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后我国传统互助合作模式的类型、特征及受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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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论及传统互助合作模式,考察其根源是很有必要的。法国社会学家 H. 孟德拉斯认为:“自然条件、技术习惯和现有的机构决定着农业劳动者对一切事物的观察方式”。①晋西北地区严重恶劣的生态环境,加之农业耕作技术的长期落后,抗战前后乡村社会广泛存在着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如人力变工、人畜变工、畜力间的变工(朋牛、贴牛角子等)以及集体扎工(或包工、领工)等。有学者人为地将“互助”与“变工”这两个概念截然分开,认为“互助”普遍存在于革命前的乡村社会,而“变工”则是中共势力介入乡村社会后将旧式劳动互助行为制度化的产物。

  ②对于此种观点,凭借笔者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生活经历、与村民访谈资料以及对相关原始档案的解读,认为其不可信,至少在晋西北农村难以成立。在本文中,笔者遵循原始资料中对变工与劳动互助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劳动互助含有变工性质,但又和变工不同,因为变工只是两家老百姓暂时的人畜换工,而劳动互助则可以包括 3 家以上的人,而且互助还是全年的,有组织的,它们的互助应该记账算账,换工差数要用工资来补。”③简言之,变工所指范围、性质、内容均较劳动互助狭小,因而其作用亦极为有限。

  一、传统互助合作模式的类型

  从 1940 年代晋西北或晋绥行署的调查资料及相关报纸报道来看,抗战前后晋西北传统互助合作模式的类型主要有变工、扎工、兑地三种。

  (一)变工
  
  变工包括人力变工和人畜变工。其中,人力变工又可分为人工变人工、合股办水利、朋伙种地等。

  人工变人工是指具有邻居或亲戚关系的 2-3 户农民之间进行的劳动力的交换。其交换办法特别简单,通常是一工交换一工,给谁家做工吃谁家饭,有时各家吃各家的饭。这种发生在农忙尤其是夏锄、秋收时分的互助合作形式,往往要求对方在短期内还工。如兴县二区西窊村的变工办法:王某要变李某的两个人工,就先给李某锄一天地,第二天余下2个人工给王某锄,第三天王还李一个人工。吃饭是给谁锄地吃谁。

  若变工数在 2 个以上时,谁先给谁锄主要看两家关系好坏,看实际谁的地荒得的厉害,不是死固定王某非得先给李某锄地不行。不过若还工较多时,就是王某先给李某锄地,因两家互不吃亏(一个人锄地锄的少,人多锄地锄的快,一下就能锄完)。四五家在一起变,变法是轮流锄,给谁锄,大家都去给他锄。

  早、午饭是给谁锄吃谁,晚饭各吃各的。①这种变工除锄草时进行之外,依农活自身特征划分为如下几种形式:播种为不违农时,多数农民进行“借工”抢种,尤其是种糜子、麦子一般需要 3-5 个劳动力,调剂劳动力成为必要之举;耕地、耧种须找有掌犁、筛耧经验的老农完成,即“拙工变巧工”;吊杆打水、晚间浇地亦需 3-4 人互助合作方可完成;收割莜麦、捞麻、晒麻、打谷时均需要较多劳动力进行合作,其中捞麻、晒麻至少需要 20 人。

  ②这些形式因农作需要而自然形成,普遍遵循自愿原则,农忙时出现,之后消失,灵活性较强。

  合股办水利出现在淤地、修渠、筑坝等涉及多数人利益、工作量较大的劳作之中。其中,淤地有集股淤地和淤地公司两种形式。群众集股淤地有时是为了保护村庄,有时则是单纯为了淤地,前者全村农户均出人工,后者则是群众自愿集股。集股形式有三种,以人工入股,适合有劳动动力的农户,办法简单,较为普遍;以资金入股,适用于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其办法是按人工折算现金,若每股以 10 个人工计算,就按 10 个人工出钱算作一股;以铁锹为单位集股,如静乐县汾河川地区群众淤地时根据铁锹的多少集股。

  另一种是由官绅组建淤地公司,由少数权贵富豪垄断。山阴县傅山水利公司与民生水利公司出资收购大部水地和大块河滩地,雇专人淤地,成功后将之出卖或租给无地户,从中渔利。

  ③朋伙种地亦称“安庄稼”,系亲戚或朋友共同租种地主土地,以“伙出劳力伙分利”为原则的一种互助合作形式。互助合作办法是由两三户贫苦农民与地主合作,前者主要提供劳动力,而后者则提供土地、畜力、农具。收获粮食地主收取大部分外,其余按人工平均分配。这种形式既包含与地主之间的租佃关系,又容纳了农户之间的合作互助关系。此种情形在岢岚县山区普遍存在,是贫困且劳动力短缺户之间维系生存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此外,还有打伙开荒、伙种蔬菜等。打伙开荒是指几户农民共同租借一座山开荒,大家伙种,秋后按股分粮。这种互助合作形式大多流行于有人力而无地种的贫苦农户之间,在人少地多的地区较为常见。伙种蔬菜包括伙种西瓜、甜瓜等,是鉴于技术缺乏而进行互助合作的一种形式。该形式以土地为中心,将人力、农具集中起来按股分配收获物,但其适用范围狭小,多限于同族内部。

  ④人畜变工包括人工变畜工、畜力变工、借牛犋、雇牛犋、捎工揽地等。人工变畜工主要发生在有劳动力无畜力与有畜力无劳动力的农户之间。一般是 1 个牛工换 2 个人工,有时有牛户要出 1 个劳动力为无牛户耕种,就需要还 3 个人工。在吃饭问题上,无牛户不管饭,有牛户则有时给无牛户管饭。这在临、兴、保德、离石等使用单牛犋(即用 1 个牛耕地)的县份较为普遍。但这种变工并不普遍,范围较为狭小。①在岢岚、宁武、河曲、神池等使用双牛犋的县份,牛主去 1 个跟牛的人,耕 1 垧地还 4 个工,实际上还 3-3.5 个工。此外,还有 2 个驴工换 1 个牛工、1 个驴工换 1 个人工等。临县等地向来存在驮炭捎牲口的互助合作形式,即甲、乙两户分别有 1 头驴,需要驮炭时,一人赶两头驴,两人轮流进行,第一次甲赶,第二次则乙赶。牲口草料自理,所驮之炭亦各归各家,只为节省 1 个人工。此外,临、兴等县打麦、耕伏地时大多靠借牲口来完成,草料均由牛主出。

  ②畜力变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伙喂牲口,也叫贴牛腿。由于贫困户无力单独购买与喂养牲口,于是 3-4 户共同出资购买一头牲口,共同喂养,轮流给各户耕作,通常每户有一条牛腿。由于牲口属于共同财产,所以在使用时往往伴随着劳动力的交换。也就是说,这种形式表面上是以畜力为中心,实际上是畜力与劳动力的结合体。同时因其以牲口为纽带,互助合作关系较为稳定。第二,合牛犋,也叫格牛犋。在个体农户役畜较少或弱小时,须与他户役畜合作,即两户的役畜结合为一犋进行耕作。与伙喂牲口相同,合犋亦包括畜力与人力的合作。合犋的范围多限于兄弟、亲友、朋友、邻里之间。牛系各家自喂,早上一起上地,中午共同回来。这种形式多流行于中贫农之间。若双方关系融洽,合作关系的维系有时长达几年甚或十几,最短也是一个季节。

  ③第三,朋牛。有多余牛力者与无牛力者临时合伙耕作被称为朋牛、“贴牛角子”或“贴甲子”。此种互助合作形式兼有租牛与劳动互助的性质。有牛户给无牛户耕地,由无牛户支付部分草料与牛租。耕地时有牛户掌犁,无牛户协助,具体耕地时间则由牛主决定。

  岢岚县“贴甲子”依牛强弱而定报酬。正常情况下,1 条牛耕 1 垧地算作 1 个工,一甲子为 12 个工,须现给牛主 300 斤草、3 斗料,3 斗租则秋后交还;若牛壮实,一日能耕 1.5 垧地,即现给牛主 400 斤草、4 斗料,4 斗租秋后交还。

  ④第四,畜工变畜工。此种形式在有牲口户之间进行,系单纯的畜力调剂。兴县西窊村牛工耕 1 垧地交换 1 个驴工,牛主跟牛与否无明确规定,但是还工时驴不跟人,牛草料以及牛主吃饭均由牛主自理⑤。

  借牛犋是一种将几户牛犋集中到一起进行耕作的互助合作形式。宁武、岢岚等县在翻伏荒时,经营地主和富农有时借五六犋牛来开荒以扩大耕地面积。离石等县在翻麦地时,地主、富农地多块大,怕长工耽误时间,往往借牛犋,集中三四条牛一齐耕完,再做别的工作。还有就是遇上雨天或其他耽误的情况下,地主、富农即借牛进行耕作。在多数情况下,借牛犋仅限于地主、富农向其伙计或贫苦农民借牛犋时。这种合作形式带有明显的剥削色彩,由于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如租佃关系、雇佣关系乃至情面关系,地主、富农一般不给伙计或贫苦农民任何报酬。

  ⑥雇牛犋是指在耕地时,由于自己人力、牛力不足或根本没有牛力而出工资雇牛工。在岢岚县梁家会村,工资是 1 犋牛带 1 个人每天工资银洋 1 元,饭是耕谁的地吃谁的,牛料却由牛主自己出。⑦在兴县,耕一垧平地工资 1.6 元或 1.5 小斗黑豆;耕 1 垧山地 0.8-1 元或 1 小斗黑豆。⑧这种方式的缺点是雇牛户经常雇不上牛犋,以致因此而耽搁耕地。因为雇牛犋需得等到有牛户的地全部耕完或牛有空闲时方能进行。

  揽工捎地是贫农、雇工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互助合作形式。地主、富农给贫农、雇工耕地,贫农、雇工则帮助地主、富农种地,只吃饭而不算工资或工资数额很小。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贫农而言,主要是解决其口粮困难,双方关系较为稳固,比揽工强;对地主而言,可以解决其劳动力缺乏的困难,比雇短工强。在静宁县,一个雇工给富农捎种 3 垧地,一年只赚莜麦 6 斗。①岚县梁家庄村贫农梁大孩以90 个人工换地主梁家有牛工耕地 9 垧。②这说明在揽工捎地中,双方存在一定的剥削关系,富有者获益往往多于贫者,具有严重的不对等性。

  (二)扎工

  扎工,本意“集体打短”,即农民集体外出受雇。但实际上,大多数扎工不纯粹是出雇的短工,而是其中包括一部分自己种有土地的农民因需进行劳动互助而参加扎工。因之,扎工基本上仍属于一种劳动互助的组织。

  ③其组织名称是扎工队,经常为一名“功德主”或“工主”服务。“功德主”或“工主”一般由本地地主或富农担任。扎工队也有自己的“工头”,充当扎工队与“功德主”或“工主”之间的中间人。在晋西北,扎工流行于离石、河曲、保德等县,临县叫“打忙工”,宁武一带叫“领工”。这种组织的结合,大都是在人多地少的地区把闲置劳动力组织起来,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去“打短”,完全是劳动力的结合,农具各用各的。如离石县农民惯于在锄草时间到邻村“打短”锄地;临县农民也有在锄草时间到兴、方山等县“打忙工”的习惯。宁武县农民“领工”的形式主要是到岢岚山开荒或割莜麦。

  从锄草、夏收、打麻、开伏荒到秋收,扎工组织一直存在。它与一般的变工不同。首先,扎工队人数多,少则 5-6 人,多则 20 人。其次,扎工队的工人对雇主是劳资关系,带有雇佣性质,他们内部之间是集体合作和互助关系。再次,扎工队具有一定的组织性。9-10 人算 1 个工,5 个人算 0.5 个工,14 个人即能算 1.5 个工。第四,“功德主”或“工主”与“领工”或“工头”对工人带有封建剥削的性质。如出雇时够 1 个工即多算 1 个空工,就是说 9 个人或 10 个人算 10 个或 11 个人的工钱,5 个人只算 0.5 个空工,14 个人能算 1.5 个空工。

  ④而这些空工所得工钱多由“功德主”塞进了自己的腰包。“功德主”对工人还有一些更甚的剥削,如开赌、做小贩(卖日用品)以及“打判工”等。其中,“打判工”是人多者压迫人少者,本地人压迫外地人。如在一个20人的扎工队内,有外来者 3人参加,打3 天判工只吃饭不赚工钱,打 10 天则以四六计算工钱。打判工的办法是“功德主”有计划的在扎工队前面布置几个好受苦人,后面也布置几个好受苦人,而排挤中间那些外来者。若外来者第一次没有被挤掉,以后处事就容易了。⑤此种行为是传统宗法制在经济利益上的极端表露。

  (三)兑地

  兑地系指两户关系好的农民,为了便于生产而相互调剂土地,有“死兑”和“活兑”两种。“死兑”出于以下目的:兑舍弃地,如修房子非用邻家的一块土地不行,就得兑,兑调代价及成功与否在于两家关系的亲疏程度;兑坟地,往往需要好几倍的代价;为了耕种方便而双方情愿互兑,代价基本相同。这种形式多见于地主富农之间进行。“活兑”,系临时兑调耕作,所有地权还是照旧。如没有种菜的地,就拿自己的山地来兑;甲乙两家,东西两山各有地,为了耕作方便,一家全种东山的土地,一家全种西山的土地。此种形式较多流行于中农以下阶层之间。

  ⑥“但由于土地的肥瘦与离市场远近的不同,农民之间的这种交易显然成本太高”⑦,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并未被普遍采纳。
  
  二、传统互助合作模式的特征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晋西北传统互助合作模式是农民在长期生产与劳动中自然结合形成的,有着其自身较为显着的特点。其合理性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较为普遍地遵循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原则,在人力、畜力、农具甚至土地等方面进行互相调剂,但很少记工,折工亦无统一标准。“愿合就合,愿散就散”、“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 、“情感情,义感义的事”是旧时农民劳动互助存在的普遍心理。

  ①表面看似合作双方进行互通有无的交换,实际上“经济行为背后有着社会关系和人品能力的判断”。②正是因为这种潜在的约束力,使农民之间在互助合作中就责任与义务达成一种默契。第二,阶级意识淡薄。虽然进行互助合作的主体为贫农与中农,但这种模式并未完全屈从于阶级属性,地主、富农与贫农、雇农等不同阶层亦或租佃关系之间均部分地体现出互助合作的意味。张闻天在对兴县 14 个村进行调查后,明确指出:农民间的租佃关系掺杂着浓厚的亲属、朋友与互助关系。

  ③这一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主要是因为包括贫农和雇农在内的底层农民都心怀一种理念:保持与地主的自主性与机动性关系,亦即在关键时刻希冀“临时抱佛脚”。

  ④如借牛犋、捎工揽地、扎工等基于贫者与富者之间的互助合作更多基于他们之间关系的协调与非对立。而这种协调关系是“历史地形成的、经协商而实现的村庄生活的道德情境”的预期体现⑤,它促使自主性与自愿性的互助合作构成乡村合作与互惠的社会基础,进而形成乡村生活的正常形态。

  当然,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也有着一定的缺陷。第一,互助合作范围狭小。一般性互助合作行为仅限于本族和亲戚、邻里之间,具有狭隘性,而且只是男全劳动力参加,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参加,不能吸收广大的劳动力,闲置劳动力不能得到正确发挥,劳动效能不能很好提高。如静乐县一犋牛能耕六七十垧地,“葛结”(合牛)两家只有五六十垧地,耕完就让牲口歇下,不能用于开荒或运输,不早上地,空闲下的人闲游乱窜,也不能动员家里的女人小孩参加生产。

  ⑥第二,缺乏互助精神。传统式互助行为虽有些调剂作用,但困难问题能互相帮助解决的情况很少。如静乐县的“葛结”,只局限在“葛结”两家,对他人则不管,不互相交流经验,墨守成规,存在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思想。

  ⑦此现象从侧面印证了摩尔的观点:“在中国的乡村中,很少有机会需要众多村民一起通力协作来共同完成一个任务,从而形成团结的习惯,并培养起休戚相关的感情”。

  ⑧公共事务或公共工程的缺失部分地阻碍了农民间互助精神的扩散。第三,部分互助合作形式存在剥削关系。部分地区雇牛犋时规定耕 1 垧地要 3 斗料或 2-3元现洋,远高于市场价。①此外,前述扎工队中的“打判工”行为亦如此。

  以上特点表明,“小农户间的这种劳动组合方式,不像租佃、雇工契约关系那样正规,但协作农户间仍然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②,尽管这种关系并非完全对等。换言之,互助合作的运作机制有时是经济利益驱动和家族伦理取向的有机结合。

  三、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发展受限之因分析

  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尽管是孕育于旧的生产机构中比较积极与进步的因素,但并未大量发展起来,而且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有学者将其归咎于技术的匮乏,认为在传统农业的技术限制下,集体化农耕的优越性仅在于中型和大型水利工程方面的大规模合作劳动。③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土地的分散,集体劳动未必能使效率提高太多。因之,“中国乡村的合作型实践发展得相对薄弱并不是技术这一单一因素造成的。”④笔者则认为,农民之间传统互助合作模式难以得到普遍发展的原因,除技术因素外,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一)受土地碎化、生产季节性强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之下,土地形成大小不一、星星点点的碎片,加之山区地形之复杂,非常不便于大规模的集体式生产。而且,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很强的季节性色彩,在人口相对剩余的农村只有在农忙时或许需要较多劳动力来集体完成,如春耕、除草、秋收等,其余大部分时间基本无业可从。即便在农忙时,亲朋好友之间的短期互助即可,无需进行规模式的集体劳动。农业生产客观条件的限制,无疑成为集体劳动发展的先天性“瓶颈”。

  (二)传统小农经济分散性的个体劳动与互助合作中的集体劳动相矛盾。在革命前的乡村社会,上层阶级的政治需求与农业运作方式的实施,推动了农民个人主义和闲置劳动力之间的相互结合,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相对分散的小农社会。⑤由于这种特殊的乡村社会结构,在没有组织力度较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干预农民经济生活以前,个体经济和集体劳动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农民只愿意分散地单独劳动,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不愿与人合作,怕合作起来吃亏。

  (三)乡村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迟滞,未能与市场连接。农民中互助合作的存续“主要在要素的合理配置,而不在集体劳动之有无效率。”⑥进一步讲,在传统小农经济体系中,互助合作大多发生在农户农具、役畜或劳动力缺乏情况之下,其目的在于生产要素的调剂或重新配置,并未与市场发生关系或关系甚小。再说这种互助合作很少或几乎没有将生产要素当做商品进行交换,道义上的援助大于理性的交易。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利益的诉求似乎与生活步履维艰的小农并无多少瓜葛,传统中这种极其简单的互助合作模式在缺乏市场导向的情况下也未能充分发挥提高生产效能的作用。

  (四)互助合作组织内部组织性与纪律性较差。在农民中形成的自发性互助合作模式,既无统一的组织形式,亦缺乏有效的领导与监督机制。多样化的组织形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农业劳作的需求,但无法成为高效益的组织实体。如变工、朋牛、合犋等形式均不同程度地保障了各种劳作的完成,但其本身的发展则基于道德规范而非理性支配。虽然扎工队有“工头”,但“工头”更多倾向于从扎工队中谋利,有时甚至与“功德主”联合起来剥削、欺骗与压榨工人。

  概而言之,抗战前后存续于晋西北乡村社会的传统互助合作模式虽然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但亦体现出一定的合理性。基于此,中共从抗日根据地建立伊始就吸取苏区经验转而积极倡导并开展以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为主体的互助合作运动。广泛汲取传统互助合作模式中的合理成分,事实上成为中共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一大特色,即通过“路径依赖”诱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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