99人,优贡30人,副贡12人。若以授受新式法政教育人员为“新人”,则余下人员被视为“旧人”,故有参加此次法官考试者称当时“法官则多用旧人”。

  四、结语

  通观《游燕日记》,张维先生不仅保存了清代末科拔贡朝考的试题等重要史料,对废止科举考试以后士人的出路提供了一个注脚,还印证了中国司法近代化的初始历程,令20世纪初叶中国读书士人的形象更加完整。

  其实,将科举出身、旧式刑幕、州判和候补闲散人员笼统称为“旧人”是有待商榷的。像张维先生这样,虽然是拔贡出身,但其思想并不守旧,观念亦不保守,颇能追逐潮流,与时俱进。他在《六十自述》中云:“宣统己酉年,我考中了拔贡,到北京学部任职三年多。接触到许多新旧学者,他们都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可以随时请益,而学部又有个大图书馆,使我得到很大的收获。”

  (代序,P5)这充分表明,张维除了具备深厚的旧学根底,还主动向新式学者请教,并积极利用图书馆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游燕日记》中还存有大量张维先生参观游览的记载。比如,五月二十七日,“在彰义门大街农工商部陈列所一游”。“凡中国所产草木、禽兽、羽毛、(齿)革、金石、货帛、丝绵,各种制造物均备,颇恰人意。”[3](PP.123-124)再如,六月初六日,“游西直门外万生园,内分动物、植物、农事三类”。[3](P124)产于非洲和澳洲的珍禽异兽,给张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六月二十七日,保和殿复试结束后,“路经外国租界,其使馆、教堂规模宏厂,墙垣俱以三合土为之”。[3](P125)从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张维先生已经与中国19世纪后半期那一批抱残守缺、食古不化、冥顽不灵、愚昧无知的所谓“旧人”有着本质区别,他积极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眼界开阔,关心国计民生,深知君主专制已无路可走,共和立宪方是中国富强之路。这从他于辛亥革命前后参加同盟会,在甘肃首倡议会,乃至后来出任国会议员和甘肃省议会议长,理财政、兴建设、修水利、办教育的经历,都能得到明证。“明事理,求实用”的读书学理深深影响了张维先生的人生轨迹,可以说,他是20世纪初叶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代表,是中国读书人中“经世致用”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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