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三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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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史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相对于微观领域中丰富的点式研究成果,宏观领域中的研究则有失欠缺;治史者习惯于就事论事,缺乏宏大视野与长远眼光。尽管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学术推进的基础和常态表征,不过,宏观把握与总结才能得出更有高度、更全面的和更具有指导意义的见解、结论。纵横寰宇内,像汤因比、韦伯那样着意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观整体描述的哲人型史学巨匠太少了,多的是剥茧抽丝、精雕细刻、管窥蠡测的小工。有鉴于此,笔者拟以王朝灭亡的症候为视点,以清末为视域,梳理史实,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深化研究,进而资鉴现实。

  外交失分作为清王朝灭亡的症候之一,因其为中外舆论所共同关注,故较为凸显。1914 年 11 月 1 日,李大钊着文《政治对抗力之养成》道:“自清政不纲,国民怵于危亡之祸迫,喻之以理,告之以哀,求之立宪而弗从,不获已侥悻于万一,奋全力以颠掊之,其亡也忽焉。”

  这里,李大钊在阐释清朝灭亡问题时强调了“国民怵于危亡之祸迫”,所谓“危亡”,主指清末的列强环视、亡国灭种危机,这引发了国人前所未有的“怵”。上海图书馆“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 年)”中收有晚清 300 多种期刊,其中篇名有“亡国”一词的文章计 154 篇,其年代分布如表 1:从表 1 可知,19 世纪只有 3 篇,而到了 20 世纪初“,亡国”则在舆论界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北京“《申报》数据库”具有全文检索的功能,其中“图存”一词的词频如表 2。

  从表 2 可知,1900 年“图存”的频次陡增至 21次,并在之后的十多年间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国人是到了 20 世纪之初方才意识到了生存危机之严重。20 世纪初国人对外在威胁陡增的忧虑、纠结,昭示了清政府的外交失分。在时人看来,清末外交一言以蔽之,就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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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 年,署名“天民”者发表《论列国外交大势及中国外交上之失败》指出:吾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外交上失败之点,不一而足,其最甚者,为租借地及领事裁判制二大端,毁损国体,侵害利权,且一切衅争,皆由此而起,辱国祸民,莫此为甚。其中关于租借地问题,该文称:吾国由甲午一败,列国乘势,各欲张其势力圈,磨牙竖发,环相逼视,而吾缔约诸公,梦焉,昧焉,受其恫吓,手足罔措,于是租旅大于俄,租威海于英,租胶州于德,租广州湾于法,而吾全国海险几尽入于列强之手,盖自有国家以来,外交之失败,未有如此其甚者也。

  关于领事裁判权,该文认为“是即蔑视我国法律”,“实即蔑视我国主权”,“我国国境以内,我国主权不能行使,反使他国主权行使于我境内,喧宾夺主,耻莫大焉,诟莫甚焉”。文章最后对清末外交抨击道:处今日外交之难,亦百千倍于往古,一有不慎,即为所挟制,蹈瑕伺间,诡谋百出,而我当局者尚泄泄以承之,一遇交涉案件,即瞠目咋舌,不知所出,否则唯唯诺诺,有求必应,但得苟安便幸福,所谓国家之利害若何,人民之公益如何,皆在所不计也。其一二自命为洋务人员者,则又仰望外人之鼻息,奴颜婢膝,喘喘焉惟恐贾祸,使我二万万方里之广土,四万万灵胄之众民,几等于土耳其、埃及、朝鲜诸国之列。呜呼!谁实为之而至于此?

  总之,该文全面否定了清末外交。20 世纪初,东北因俄、日、英、美等列强的介入而成为当时全国的外交重心,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作为多为时论所诟病,如御史江春霖奏陈“东三省四邻环视,外交极关重要,东督徐世昌着着失败”。

  《振华五日大事记》接连载文《奉天交涉大失败又闻》《奉天交涉失败三志》《论东省交涉之失败》等,历数东北对外交涉的种种损失。1907—1908 年间,署名“击椎生”者在《云南》第 4、5、6、8、9、11、12 期上连载《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将云南外交定性为失败。类似的否定清末外交的言论,举不胜举,《申报》上多有提及,如 1905 年有文载称:“五十年来外交政策,无一不归失败。”“我国自与东西各国通商以来,数十年中办外交者,无一不归于失败。”1908 年又道:“自海通以还,我国外交无往而不失败。”“十余年来,外交失败,书不胜书。”

  当然,在清末,国人并非仅仅指斥外交为失败,其他方面亦所在多有。如经济方面,嵩隐着文《中国财政失败之由》,认为财政失败;还有演说稿《中国商业失败之原因》《论中国人制造业之失败》等,不一而足。只是需要强调的是,时人在分析失败因由时多将之与外交相关联。以嵩隐之文《中国财政失败之由》为例,该文称:“洎乎甲午以还,内讧外患,殆无虚日,国债偿金,以亿兆计,司农理财五方,惟事横征暴敛……此又失之量出为入之谬见,而不知休养民力之为急也。”

  认为清政府财政失败导源于对外战败等。《中国商业失败之原因》一文直言商业之所以“岌岌乎有不可终日之势”“,推其失败之原,谓远因实根于赔款”。清政府外交失分,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民众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卖国官员,认为“东方多卖国之臣,西方有卖国之君”。《讨卖国贼檄》一文更是称卖国贼为“凉血物”,“人面而兽同”,“与禽兽其奚异?“”哀莫哀于无耻,病莫病于丧心。媚献邻邦,毒贻全国,面目空具,心肝全无。对外敌则舐痔吮痈,正虎豺之不食;对国民则张牙舞爪,效鹰犬以扬威。大盗何心,千夫并指,纵令波倾北海,讵足以濯其污;竹罄南山,讵足以书其罪。”“相率天下热心人,歼除斯贼。”另一方面又将清政府视为民众的对立面,予以抨击,如《北京士民国会请愿书》一文道,外交失败,“贻我政府莫大之荆棘,增我国民极大之羞耻,稍有心者孰不痛恨外交之失败,政府之不负责”。

  《论东省交涉之失败》认为,“间接以亡我者外人,而直接以亡我者则政府也,则吾四万万同胞,不可不与政府开谈判”。《亚东新拟卖国会简章》更是讽刺清政府为“卖国公司”,其宗旨是“卖尽全国版图,不留尺地寸土”。“公司”的商品是“铁路若干处,矿山若干座,海港若干所,内河航线若干条,地皮四百余州,头颅四万万颗,金银珠宝布帛菽粟等物,附属于土地者,恒河沙数”。“公司”在纪念方面规定:特建新式七层洋楼,辟为卖国神社,中悬历代卖国诸贤之肖像,每届朔望,焚香展拜,以崇报祀。

  至现在卖国诸名家,为本公司特别效力者,皆为铸造红顶花翎之铜像,尊以卖国家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名称。凡遇属地海湾之交割日,及卖路卖矿之签押期,皆为本公司特别之大纪念,本公司当敬谨悬彩三日,以志欢祝。

  需要强调的是,革命派掀起反清反清风潮,外交也是最为主要的着力点。如张继曾撰文指斥道:试问汝满人入我中国以来,我果何负于汝?汝竟以我大地江山,为汝之囊中物,送人赠友,毫不顾惜?试披我地图,则我之台湾,我之威海卫,我之胶州,我之香港,我之澳门,皆落于谁氏之手矣!观我权利,则所谓保护国家权力之兵权,所谓保护安宁生命之法权,所谓保护国民膏血之财产权,而今皆安在哉?岂非汝满人用贩卖奉敬之手段,以种种不可思议之约章,及种种不得其头脑之密约,默许而赠送于大英、大法、大德、大俄、大日本者欤?今尚敢曰“邦交”,邦交之道固如是乎?

  对政府的指责导致民众的爱国抗外行为发生了矛头转向,即由外而内,致力于内政改革,正如《论己酉之进化》一文所道:“由道光而咸丰而同治而光绪,因外交之种种失败,乃引起戊戌之变政,因变政之种种阻碍,乃引起戊申之预备立宪。”

  《论外交失败为激进自治之动机》一文亦认为:“比来外交界之种种失败,虽曰政府实尸其咎,而我民之视同秦越,束手旁观,亦不能不分其责。“”凡此一线之生机,未始非我民自治之实力,有以盾其后也。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亡羊补牢,此其时矣。”

  改革主张之外,甚至还生成反清的趋向,如拒俄运动等,即由爱国转而反清。有材料称:“辛丑和约既成,俄人尚据满洲,于是全国人心愤激,武昌学生尔时已感受新潮流,不期而集议于曾公祠者千余人,痛斥清政府,辱国丧权。”清政府外交失分,引发爱国风潮之火烧向自身,进而走向灭亡。

  舆论失控,笔者曾着有专文认为其集中体现在报刊的数量激增、民间化趋向、异化及阅书报社中革命势力的存在、报刊界职业规范不健全等方面。另文还述及清末新军中革命宣传的公开化特征,如《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反清宣传品,以及《民报》《猛回头》《警世钟》《天讨》《汉声》《汉帜》《夏声》《洞庭波》《云南》等革命派书刊,四处风行,反清演讲也很“大胆”,以至于在孙中山看来,清末新军已经异化,表面上是“满廷之军人”,实际上是“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

  上述之外,谣言蜂起、舆论界的独立趋向也彰显着清末的舆论失控,末世的症候毕现。

  (一)谣言蜂起

  1820 年左右,龚自珍咏 《杂诗·己卯自春徂夏》:“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诗中最后一语,预言了当时清王朝衰亡的国势。1867 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预言:“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1905 年,署名笑农汪 者论及“中国之现象”时赋诗道:

  暮气已深日将没,前途危险尚迟迟。

  瓜分谁肯留瓜种,煮豆可怜燃豆箕。

  四百兆心容易死,五千余岁体难支。

  无端乱用虎狼药,断送生机是此医。

  无论是龚自珍、赵烈文还是笑农汪 ,他们都属于知识层对清王朝衰亡的预测。在民间,也有相似的谶语“: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黄鬣短,乾天乱。口上口,天上天。一时干戈乱,人民死万千。草头之下有十口,鼠尾十月进幽燕。”预言、谶语之外,清末还一直流行有广泛存在且日甚一日的谣言。
根据“《申报》数据库”全文检索,“谣言蜂起”“谣言四起”二词的词频如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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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3、表 4 可知,无论是“谣言蜂起”还是“谣言四起”,1900 年之后比之此前,都大大地增加了,社会更多的呈现出乱象来,人心浮动,谣言因之丛生。

  清朝灭亡之前的十余年间,内忧外患,层出不穷。1900 年义和拳及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发生,在此大背景之下,谣言四起。在福建,“京津义和拳匪聚众猖獗,闽中相隔邃远,谣诼纷仍,有言保定已被困者,有言涿州已戒严者,无知小民一唱百和,官场所得电信每日多至十余次,然皆异常严密,外人不得而知,惟知津郡各商家均飞函至南台,止办货物,缘炮台开仗后大沽口业已被外人所封也”。

  在湖北,“湖北蕲州匪人某甲行踪叵测,被州主凌刺史逻获押解至省,叠经大府委员研讯,迄无确实口供,既而湖广总督张香帅以甲伪缮朱谕,语多悖妄,不禁勃然厉声,饬即钉镣下狱,以待严惩。此固事极平常,无足异者,不料近日谣言蜂起,一唱百和,殊骇听闻。更有党逆匪徒黏贴匿名揭帖,造为谰语,谬托勤王,甚至士大夫亦误听谣言,信口传述,人心浮动,一至于斯,诚世道之忧也”。

  在日本,“近来日本报上还说道,外面谣言甚多,有的说中国,皇上已经退位,有的说已遭○○。……惟这种谣言,也不是无故起的,大约因立皇嗣,所以人人生疑”。至于立嗣的猜测,以及勤王的风传,更是众说纷纭。

  1908 年 11 月光绪、慈禧先后辞世,《申报》载称:“两日之内,叠遭大故,则人心惶惑,谣诼蜂起,固意计中事。不逞之徒,乘间布散谣传,希图煽动,尤意计中事。京师谣言既多,则各省人民,相隔遥远,未悉底蕴,谣言当必更盛。以故近三日来,本埠骇异之谈,日有所闻,大局几为牵动。”

  “旅京官商,争欲携带现银,遄返故乡。各钱店出其不备,同日倒闭者十数家,全市被其牵动。”上海“西商惧有不测之变,前日竟至停放拆票,立时银拆腾涨,全市皇皇”。
北京、上海乃时局动荡的真实写照。

  到了 1910—1911 年间,清王朝行将就木,灾异说风行。1910 年,在松江,“本届彗星发见后,松郡民人纷纷主刀兵水旱之说。昨复大起谣言,谓地球与彗星互撞,日内即将混沌,推波助澜,谣诼繁兴”。1911 年,在京师,“近来京中阴雨连绵,因之谣言四起,咸谓春夏之交,京中向无阴雨,惟庚子年始有之,其状态与今年无异,以昔证今,则今年京中必有兵事云云。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内外两城居民遂至一夕数惊,发现种种恐慌之情状”。几乎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恭亲王被刺、列强要瓜分中国等谣言,不胫而走。

  (二)舆论界的独立趋向
  
  1907 年丁未黄冈起义后,舆论界的有关报道,对清政府极其不利,其中对义军的正面评价多,对清军的指斥也多。舆论媒体不仅仅不再是政府的喉舌,而且游离于其外,此中因由,与舆论界的变化有关。

  1907 年《振华五日大事记》所载文《论舆论之势力》,集中道出了舆论的变化,即走向独立,制约政府。该文称,从国家的角度看,“善治国家者,咸考察舆论之同异,以征立政之得失,因而观民心之向背,即可占国势之安危。甚矣哉!舆论之所关大也”。从民众的角度看,“反对此政权误用,以自保其权利之大,除舆论势力之外,又岂有他道哉?夫政府不能尽其责,与人民以抵抗之机械,在昔野蛮时代,人民无言论之自由,以兵戈求达其舆论,今则捐弃兵戈,悉以言论达之,泰东西列强皆然”。

  因此,“我国今日政府,尤最宜注意者,以言论自由之权与人,庶几无妨于治。况乎无论何代,人民皆有思想,亦无论何代人民,其思想所发达,皆有事论之可采。当野蛮之世,有野蛮之舆论,沿至文明之世,其舆论亦皆文明,使不听其舆论,因势利导之,文明野蛮之界将何以变迁乎?”而且,“舆论能力亦甚巨矣!一旦决其提防,无论若何权势,果谁能抵抗之?或谓舆论沸腾,无镇静之善法,非练精锐之军,不能抑制之。噫!是由抱薪救火,恐其火之不炽,而促其燎原也。故自古政治家,未闻有以军威镇舆论者,就令有奸雄强暴者出,挟兵力以征服舆论,天下舆论之众,果皆慑于兵威,群相结舌自甘乎?吾有以知其未必然也。故曰从舆论者兴,违舆论者亡,舆论之势力,随文明与俱进。”“舆论有所为而发,上即有所为而听。《书》云,达四听,非惟博采舆论,何以日不惮烦闷,遍询于刍荛之列,而故为之俯从,若此者无他,盖以多数政治,即从舆论为政治也。”“从舆论为政治”一语,道出了清末舆论界势力之大,其独立趋向昭然。

  当时还有论者提出“报章为舆论之母”:报馆在舆论已成之国,则负代表之责,而在舆论未成之国,则负造作之责也。故以报馆为舆论之母者,专指吾国今日而言之也。盖吾国人素鲜留心政事,问以国家官制如何编成,军队如何组成,租税如何赋课,中央各省每年所行何政,收入支出共有几何,而茫乎不知所对者,比比皆然也。然则即思对乎国家问题,发为言文,陈其意见,亦觉其论空虚无着,而无当于事情矣,惟报馆见闻既广,时事经心,故其发为文章者,尚觉言之有物,颇足动人之观听也。故今日之报馆,实足以造作舆论,而左右之,转移之,苟用得其正,可与尼山木铎同功矣……舆论而得其正也,则宪政有成,而国食其福。

  另有文明确指出:“报馆固以指导国民、监督政府为天职,可称为一种有力之舆论。”报刊之外,舆论界还包括资政院与咨议局等议会机构。国家机关可分为:执行机关及监督机关之二者,而监督机关,及舆论之所寄也。执行机关,为政府及所属之官署。

  监督机关,其在中央则为国会,其在地方则为地方议会,此凡诸立宪国之所同具也。夫彼所以能为舆论之机关者何也?国会之性质,所以代表一国全体之人民,故国会之意思,即可认为一国全体之意思。地方议会之性质,所以代表一地方全体之人民,故地方议会之意思,即可认为一地方全体之意思。夫人民之意思,抽象的也,国会与地方议会,俨然成一机关焉,则具体的也,以人民之意思,寄诸国会及地方议会之机关。吾所谓变抽象而为具体也,而此机关据于法律所规定,得以行其监督之权,与执行机关立于对等之地位,所谓庶政公诸舆论者,遵斯道而已。

  资政院与咨议局作为政府机关,却游离出政府之外,与报馆等同处于监督地位。清末舆论界的变化,与清末立宪有关。时人认为:“既云立宪,人民对于国家,有监察行政之权力,所布法律,于人民有利益者,则承认之,否则反对之,虽大同不敢期,而小康则不难致也。”

  立宪为清末舆论界走向独立,提供了法理依据。清末舆论失控,加以舆论放大效应,使得清政府风雨飘摇,在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并非致命的攻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分而治之是统治之钥,所以团结才有力量。而到了清末,却出现了民众组织化的风潮。农民方面,组织有农会。1904 年,《商务报》载文《论内地宜设农会》指出,我国古代“有一无形之农会”,而欧西“其国皆设有农会”,加以农会还有助于管理,“农会既立,无一事不有条理,无一人不守法度”,农会可以遏制豪强及吏役、里正侵渔,协调农民之间的纠纷,遇到灾害年份可“患难相恤”。

  因此,“我中国今日犹未能不患贫弱者,则以农智之窒碍,农情之壅遏,农力之涣散故也,于此而欲其智,通其情,萃其力,非创设农会不为功”。1907 年,农工商部奏定农会简明章程 23 条,章程第 2 条要求各省应于省城地方设立农务总会,于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并应次第酌设分所。在中央政府的政令之下,各地农会纷纷创设。

  三、民众组织化

  在商界,组织有商会。早在 1899 年,《清议报》即载文《论不急设商会之危》,认为“我举国之人,急谋合群自保,如恐不及,勿贪一日之安,至贻后日之悔,则逝水难收,噬脐无及矣。商会之立,可不亟亟哉!”1904 年《商务报》又载文《论商会之益》,即“势以厚,情以通,弊以除,业以精,非惟能保固有之营业,并可挽已失之利权。“”噫!商会之有益于商务若此,我商民其可不于此加之意乎?”在此前后,清政府开始倡导设立商会,农工商部成立后,依旧致力于推动发展,甚至在海外如新加坡、夏威夷等地也建立了商会。 1909 年,农工商部又通饬全国普设商会,“溥仲璐尚书,近以我国商务之未能振兴,实因于无商会,以先提倡而资联络”。

  因此,“决定通饬各该督抚,转饬劝业道等,调查该省通商大埠,以及内地各府州县,如无商会者,一律设立总会分会”。“所有南洋各岛之华侨商埠,亦分饬均立商会。”
在此政策驱动之下,海内外商会勃兴,成为民间重要组织,社会影响巨大。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各地商会之外,清末还成立有不少行业会社,如保险会社、造纸会社、邮船会社、农林会社、蚕桑会社、轮船会社等。在工界,组织有工会。1908 年《农工商报》载文《论中国急宜组织工会》强调:“一国机关之灵捷,系乎各界团体之完全,现觇中国政界、商界以及学界,各具有完全之团体,而工界独缺,宁不为一国机关之灵捷乎?“”救中国今日之危急者,工党其一帜也。”

  《论四川宜兴工会》一文力主在四川设工会,认为“工会,工会,其裨益讵有涯矣!”1911 年,农工商部奏定工会简明章程,第 3 条规定:“工会别为总会、分会二种,于各省省城应设总会,于各府厅州县应酌设分会,其有专为某项工业特别工会者,应定名为某工会。”

  随着农工商部的政策出台,各地纷纷响应,如广东省劝业道即通令:除工业总会照章在省城邀集工界妥筹开办外,各属应设分会,应即由各牧令董劝工界酌量设立,于工会范围内应办各事,实力奉行,期工业日益发达。其有专为某项工业设特别工会者,亦即照章办理。事关宪政筹备,母得稍涉延缓,除分行外,合就札饬遵理。

  湖南工业总会职董谢运昌等向劝业道禀报了工会总协理名单,获批。学界方面,1897 年《经世报》上载文《学会兴国议》,认为“统全局而筹之,非广兴学会不可”。“凡省会之地,至少必有化学会,一农学会,一矿学会,一商学会,一电学会,一汽学会,一光学会,一工程学会,一工艺学会,一水学会,一地学会,一医学会,一算学会,一博物会(凡产蚕之省别设蚕桑会一)。”

  同年,章太炎亦撰文倡导学会。戊戌时期,我国学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约有 70 多家。戊戌之后的十多年里,我国学会发展迅速,有综合类学会,如广智学会、劝学会等;学科类学会,如数理化学会、医学会等;有学术类学会,如国粹学会、经学会等;有行业类学会,如藩臬学会、博物学会、地学会等;有宗教类学会,如圣经劝学会等;有旅京、旅沪等学会,如江西京学会、浙江旅沪学会、太平旅杭学会等;有留学类学会,如留法学会、留英学会、东亚游学会等。此外,还成立有学社,如自强学社、东文学社、爱国学社、乐群学社、尚武学社、女学社、世界语学社等。

  上述之外,学界的组织还有教育会、宣讲所、阅书报社、同学会、校友会等。军界方面,清政府对军人组织颇多限制,如第九镇统制就“示禁军人勿入社会不准自立会名”。
然而,事实上,军队中的秘密组织很多,如武昌自强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等。此外,军队中还多一些会党组织的存在。农、商、工、学界之外的社会各界,也成立有相当多的社团组织。其中,政治团体最具代表,如立宪组织、改良派组织,以及革命派的组织,分支广泛,影响巨大。其他组织如俱乐部、同志会、自治会、同乡会等,更是不胜枚举。

  除了结社,还有集会。以雅集为例,即有文艺、政治、外交、娱乐等类型。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正月,宪政编查馆遵旨拟订结社集会律三十五条,二月具奏,奉旨准行。
该律虽对集会结社多所限制,不过明文规定许可集会结社,其意义不可小觑。清末之所以出现民众组织化趋向,原因之一是舆论界流行的合群思想。正如时人所道:“合大群为国,合小群为民。惟羊能群,善美从之;蜂灵能群,勇夫且避;美国以合群而王,南洋诸岛之生番,以离散而灭。合则兴也勃然,分则其亡也忽然。合群之验,概可睹矣。”

  “民与民群则国立,士与士群则国强,商与商群则国富,群也者,建国之枢纽,而亦士民与商衰旺之命脉也。”其二在于政府支持。1906 年《申报》载称:“江苏候补知县现充法政学堂教员金大令彭年日前拟就政治条陈五则,禀请抚宪采择施行……第三条宜广设学会,以开民智……闻陈筱帅已分别札饬各司道核议详察复夺矣。”1909 年《大同报》载称:“湖北职绅黄学琨等现组织一经学会,专为保存国粹起见,惟经费无着,因特禀请鄂督在学款项下拨给,以维学务”,鄂督批“饬司在学款项下每年给助经费洋二百元外,并由本部堂给发开办经费一百元,以示提倡。”

  有些学会本身就是政府组织起来的,即所谓的官办学会,如“镇江府丹徒县王大令,现与士绅组织学会一区,遇有学务兴革事宜,随时赴会提议研究,期于集思广益,并附设阅报室,备购各种报纸,任人观览,藉以开通风气”。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清末还有不少反政府传统组织,即会党。1905 年《申报》报道:枫泾一镇为江浙两省交界之区,土客杂处,人类不齐,枭匪光蛋,向为渊薮。近闻嘉善界南镇一带有无知之徒,结一私会,名曰洪秀教,如大刀会、小刀会之类,聚散无常,踪迹秘密,有时身穿黑袍,口念不经之说。其初不过二十余人,现在党徒愈众,竟有百余人之多,刁绅匪棍,悉数勾通,种种为害地方,无所不至,该镇居民因之不堪其累。不知各大吏能设法禁止否?

  即为一例。而且会党活动在清末呈现出公开化特征。民众的组织化趋向,使得民众的利益诉求方式发生变化,更具有社会影响力。如工会,时论阐释道:工会为每行工作者所结合,其宗旨在保全工人之权利,反抗富者之欺凌。工会可由工人自由组织,共推会员经理,工人应得之工价,与每日作工之时间,皆工会所定,如有无工作者,或罢工者,由工会预筹款项接济。

  民众的组织化导致清王朝社会控制的成本上升,从而引发统治危机,进而崩溃。

  综上笔者认为,外交失分、舆论失控与民众的组织化三大症候,昭示着清王朝的灭亡。事实上,不仅仅清王朝如此,其他历代王朝亦如此。只是差异在于,外交失分是以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为表现形式;舆论失控方面报刊占据次要地位,更多的是谣言或清议;民众的组织化多为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以及宗教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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