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婚俗改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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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婚俗作为最典型的民俗现象,始终是民俗与文化的基本研究对象。然而以往的婚俗研究,在内容上主要是对婚俗事项的记述和记录,在视域上多限于从个人生命历程与宗族生活建构等角度探寻其文化意义。除了一些学者简要提及民国时期新式婚俗———集团结婚的“社会色彩”、“公共集体活动”的性质及其与近代文明的关系之外,鲜有从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视角进行解读。国民政府时期的婚俗改良展示了各种社会力量、社会运动中包含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动,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解读结婚习俗的样本。

  一、旧婚俗的整改与新婚俗的示范:天津婚俗改良的主要举措

  民俗作为稳定性极强的日常生活规则,其滞后性也表现得尤为明显。天津婚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作为较早开埠的口岸城市,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天津婚俗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出现了以汽车代替彩舆,白色婚纱逐渐流行于上层社会,花童牵纱成为婚礼上的常见场景等。

  然而,旧式婚俗仍有很大的市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沿用满清仪仗,“津市居民婚丧典礼,率皆袭用前清仪仗”。表现之二是奢靡之风盛行,“中上之家固穷奢极多,即一般下级社会,遇有婚丧等事,亦须旌旗蔽日,鼓乐喧天,非数百元不办”。从天津市婚丧仪仗慈善捐征收办法规定的缴纳标准中也可以对天津婚礼仪仗规模之浩大窥见一斑。从免捐标准可以看出五十名仪仗人员在天津婚礼中是极为常见的,而最高缴纳标准表明了当地婚礼仪仗可能高达二百人以上。

  天津的旧式婚俗遭到了政府当局以及媒体的诸多批评。在批评中所分析的旧婚俗危害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奢华婚制”不但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在经济上“徒增无谓之负担,极背简单朴素之本旨”,造成“一般平民非常感到痛苦”。动辄数百元的婚礼费用相当于 1927年一户从家主到主妇甚至儿童都必须参加劳动的手艺工人家庭十个月内职业收入与非职业收入总和的一到数倍,而对于那些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来源的底层家庭而言,更不啻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二是对满清仪仗的沿用不但有悖于时代精神,“十足流露封建意味,殊予人以不快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政权认同形成了妨害。

  此外,随着城市发展,声势浩大的婚礼仪仗与日益拥挤的交通状况也产生了冲突,“本市居民向来对殡葬嫁娶,多沿用旧俗。富有的人家,不论喜丧事,所用的仪仗,以多为盛,往往排列的行列塞途,对交通的阻碍影响很大”。1927年北伐成功以后,在南北走向统一,国民党逐步确立“训政”体制,政治统治开始步入正轨的背景下,早在辛亥革命成功、君主专制垮台以后就备受关注,却因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未能切实开展的社会风俗改良运动此时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天津市作为得风气之先的现代都市,在婚俗改良过程中也表现较为主动积极。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对红白赁货铺进行整改,试图从货源上切断旧式婚俗的存续途径。早在 1928年 10月,天津社会局第三科科长张光斗和科员张朝栋就开始着手婚俗改良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调查天津市各喜白赁货铺”,一方面“与某君讨论取缔及改良办法”,从此拉开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婚俗改良的序幕。随后在1929年3月,天津市社会局拟定了一份现行婚丧礼草案呈请国民政府鉴核,又在同年 5月先于国民政府拟妥并施行有关婚丧仪仗的暂行规定,并表示等到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礼制即刻废止。此后,天津市社会局又先后在 1935年 6月颁布“婚丧仪仗暂行办法”,在1937年4月颁布“天津市婚丧仪仗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后因红白赁货铺的反对,在同年5月重新修订颁布了“婚丧仪仗变更办法”。同时还尝试通过捐税等经济杠杆来抑制旧式婚俗的奢侈消费行为,推出了“天津市征收婚丧仪仗慈善捐办法”。

  另一方面,则由社会团体发起举办集团结婚等活动,对新婚俗的推行起到引导与示范作用。

  继上海、北平在1935年元旦举行集团结婚活动之后,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以服务社会、改良风俗为主要宗旨之一的社会团体,仿效苏联和意大利等国的“新时代结婚的仪式”,从1935年 4月开始筹备天津市首届集团结婚活动,倡导“简单仪式、朴素筹备、团体作用、砥砺作用”的新婚俗,后又举办数次。这一经验被天津社会局吸收,于1937年推出了天津市第一届由政府主办的集团结婚活动,试图改变民众认为集团结婚“不方便、不阔绰”的“旧式观念”和“错误”想法,极力推广“集团结婚这样隆重,这般阔绰,在任何一家结婚的时候是不易见到”之价值观。并表示为了方便市民参加,“随时都可以报名,逾十对以上,我们就可以举行”。

  抗战胜利以后,集团结婚活动进入了一个更加旺盛的发展时期。天津市社会局于 1945年 12月宣布“决定每年四季举行集团结婚四次”。《益世报》《大公报》等天津媒体曾经对 1946年秋季和冬季、1947年春季等数次集团结婚活动的前期筹备以及举办盛况进行了详尽生动的报道,也对集团结婚活动影响力的扩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婚俗改良从一开始就被提升到“礼制一端,关系綦重”的高度,后来又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面旗帜,受到了政府机构以及社会团体的特别重视,集团结婚活动得到了极大的普及和推广,逐渐成为社会大众认同的婚礼形式。

  最初天津青年会举办第一次集团结婚活动时,参加者寥寥,虽然“宣布开始报名后,索取章程者,纷至沓来”,“而报名参加者殊少”,远远低于主办方的预期,“该会原定本届集团结婚,新婚夫妇最多不得超过十对;但截至五月十五日报名截止时,报名而合格者,不过八对。嗣该会宣布,在截止报名后,仍可接洽,始将十对之数凑足,乃开始筹备”。

  结果到了活动当天,由于其中一位新人告病未能出席,仅剩九对,仍然不足十对。

  不过虽然参加者无几,观礼者却非常踊跃,“事先所发观礼证,凡千数百份,临时仍感不敷分配,被阻礼堂以外之观礼者,倍加礼堂内之观众,统在三千人以上”,“礼堂内楼上下即患人满,人声嘈杂,汗气如蒸”。

  虽然这些人大多是来看热闹的,甚至主要是冲着“看新娘”来的,但是无疑提高了集团结婚活动的人气,对其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参加集团结婚活动渐渐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从最初的不足十对,到 1937年社会局主办首届集团结婚的十四对,到1946年秋季集团结婚的五十五对,参加人数有了显著的增长。而到了1947年春季,报名登记者更是达到了八十对之多,经过审核准许参加者也达到了六十六对,甚至传言“因参加人数之踊跃,或将举行春季第二次集团婚礼”。

  这可以称得上是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婚俗改良最显著的成果之一。

  二、崇尚俭约与爱用国货:婚俗改良作为社会教化的载体

  国民政府时期的婚俗改良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仅仅限于对个人或家庭(家族)婚俗行为的整顿与改良,同时还担当起了教化民众的社会使命。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被融入婚俗改良的基本精神,并在婚礼这样的民俗行为中反复展示,最大程度地发挥主流价值观对民众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崇尚俭约是这一时期婚俗改良的核心精神之一。早在1910年代,天津名流林墨青就发起了崇俭会,并在他自己主办的《社会教育星期报》中大力宣传该会的宗旨。进入1930年代,在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大力推进的新生活运动中,朴素俭约也是当局极力倡导的主流价值取向。而天津的“奢华婚制”不但加剧了下层家庭的经济困境,从理念上也有悖于新生活运动的基本精神。婚俗改良便成为倡导俭约风气的突破口。

  首先体现在旧婚俗的整改中,一方面是本着“简单朴素”的主旨,通过行政手段对婚礼仪仗的数量和形式加以简化。如 1935年颁布的婚丧仪仗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了在婚礼中允许使用的仪仗,包括“长方红旗一面,中缀‘喜’字”、“红色高脚牌,中书‘婚礼’二金字”,以及花篮、吹手、乐队、马车、汽车、彩舆等,而以往浩浩荡荡、遮天蔽日的旌旗、銮驾、顶翎都在禁止之列。1937年颁布的施行细则更对婚礼仪仗的执事人及乐队或吹手人数进行了限定。另一方面通过捐税等经济杠杆来对婚俗消费行为加以引导。如 1935年天津市颁布了“征收婚丧仪仗慈善捐办法”,规定“凡居民举行婚丧典礼时,应于事前按照本办法,向公安局填写声请书,缴纳慈善捐”,主要依据仪仗队伍的规模来划分不同的缴纳标准,规定婚礼仪仗人数在五十名以下免捐,超过五十名按照“五十人以上至八十人”、“八十人以上至一百二十人”、“一百二十人以上至一百六十人”、“一百六十人至二百人”、“二百人以上”等不同档次缴纳捐税。此外,还规定婚礼仪仗经过市街时,必须持有证明已经缴纳捐税的执照,以备沿途警察随时查核,如有瞒报人数的要按照应纳金额加倍处罚。

  这项规定显然是试图促进筹备婚礼的个人或家庭在仪仗数量与档次的选择上多一个捐税成本的顾虑,以期对婚礼仪仗的奢靡之风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其次,通过举办集团结婚活动等推广新婚俗的实践,从方方面面极力示范“简单朴素”的婚俗原则。一是在仪仗方面以简单庄严为最高原则。

  如 1935年天津青年会主办的首届集团结婚活动使用的礼车“殊不似普通结婚汽车之花花绿绿,仅在车顶系红色绸带,似是十字披红”。

  二是在服饰方面选用朴素、低廉的礼服。如1935年集团结婚活动中,新郎就选用了“价值低廉之蓝色绸绉长袍,青色马褂,白色裤,黑皮鞋”,而新娘礼服本着“色以素雅为上”的原则,最后确定为“米色印度绸长衫,白色乔其纱头纱”。

  三是拒绝人情往来的繁文缛节。如 1935年青年会集团结婚活动预先拟定的章程中明确表示,“不代收任何礼品”。

  而在 1946年秋季集团结婚活动中,“台上的唯一礼品是警察局李汉元局长所赠的鲜花篮”。

  除了“俭约”,“国货”也成为婚俗改良运动中引人瞩目的关键词之一。20世纪上半叶掀起了数次国货运动浪潮,各大主要城市先后成立了不少维持国货组织,通过举办国货展览会、打造国货广告等多种渠道普及国货消费意识,“中国人要消费中国货”成为当时国人消费行为选择的主流价值取向。同一时期的婚俗改良自然也成为了国货运动的重要阵地。对婚礼吉服“民族属性”的规定可以说是对当时的国货运动进行了一次积极的配合。如 1935年青年会集团结婚活动章程规定,“结婚时新郎须穿中国常礼服,袍褂衣料限用国产”,并建议在东马路好华绸布商店定制。短短一条章程,却包含了丰富的“民族运动”信息。如果说布料上选用国货,显示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支持”,那么款式上限定为“中国常礼服”则反映了一种通过塑造“民族化形象”来进一步强化国货运动与民族运动联系的意图。

  而主办方建议的商店名号“好华”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1937年天津社会局主办的第一届官办集团结婚活动同样汲取了民办集团结婚活动支持国货的传统,规定“吉服颜色样式,新郎蓝袍、黑褂、黑鞋、白草帽,新娘粉红色长袍、黑鞋、白头纱,质料任意选用,惟一限用国货”。

  这一时期的天津婚俗改良运动汲取了崇尚俭约、倡用国货等在当时受到热切关注的主流价值观,意图给时人留下富有“新时代”精神与“新生活”气息的良好印象,从而有助于其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与号召力,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三、熟人与陌生人:婚俗改良中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

  “熟人社会”是传统中国人在处理社会关系、生活空间、礼数践行以及情感认同等问题时的一个重要社交圈。传统婚礼不仅是两位新人生活结合的开始,在通常情况下也是联姻家庭(家族)之间及其亲友在内的“熟人”圈一次强化家族凝聚力以及情感纽带的重要场合与时机。而集团结婚活动与传统婚礼的分野,就在于突破了传统婚礼的“熟人”社会范畴,将之推向一个“陌生人”时代。

  新婚夫妇与操办他们终身大事的工作人员常常是素不相识。一般婚礼都是由联姻家庭的双方家长主婚,由亲友中有社会名望者证婚,由同辈或晚辈担任傧相、花童等,如 1937年的几场名人婚礼中,艺术界名人杨镇与余炳巽的“伴郎学仁、伴娘学纯及散花牵纱者,均为新郎之侄儿侄女”。

  严范孙之孙严伯符与出身书香世家的姚菊生的“主婚人为严季聪、姚品侯……伴郎严仁驹、伴娘严仁梅,均系伯符之昆玉”。

  严家另一对新人严仁颖与李若兰的“伴郎严仁驹、伴娘李珠兰,均为新人之弟若妹”。严家这两场婚礼有一个共同的证婚人,那就是同严范孙一起办学的世交挚友、南开校长张伯苓,媒体称他“几乎为严府上的固定者”。

  而集团结婚活动的引导员、傧相、花童通常由在校师生或者公职人员担任。

  如 1935年青年会集团结婚活动便聘请了大生助产学校女生刘学浚、培才学校教员罗治英两位女士承担在婚礼前引导新娘休息、在婚礼上提灯引导新婚夫妇步入礼堂上台等工作,而1946年社会局主办的秋季集团结婚活动则由社会局徐铭、刘文前二人任男傧相,金舜瑛、袁哲怡二位小姐任女傧相等。

  观众更是“陌生”的。在 1935年青年会集团结婚活动中,“印备观礼证一千份,除新婚夫妇每对给予观礼证三十份外,余者均送该会会员与各机关团体”。典礼当日,礼堂台下“椅座最前两排,规定为新婚夫妇家长与介绍人席,此外可随便入座,不加限制”。

  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无观礼证者,则被拒门外,群在宁园游廊下远瞩”,人数统在三千人以上。“陌生人”在观众中的比例远远超过了“熟人”。而在 1946年秋季集团结婚活动中,证婚人杜建时副市长在致词中更是把这个“陌生人”群体扩大到了“全体天津市民”的范畴:“最后代表天津市一百八十万市民祝此五十五对贤夫妇花好、月圆、人寿、多福、多寿、多子孙。”

  当然,这些所谓的“陌生人”绝非毫无关联的一群“乌合之众”,而是由国家机关与社会团体精心组织的。自1840年以来,有志之士从方方面面对中华民族屡遭侵略、主权不断丧失的多舛命运进行了痛苦的反思,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国人“自私”的劣根性的反思,从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到国家统治集团一直在进行培育“公共”意识、建设“团体”生活的努力。在这一思想背景下集团结婚活动被视作“最富‘团体’意义”的活动形式,让人们从中看到了“改善团体生活之可能”与“促进团体进步的力量”。

  因此,集团结婚活动把要求新婚夫妇超越“‘娶妻生子’的自私主义”、承担起“社会集团生活的责任”、缔结成“社会直接与夫妇发生合作的关系”视为“最大目的”,并期望他们通过这种“团体”关系进一步实现“砥砺作用”。1935年青年会集团结婚活动中证婚人商震市长的致词中特别阐述了“砥砺作用”的内涵,即包括“个体砥砺”与“配偶砥砺”。前者指的是鼓励参加集团结婚的新人个体之间在“人格”“知识”“职业”“乐群”及“进步”诸观念的“竞争”心理。后者指的是鼓励每对夫妇通过互相比较,激发起他们共同“合作努力”,在经营永久爱情、促进家庭美满方面争求先进的“竞争”心理。而这种“砥砺作用”反过来又是为了强化“团体”成员的互相认同,促进“团体”成员共同荣誉感的形成:“拥护集团的尊严,不要做破坏的分子”。

  既然集团结婚是一种“公共集体活动”,那么“公共道德”就成为最受看重的品行。《语美画刊》在对 1937年社会局首届集团结婚活动的花絮报道内容可分为“趣事”与“感人事迹”两个部分,而在“感人事迹”的讲述中几乎全都是对“公共道德”的褒扬:“提灯引导,南开女中邹小姐,因职务所限,特于当日下午请正课假一小时,牺牲不小。指导员吴秋尘君,傧相包轻第女士是日未用早点,十时即赴宁园指导演礼,枵腹从公,至堪钦佩……第十一对新娘王淑敏急公好义,个人化装完毕,复助化装员为列位新娘化装,请之再三,始就坐休息。”

  由市长、副市长担任证婚人,由公安局乐队担任奏乐,由社会局职员担任傧相,由国民学校学生担任拉纱花童等等,这些公共资源在婚礼中的运用,使集团结婚活动庄严隆重,但因婚礼承办方与新婚夫妇素不相识又引发了不少趣事。

  如在 1946年秋季集团结婚活动中,“因只有社会局的二位伴郎与伴娘,他们怕认错了人,弄成了‘乱点鸳鸯谱’,所以都让新夫妇在行礼前看对不对,新夫妇都笑了,观客们也笑了”。

  而这些无伤大雅的“笑料”成为集团结婚活动中“最精彩的一幕”,最为新人们与观众们所“喜闻乐见”,因此事实上也成为集团结婚活动聚集人气、扩大影响力、赢得社会认同的主要“噱头”之一。

  如果说婚俗改良中对俭约与国货的提倡只是从生活方面对国民性的改造,那么集团结婚活动中对团体生活与砥砺心理的倡导,则反映了以“新时代”“新生活”为标榜的社会改革中一个更为宏伟的目标,即打破传统“熟人”社会中陈陈相因、盘根错节又各自为营、排斥异己的人情关系网络,在广阔的“陌生人群”中建构起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合作与秩序,从而催生现代“公民”社会与“公共”观念的真正萌芽。

  四、强权者与家长:“国家”在婚俗改良运动中的双重形象

  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初,即把礼制建设视为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而礼制建设的核心宗旨实际上就是培养民众对现行政权忠诚与服从的道德感。婚俗改良运动作为礼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担起了强化政治认同与确立国家权威的使命。

  政治文化符号是政治认同与国家权威意识的重要载体。1929年天津市社会局第一次颁布婚丧仪仗修正办法,就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包括銮驾、顶翎、红缨帽、龙旗、五色旗在内的带有“旧政权”色彩的仪仗,代之以青天白日旗、党花等象征“新政权”的文化符号。如果说对仪仗数量的规定是对“奢华婚制”的一种矫正,那么对婚俗中“满清仪仗”的明令禁止则反映了政府机构通过社会风俗的改良来消除“旧政权”影响、确立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与服从的思路。而在 1935年新颁布的婚丧仪仗使用规范中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象征国民政府政权的党国旗也被列入了禁用之列,只有在集团结婚典礼上才能得以合法的使用。这显然是考虑到不分场合滥用党国旗也有可能造成对国家权威的一种亵渎,只有明确规定使用党国旗的禁忌,才能有效地激发民众对国家权威的敬畏之心。

  确立国家权威的另一途径是借助证件的约束力。作为国家权力的物化,证件是国家机器对民众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的方式和依据。除了传统婚俗中同样必备的用以证明婚姻关系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婚书”之外,在婚俗改良运动中还推出了用以证明婚俗行为合法性的证件,即在依法收取慈善捐后准许婚礼仪仗队伍经过市街的“通行执照”。这反映了天津市当局试图通过颁发执照的办法来确保婚丧仪仗使用规范的有效执行,从而维护国家机器的权威性。

  除了作为强势的管理者,“国家”还试图通过扮演温情脉脉的“家长”形象来操控民众的婚俗行为。如果说传统社会中将君主称做“君父”,将官员称做“父母官”,还只是一种将君民(官民)视为父子的隐喻关系,那么在集团结婚活动中,政府官员对于婚礼上的父母角色则实现了一种实质上的置换。典礼上处处是他们“像是自己家里办了喜事,忙乱得在台上来回走动”的身影以及“充满着家长般慈祥的微笑”的面容。

  而真正的父母只能坐在台下充当无所事事的“观客”。在集团结婚活动举办之初,这样的婚礼形式显然很难让人理解,尤其是对于那些把子女含辛茹苦养育成人并把儿女婚事视作人生最大一桩心愿的传统父母而言简直无法接受,甚至引发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场面:“举行典礼时,一老妪欲登坛参观,自谓主婚人,众劝其至礼坛下参观,妪大呼:‘我们家娶媳妇儿,不许我看?’强之,不得已,乃怏怏而下。”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婚俗改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再次充分表明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性”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传统社会中,君主被赋予的“天下、国家、社稷、宗庙”的称呼表明了以君主为国家形象的真实性,然而“天高皇帝远”却反映了以君主为首的中央政权对于县以下地方社会权力的缺失与抽象性。而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虽然只能借助国旗、国徽等文化符号来建构一个抽象的国家形象,但是国家机器却可以通过强势的管理与温情的引导这两种“软硬兼施”的方式对更为微观的社会组织包括家族或家庭的行为进行切实有效的渗透和干预。

  五、新瓶与旧酒:天津婚俗改良的局限性

  应该说,天津市社会局在婚俗改良运动中表现出了相当积极主动且持之以恒的态度,不但三令五申多次修订颁布婚丧仪仗使用规范,而且借助社会力量的支持,如吸收青年会举办集团结婚活动的经验,加强新婚俗的导向与示范作用。但是这种“双管齐下”的改良方式所取得的成效却是相当有限的。

  经济利益是重要的阻挠因素。红白赁货铺是婚俗改良过程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利益集团。1937年天津市婚丧仪仗暂行办法以及实施细则一经颁布,就引起了红白赁货商的“大形恐慌”,“纷纷向该商公会建议,呈请修改”。婚丧仪仗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几乎每一项规定都对红白赁货商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如弃用满清样式的执事衣帽将迫使赁货商花费较大的资金成本更换服饰,对旗帜及高脚牌数目的限制会大大减少赁货商的经济收入等等。此外,在不能很好地解决贫民生计出路的情况下,提倡俭约与体恤民艰有时会表现为一种悖论。对奢侈消费行为的禁绝可能导致贫民生路的断绝,从而背离了倡导俭约以救济民生的初衷。如 1937年红白赁货商反对婚丧仪仗实施细则的理由之一就是限制执事人数“事关贫民生计”。最终迫使社会局不得不作出部分让步,如“为体恤商艰”,准许陆续更换执事人员服装,为照顾贫民生计,考虑呈请市政府核示有关执事人数的限制规定,但是对于旗帜及高脚牌数目的限制规定要求“应毋庸议”。

  这种从货源上斩断旧婚俗存续途径的方式从执行伊始就遭到了挫折,再加上多数民众对传统婚礼仪仗的市场需求依然存在,这就导致了“满清仪仗”与“奢华婚制”在天津婚俗中长期顽固的存在。

  如果说“满清仪仗”还有可能逐渐被一些时髦新奇的“现代”仪仗如汽车、花童等取代,那么“奢华婚制”背后所掩藏的炫耀性、攀比性心理则很难根除。传统婚俗中的奢侈消费行为,最主要的社会心理根源就在于把婚礼视为难得一次展示家族(家庭)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机会,从而不惜一切倾尽所有也要讲面子、摆排场。然而,在婚俗改良的过程中,不论是对旧婚俗的整顿与改良还是新婚俗的导向与示范,都未能从根本上纠正传统婚俗中的这一痼疾。经天津市政府多年努力,奢靡之风依然屡禁不止。直到 1948年,“本市居民向来对婚葬嫁娶,多沿用旧俗。富有的人家,不论喜丧事,所用的仪仗,以多为盛”的情况仍然困扰着天津当局。

  甚至在集团结婚这一新婚俗的倡导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炫耀、攀比。一位名为?

  夫的作者早在集团结婚习俗传入天津之前,就给这一活动泼了冷水。他通过对北京、上海等城市集团结婚活动的观察发现,很多参加者来自财力殷实的家庭,因此参加集团结婚活动并不都是出于节约婚礼经济成本的考虑,而更多的是因为“‘风头’与‘市长证婚’”可以满足年轻人好奇、虚荣的心理。作者担心这样的心态注定了集团结婚活动对于树立新婚俗的效果非常有限。当“市长证婚”走到了司空见惯的阶段,不复有新鲜感,不能再作为炫耀资本,还是“花轿大礼”能够显示公子哥儿的“谱儿”,而那时集团结婚“也许不久又爽快的送回意大利去了呵”。

  虽然集团结婚活动未能如?夫预言在中国难以为继,反而是愈演愈烈,但是他所针砭的炫耀心理却的确在集团结婚活动中通过各种形式滋生表现出来。

  如以“集团结婚”为噱头的化妆品广告便从侧面反映了新人之间某种微妙的攀比心理:“当你参加集团结婚的时候,来宾极多,少不得要交头接耳的批评某对情侣漂亮,某对夫妇丑怪,大众视线集中在你们的身上,这是多么耀光的事”。而广告中对新人们的建议:“集团结婚以前应有的准备:避免当场批评你面貌的丑怪,莫若事先研究好美容的对策”,这既是对新人攀比心理的一种有意识的迎合,也是诱导新人进行额外消费的一种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婚俗改良主要还是着眼对于婚俗形式的变革,对于婚俗的实质内容即婚姻观念的根本革新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因此,不但旧式婚俗大行其道,就是在新式婚俗中也暗藏着不少“旧式观念”。如集团结婚活动的初衷是要求打破“娶妻生子”的自私主义,可是从证婚人的致词到新人的行为,无不表明“传宗接代”仍然被视为婚姻的主要目的。在社会局主办的历次集团结婚活动中,几乎每一位证婚人都以“多子多福”祝福新人。而在 1937年社会局集团结婚活动更是出现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小花絮:“第六对新娘孟宪英,左手隐于纱下,细窥之,玉手握苹果二枚,栗子一双,当系取‘平安立子’之意”。

  相较于“传宗接代”观念,对“旧式婚姻”的赞许与留恋是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尽管婚姻自主以及在这一理念基础上确立的现代婚姻法规已经实行一段时间,可是包办婚姻以及婚姻中夫唱妇随的家庭关系模式等仍然占据较高的比例,就连具有现代思想的教育家张伯苓都对“旧式婚姻”抱有某种赞许态度:“不自由的婚姻———就是旧式的婚姻———未必不自由,不快乐。所谓自由的婚姻———由恋爱而成功的———未必就能真自由。自由的是先恋爱后结婚,不自由的是先结婚后恋爱,我觉得后者的味也许比前者还好。”侥幸在旧式家庭中收获了融洽的夫妻感情使张伯苓对旧式婚姻抱有天然的好感,虽然他在夫妻相处之道中体现出了尊重配偶的“现代性因素”,但是他却津津乐道这样一件轶事:“南开有位同事,娶了一位旧式太太,夫妻原是不大和睦的,某次听了我的讲演,我主张夫妇和美是最大的幸福,他竟因此而情如胶漆,真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对夫人相夫教子、做好贤内助的嘉许(这也是他对妻子角色的一种定位与评判标准),多次盛赞旧太太相对于新式太太的优点,这些都表明了他对旧式婚姻形式的倾心以及对传统家庭关系模式的强烈认同意识。

  这就无怪乎直到 1946年,在“新时代”的集团结婚活动上,还会出现这样让人捧腹之余又不得不有所警惕的一幕:“第四十二对新人蔡哲民和吕绣文,两人根本不相识,伴郎和伴娘询问了半晌才把他们引了出来。两位证婚人也禁不住笑将起来”。这显然是旧式婚姻造成的“笑果”。社会局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次年春季集团结婚活动筹备过程中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资格审核:“当局为慎重计,对身世不详,未得家长许或一方不情愿者,皆拒绝登记。”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婚俗改良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行为习惯的矫正,尚未真正触及思维观念的更新。

  综上所述,国民政府时期天津婚俗改良是由政府机构主导、社会团体参与的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风俗改良运动。天津市社会局作为主管部门借助行政法规的强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民间习俗在发展过程中惯有的惰性,不但在推动新婚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通过对婚俗改良实践了国家机器对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公共道德的培育,重新建构了个人与社会、民众与国家的关系。然而由于民俗毕竟是一个牵涉到经济、政治、社会心理、行为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大众文化体系”,它的彻底变革绝非依靠行政命令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完成,因此天津市当局婚俗改良运动的成果也主要局限于行政力量可以操控的集团结婚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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