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设计观念转型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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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在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自然背景下产生、发育、延传,其博大精深的中国造物哲学和自成一统的手工艺传统,无论是木构建筑、陶瓷工艺、缫丝纺织还是冷兵器等,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到了清代雍、乾时期,这种自信走向了极端,发展成为“汉魂洋才”思想,自认为“天朝无所不有”,对一切外来先进的设计斥之为“奇技淫巧”,并没有意识到西式设计蕴含的先进科学观念,直到殖民者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传统观念才被动地转变。

  鸦片战争如晴天惊雷,惊醒了许多有识之士,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正视“西化”的现实,正视西方的长处并试图“学西”。这种“千古未有的观念骤变”正如着名近代史学者李喜所先生说的: “如果说 17 世纪前后主要是来华的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从东土‘取经’,那么到 19 世纪中叶之后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①。知识分子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西方设计观念和技术伴随而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富强在“商政”而不仅是“军政”,由此各种民用企业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兴起,引进了大量机器工业,改变了过去一味拒斥西方设计的观念。

  一、“道器观”的转变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重道轻器”的观念是阻碍设计观念进步的重要障碍。所谓“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乃伦纪、圣道等祖宗之法,是“体”,是“本”,不能轻易改变; 而工艺技术等匠人所做之事乃“器”而已,不足以跟“道”相提并论,由此形成了对设计创新的轻视,并且忽视设计人才的培养。晚清士人在此问题上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894 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刊行问世,其中有关西学的《道器》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认为中学“穷事物之理”,是“道”; 西学“研万物之质”,是“器”。中国上古是道器兼备的,也讲究“名物象数之学”,只是“秦、汉以还”,才形成“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之“堕于虚”而不务实的局面。

  而实学则在西方发达起来,“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他认为,“道器”应当兼备,“本末”理该相合,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在中国就是要学习西方,“博采泰西之技艺”,以弥补自身在“器”和“实”方面的不足。同时他又指出“西学皆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②,由此可见,郑观应是近代对“道器观”开始客观认识并开始提出“器”的重要性的先驱。

  1898 年,严复译介的英国着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其“优胜劣汰”的观点对改变中国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大声疾呼发展工艺、科技,废除科举制度,振兴商务外贸。福建船政学堂的倡办者左宗棠和首席船政大臣沈葆帧将此学堂命名为“求是堂艺局”,指明这是一所讲求实际、实用的学堂,“求是”就是讲求实际、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不尚空谈”; “艺”就是技艺,与“道”是一对传统议题,即“器”③。这在当时来说,无疑也是道器观念的一大进步。

  王韬的观念总结了多数士人的观念: “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 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④,这实质仍是两者的妥协———“中体西用”。妥协必然有个自欺欺人的理由: 在“道”不变的前提下,器械、工艺等“器”,即“用”、“末”,可以变。伴随洋务运动始终的李鸿章,其主流思想也是中体西用,但他没想到,西用的结果必然要改造体制,物质的东西逐渐改变人的思想观念,设计艺术等的载体———西“器”以五光十色的日用品、殖民建筑等形式涌入通商口岸,“道”还能继续保持不变?

  当商业美术设计在大城市兴起、各种载有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设计信息的出版物、印刷技术以及新式设计经营公司涌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一下就吸引了大多数年轻人的目光。一部分人抛弃了“君君、臣臣”的伦理观念,以“致用”为先,实用科学的设计观念逐渐传播开来。19 世纪末的“大器”———建筑设计就是向传统礼教挑战的先锋,先是模仿西式的技术、材料和卫生设备,继而内部装饰、家具都逐渐西化,富人赶造别墅,民居则向里弄或大杂院发展,一改传统的不可僭越的等级观念; 香烟广告上也出现了裹脚美人的形象,令保守的“卫道”者惊愕; 吴淞铁路筑了拆、拆了筑,从 1876 年到 1898 年历经二十多年终于在上海立足,也体现着“道”的妥协。

  二、“夷夏观”的转变

  中国自古有“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早在鸦片战争前,持“经世致用”观念的龚自珍就倡导改革封建内政,并且主张学习西方“火器”的设计与技术; 而真正冲破习俗,把着眼点落到“师夷长技”上的,还是魏源和其所着之《海国图志》。从“鄙视洋夷”到“师夷长技”无疑是一大突破,这不仅仅表现在武器上,对于科学技术,由过去的认为“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奇技淫巧”到倍加赞扬,对于衣食住行等的设计也大加赞扬。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一方面大力赞美西方的火车、轮船、火炮、蒸汽机“可奇可赞”,一方面提出学习的具体方法。他要求开办近代化的工厂、企业,“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水锯、风锯、火轮车、火轮舟、自来水、自转锥、千斤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⑤其后,诸多知识分子又提出“师夷”的具体方法,郭嵩焘主张“利民”⑥,要求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革,要求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教育方面,他主张学以致用,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主张多设声光化电等实用之学。此时,以他们为代表的进步观念已经不鲜见,渴望对西方的了解并由此译介出版了许多西书,间接地传入许多西方生活方式和设计知识,如林则徐编译《四洲志》和《华事夷言》,梁廷枬出版《合省图说》,类似的书籍使国人的设计观念逐渐西化,见识渐广,眼界愈开。

  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破除了洋务官员及清朝廷最高决策层的“夷夏之防”的防线,洋务要员李鸿章指出:

  “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辗,后患殆不忍言。”

  ⑦从不能“师夷”到必须“师夷”是当局政治观念上的一大进步,也是设计技术引进的思想前提。1895 年甲午战败后,中国人在耻辱和惊愕中再次发现“东夷”在明治维新后的短短几十年也超过了我们,日货也滚滚涌入中国国门。因此,向日本学习强国之道成为间接“学西”的捷径。这时,清末“用夏变夷”的观念已彻底被“师夷长技”所代替,至 20 世纪初,全国上下已经涌动着彻底革命的浪潮。三、人才观的转变。。

  冯桂芬是晚清意识到人才问题的代表,他的许多观点进一步推动了近代对设计人才观的认识。在《制洋器议》中,他指出中国有六个方面不如夷; “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

  ⑧这里所言的“弃才”,指的就是“制器”人才,因为这种人才在中国历来被轻视,古代称之为“百工”,而西方技艺被视为“奇技淫巧”,被排斥在儒学大门之外。近代中国的危殆时局迫使中国人逐渐转变传统的人才观,向西方学习,办学堂兴工艺成为洋务运动的“自强”之道,对设计教育的提倡初见端倪。传统人才只论道不言艺,沈葆帧主持下的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是道艺结合型的人才,既论道又言艺,表现出育才观念的一大进步。船政学堂设计科明确提出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制订建造计划的人员,即制图和放样的技术人员,基本的西学课程包括法文、算术、平画几何和画法几何等。1872 年清末第一批留学生踏上了西去“师夷长技”的航程,这些留学生中以主攻制器技术、建筑技术、外国法律等专业为多,可见李鸿章、曾国藩、容闳等对于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所进步。

  在兴办实业的浪潮中,民间设计人才的培养也提上了日程: 徐光启在上海创办的“土山湾画馆”培养了许多手工艺制作人才,甲午之后“弃儒经商”的张骞、蔡元培等在各地兴办的学堂也设立了实用设计等相关专业,沈寿等在苏州、北京、南通、上海等地办起许多以刺绣工艺为主的传习所。整个社会对于设计人才的尊重程度也有所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不再逼孩子走科举之路,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或进入教会主办的画馆、实业学堂,或进入女红传习所,学得一技之长。

  四、传统价值观的转变

  中国自古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结果就是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空谈义理,不研究理财、经济、商务,社会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没有现代设计成长的商业土壤。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将抑商思想附丽于各种文化思想,并最终导致儒家对于工艺和“百工”的轻视。从儒家的“义利”之辩即可见,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将“义”和“利”作为二元对立的事物,以贵族阶层的“义”否定百姓的“言利、求利”之正常需求,这不仅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海运、商业的不发达。就设计技术、艺术的商业环境来说,这种思想无疑更是一种障碍。

  晚清思想家龚自珍的义利观可谓对封建传统道德观的大胆质疑。他认为“圣人之道”“始乎饮食,要生存,就要求利、求富”,在考举人的卷子上,龚自珍赫然写道: “未富而讳言利,是谓迂图”。对于“悦上都少年”的“洋货”如玻璃、水晶、衣饰等物,以及开埠地区的商贸活动,在龚自珍的眼中已经是合情合理的了,但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革封建内政的层面。

  至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和他的“富民”经济观,才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魏源主张“以工商为国本”,他把发展农业看作“本富”,认为这是最基本的; 把手工业、商业看作“末富”,认为这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但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他认为“末富”比“本富”更迫切⑨。进一步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表现出对于技术创新和商业兴国的初步认识。

  洋务派的求富活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主义思潮促进了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伦理萌生,政策上由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农抑商政策向以商立国和振兴工商转变。1895 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主的“立国自强之策”,诸如精印钞票、设置银行、扩充商务、建筑铁路、制造机器和轮舟、奖励工艺等都在应提倡发展之列⑩。维新派还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 条,对传播科学知识、改进工业生产技术、发明创造新式产品等给与奖励,由此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此外,在清末经济体制中出现的官商易位举措、社会地位上的四民平等倾向以及求利意识及其行为的强化等也都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的出现。

  受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学经济学原理影响,维新时期求富、求利观念的认知基础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其中以严复的“开明自营”理论和梁启超的“乐利主义”理论最为突出。《原富》是严复翻译引进中国的第一部经济学着作,对传统的轻商贱利的经济思想有所突破,他把经济学被接受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国之贫弱富强、民族之存亡盛衰的高度来认识,在当时很切时弊; 对于认清侵略者的商业侵略本质也起到了帮助作用。梁启超则认为“人既生而有求乐求利之性质”,其过分膨胀虽有害于社会,但不应“因噎废食”而加以泯灭,正确的办法是“如何因而利导之,发明乐利之真相,使人毋狃于小乐而陷大苦,毋见小利而之大害”,要去谋求大乐大利。由此产生以实现个人快乐和利益为善的道德准则,“使人增长其幸福者谓之善,使人减障其幸福者谓之恶。此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传诸百世而不惑。……故道德云者,专以产出乐利、预防苦害为目的。”

  尽管维新派和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因变法失败而未能落实,“求利”意识的强化和合法化仍对近代工商阶层的设计观念转化起到很大作用。

  总之,近代中国人的价值观逐渐由尚虚转为务实,进而注重商业求利,新的设计观念随之滋长。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的扩张,洋务官员也认识到单纯引进机器工业而忽视制造产品的商品化,忽视商务,机器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于是各种商办工业应运而生,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卷烟业等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纷纷上马。生产方式也朝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清末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与欧洲工厂制度的前身 putting - out 制度相类似。同时,各种维护民族利权的商会、工商学校开办,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向西方看齐,许多近代早期的设计家在烟草公司的广告设计部、培训班中成长起来。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方式也逐步西化,出现了“四民向商”的价值观转变。晋商、徽商等近代民族金融业、工商业的代表,不仅向现代经营方式转变,其商号、住宅设计也都是“求利意识”、“以洋为尚”的体现; 江南士绅们弃文经商,积累财富后大兴土木,南浔“四象”的洋式住宅给传统水乡市镇增添了新的色彩。此时的近代中国街道上,毗邻而立的是传统的典当行、钱庄、票号和外国银行,也不乏挑挑沿街叫卖的传统商贩,传统招幌和西式建筑、广告等形成多元并存的设计局面。在通商城市,买办、新商人阶层逐渐兴起,他们热衷于使用洋货,住洋房,引进西洋体育活动和文艺形式,西方戏剧的化装、服装、布景等,也对中国舞台美术设计产生了影响。此后,消遣娱乐行业的内部竞争致使建筑装饰业也逞奢斗华,如有竹枝词记载戏院装潢之奢华云: “群英共集画楼中,异样装潢夺画工。银烛满筵灯满座,浑疑身在广寒宫”,诸如此类的商业设计体现出与传统价值观截然不同的西方价值取向。

  概言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这次设计观念转型对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影响深远,造成这种转型的根源在于西方设计观念对中国传统设计观念的强烈冲击和影响,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次“西学东渐”中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在当前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时代,新的观念和新的冲击并行而来,设计师和设计教育者应该清醒地认识本民族的设计历史以及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更好地结合中、西之所长,更高地提升中国当代的民族设计水平。

  [注释
  
  ①⑤⑨李喜所: 《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5 页,第 56 页,第 97 页。
  ②刘志琴: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第 1 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68 -670 页。
  ③⑦⑧郑剑顺: 《晚清史研究》,长沙: 岳麓书社,2003 年版,第 304 页,第 219 页,第 435 -436 页。
  ④周建波: 《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2 页。
  ⑥熊月之: 《论郭嵩焘》,《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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