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中关于“约法之争”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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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研究是一种实证性研究,再精妙的判断与结论也需要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然而,史学工作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找到所有论证环节的史料“证据”.根据已有材料进行合乎规律的假设与想象,弥补史料之不足,是优秀学者必备的素质。不断寻找新史料,检验与修正原有的假设,夯实既有结论,并根据新史料提出新问题、新假设。

  如此循环往复,方能使相关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1931年,国民党重要领导人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为是否在国民会议上制定约法的问题发生激烈冲突,蒋介石最后拘禁胡汉民,史称 “约法之争”,此事件引发了国民党严重的分裂。关于“约法之争”,学术界已有一定研究成果,而当事人蒋介石的日记公开,其对“约法之争”的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史料与视角,又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线索。

  一
  
  笔者曾在2007年第2期《史学月刊》上发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的一则错误》一文,指出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的《事略稿本》中有一则错误,将“约法之争”时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的时间1931年2月28日误写为“2月25日”.拙文根据当时报刊资料,当事人回忆录与档案,考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事件确实发生于2月28日,《事略稿本》的记载将时间提前了3天。

  然而,《事略稿本》的编纂流程相当严格,先由“总统府”内专设“事略编辑室”的秘书摘抄蒋介石日记编撰,再经秦孝仪等人核改,最后由蒋介石本人核阅完成定稿。何以在记述“约法之争”此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出现数天的错误,令人疑惑。拙文推测出错有三种可能:一是相关人员摘抄时对日期的改动,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二是蒋介石日记中的记载本身就有错误;三是蒋介石原先设计好在25日与胡见面,将其扣押,并在日记中预先记录,但临时变故,无法实行。笔者写道:“要找出《事略稿本》产生记载错误的原因,或许需要有朝一日能够核对到蒋介石日记。”

  现笔者通过阅读典藏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找到了《事略稿本》发生错误的真11931年2月25日至2月28日那几天日记的特殊记法。蒋介石1931年的日记写在印制好的日记本上,一天一页,每页有十行,另有“提要”与“社会记事”两栏。蒋日记内容通常较杂,包括励志文字,每日所见所感及具体记事,基本都限定在当页,有时内容太多,会写在当页的边款空白处,绝少转页占到后一页。然而,2月25日至28日却出现了连续记且转页的情况。这段起于2月25日的日记,篇幅之长,在笔者所阅蒋介石日记中实属罕见。现录于下:(2月25日)下午,会客后为胡事又发愤。在汤山休息。

  彼坚不欲有约法,思以立法院任意毁法变法,以便其私图而置党国安危于不顾。又言国民会议是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不言约法。试问无约法何能求统一,何能言建设?总理革命,不欲民国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主张重订训改时期之约法。重订革命之约法而非不欲约法也。三年。(注:以下转入26日页,此处数字模糊不可辨识)……皆为统一与建议者,所以全军将士不畏艰险,流血牺牲而不惜者,欲求其有保障统一与和平,使得一劳永逸,以求一约法,以使人民生命财产之自由、统一、和平之永久,三民主义之实行。故中正痛定思痛,乃有江电,欲要求速订约法,速开全国代表大会,速开国民会议,以免除国内战争,不使再有军阀后起,以刮削人民,祸乱党国。此乃牺牲二十万将士之生命与无数国民之损失所得,而来者如政客官僚(注:以下转入27日页)凭一己之私欲,借党国之名传,仍欲为个人之权利,而置人民与将士之牺牲于不顾,毁坏党国,摧残革命所得之成绩,而且欲行起有约法与无约法之纠纷,或竟贻党国无穷尽之祸患所必乎?!且彼既以随侍总理数十年自命,此固世人所皆知,为我总理之左右手也。但民国元本党所既得之革命政权,而彼等必欲总理让于袁贼,终总理之世,使本党革命卒无一成者,无非为若辈所把持劫夺,使总理孤立无援,有志士皆欲随(注:以下转入28日页)总理而不可得。其阻碍革命,破坏革命之罪恶不自知悔悟,以总理伟大勇决之精神,卒为彼等褊挟刻薄者所断送。迨我北伐成功,革命稍有希望,而彼以深悔前非,辅助革命以求约本党。不料其一入本党,前病复发,野心渐萌,两年以来,(注:此处原有“外欲反原定之和平政策,播弄党国”一句,后划掉)全国将士与国民之苦痛,滴滴血泪之痛,其一顾。呜呼,摧残革命之罪,莫过于是矣,可不痛哉。

  本晚,宴客,留胡汉民在家,勿使其外出捣乱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2月25~28日。原件藏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以上所引占了25至28日4天篇幅的日记,内容前后连贯,一气呵成,应是一天写成。这与蒋平时每日一记的习惯不合,只能推断,蒋介石在“约法之争”决定拘禁胡的那几天,是难以决断的“非常时期”,未写日记,而在28日拘胡之后,才一气写了长篇。单从日记内容看,除去第一段与最后一段写具体事情外,中间的一大段,均是陈述胡汉民的“罪恶”,语气像是与胡当面辩论,又像是向他人说明拘胡之理由。

  另外,在2月26日页的边款上,蒋记有:“辰起在汤山俱乐部痛述某之罪状,几为发指。正午,在汤约力子,谈某之罪状,心为之碎,自知失态。”虽写在26日页上,推断应该是28日事。

  27日蒋在“社会记事”栏中写“上午,到国府会议,下午,与爱妻到汤山”.由此可以断定,因蒋介石在2月25日至28日写日记的特殊方式,使得摘录者产生误判,认为日记是25日所写。

  蒋介石在审核时未注意到时间的细节,才出现《事略稿本》将拘禁胡汉民的时间提前3天的失误。

  二
  
  《蒋介石日记》显示,随着“约法之争”的激化,蒋介石对胡汉民的不满有个不断加剧的过程,终至决定拘禁胡。

  蒋介石对胡的不满,最早出现在2月6日的日记中:“身受者无非束缚,目睹者无非妒忌,来见者无非讨钱,耳闻者无非苦痛,余身至此,是诚一莫赎之身矣。孙连仲部受韩之煽惑,竟中途生变,不能开赣。而胡(汉民)则内讧,孙则跋扈,内外挟击,此何时耶?忍耐勉强,尽我心力而已。”[《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2月6日].此时还只是因孙连仲问题而引发出对胡的不满。之后蒋对胡的谴责[均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便变本加厉:(2月9日)见人面目受人束缚,小人(注:指胡汉民)不可与之共事也。纪念周时几欲痛泣而又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2月10日)辰起,与(陈)立夫谈国民会议筹备事。胡(汉民)专事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私心自用,颠倒是非,欺妄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妄知廉耻,诚小人之尤也。

  (2月13日)彼(胡汉民)借委员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强从,此对中央全会与国民会议诸决议案之能,显而可见者。至其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一面阻碍政治之进行,凡重要之案皆搁置不理,使之不能推行,一面则诽谤政府之无能,政治之迟滞,不知其恶劣卑陋至此。是诚小人之尤者。贪天之功,侵人之权,总理对胡(汉民)、汪(精卫)之所心痛恨者,此也。阻碍革命,谋倾党国,其罪不可恕也。

  (2月14日)自(胡汉民)加入政府以后,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审总因,实在于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已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当,且受不白之冤。而彼不自悟,仍用旧日手段,挑拨我内部,卖囗我属部,使我成为怨受,必欲推倒政府而其身取而代之为快。如其果有此能力,则我求退不得,而此实万难之事也。奈何?(2月15日)破坏党国,阻碍革命,阴险小人终不自觉,为之奈何?彼以“司大令”(注:斯大林)自居,而视人为“托尔司基”(注:托洛斯基),故对中外人士皆称余为军人而不知政治,并诋毁政治之无能,而其一面妨碍政治,使多种要案不能通过执行,其用心之险,殊堪寒心。

  (2月16日)今日为旧历除夕。余孤苦伶仃、举目无亲,世人可怜,未有若今日之我者也。……彼(胡汉民)阻碍四中全会之提案,明既签字,暗又使人反对,今又把持国民会议,人为其名,彼受其实。此诚小人之尤者也。

  蒋介石1931年2月17日至24日的日记难以辩识,对研究“约法之争”中蒋介石的言行是损失。但从以上所引,已见蒋对胡的厌恶情绪与日俱增,发展至拘禁胡汉民有其必然性。

  28日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记了善后处置的内容。如他最初设想了许多限制胡行动与控制局势的14条措施:“一、请胡到家。二、监视护兵。三、令警察监视其家。四、请哲(注:孙科)往会,问其自愿:1、公开审判;2、自行辞职;3、保荐正副院长;4、函慰立法委员,使其安心贡职;5、迁往陵园。五、明告中委。六、开临时政治会议。七、开常务会议推任院长;八、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国府紧急处分,严重监视;九、监察院提起政治弹劾。十、通告各地党部与军队。十一、令党部禁止京沪电话与电报。十二、令各报不准登载中央未发表之消息。十三、请立法委员组长明囗吃饭。十四、通知各院星(期)一在国府开扩大纪念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3月2日]其中,除公开审判或弹劾的设想,因胡“自行辞职”而未实行外,其余各项均落实。

  然而,拘禁胡汉民引起的政坛风暴大大超出蒋预料,蒋善后工作捉襟见肘,先是古应芬、萧佛成等四监委公开通电弹劾他,接着国民党内反蒋势力齐集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另组国民政府,抗衡南京,形成长达数年的“宁粤对立”.宁粤对立局面形成后,蒋介石有过一段检讨:“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否则,坐守京都不回乡扫墓,则逆谋或亦可防止。又,孙哲生夫妻拜行时,如能察言观色,留其在京,则其祸或亦可止。是皆大意疏忽之咎,不能不自责。然事已至此,既往不追,惟有努力奋斗而已。”[《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6月10日]检讨中对拘胡之后的举措充满悔意,但谁又能说他内心深处对拘胡本身没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呢?

  三
  
  研究“约法之争”过程中,笔者有两个疑惑,即蒋介石为何决定以拘禁胡汉民的方式来结束这场政争,何时决定的。

  对此,《蒋介石日记》未能提供准确的答案,但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蒋介石是如何决定拘禁胡汉民的?仔细研讨《蒋介石日记》,发现有三条或明或暗的显示,是宋子文向蒋建议拘禁胡汉民的:

  1.(1933年4月3日)中央委员非老朽即贪污,不知地机急迫,烦琐延缓,争权夺利,令人起亡国之惧。宋明之末,其士大夫亦不过如是耳。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而老朽阻碍;倭欲东一省之商租权,余欲以此而暂缓其侵略野心,老朽目短无识如番人,强持反对;及至苏俄进攻吉林,张氏(注:张学良)屈服,则倭寇野心益炽,致成今日内外交迫之局。及至胡朽(注:胡汉民)事出,(宋)子文弄权,则国益纷乱,是皆余自无主宰之所致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

  2.(1960年7月21日)自省平生未为敌人所欺诈,而为干部所欺诈,亦从未受敌人之胁制,而乃为干部所胁制。因此而为敌人所利用,……以致国事大败……此乃民国二十年宋子文强制管束胡展堂,与二十五年张学良西安事变之故,而受诈于匪共为最显着之事例。今日辞修(注:陈诚)之主张与手段,亦无异于此。

  3.(1968年4月12日,上星期反省录)本党十全大会圆满闭幕,胡木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有安于心,乃可对胡展堂同志一生最大之遗憾聊以自慰,以此为余对党中同志与党务惟一欠缺,三十六年来时荥于怀,而自责不安之愧疚耳,无论此事为(宋)子文之强制如何,然余应负其全责也。

  此三条日记各有其背景:

  1.1933年初汪精卫与张学良因华北局势演成政争,宋子文袒护张学良,蒋介石因而发出“胡朽事出,子文弄权,则国益纷乱”之慨。联系上下文仔细分析,蒋似是埋怨宋子文在两年前处置胡汉民问题上“弄权”,而自己听信其主张,“自无主宰”.当然,如果没有下面两条日记支撑,笔者不会有此联想。

  2.1960年蒋介石拒绝交权,在台湾当选第三任“总统”,反而责怪“副总统”陈诚“欺诈”,并联想到大陆时期宋子文与张学良有类似作为,其中“民国二十年宋子文强制管束胡展堂”,显然是指1931年的拘禁胡汉民事件。

  3.1968年,胡汉民的独养女胡木兰放弃反蒋主张从香港回到台湾,年迈的蒋介石对37年(蒋自记“36年”,有误)前强拘胡汉民深为愧疚,他接见了胡木兰,并使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蒋在自责当年拘胡不当的同时,仍不忘写“无论此事为子文之强制如何,然余应负其全责”.

  以上蒋的3篇日记,时间上相差35年,写时背景与心境大不相同,却均将拘禁胡汉民事件与宋子文联在一起,“宋子文强制管束胡展堂”,且蒋并未完全推卸责任,仍自承“应负全责”.基于此,宋子文议拘禁胡汉民的建议为蒋所采纳,应该是合理的推断。

  蒋介石1932年2月“约法之争”拘禁胡汉民前的日记中,多只记胡汉民的“罪恶”,绝少写拟对胡采取的策略与措施,宋子文提议拘禁胡之事更未提及。若不是蒋晚年偶然袒露心迹,此一蒋刻意隐讳的秘密真难发现。

  1931年前后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远比一般人认为的宋子文在财政方面帮助蒋及蒋宋姻亲关系深得多,他们是政治上的密友,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结为“换帖”的兄弟(蒋介石在1926年4月25日记:“晚,与宋子文弟换帖”)。

  蒋介石何时决定拘禁胡汉民结束“约法之争”的问题。“约法之争”持续数月,蒋介石一度希望以妥协方式平息,无奈胡汉民丝毫不肯让步,离召开国民会议的时间越来越近,蒋介石坚持要在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必须先扫除胡汉民这个障碍。蒋介石日记中并未写具体何时决定下手拘禁胡汉民,但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中,有张附在日记中的纸片,露出了一些端倪。如前所述,蒋介石记日记是写在制式本子上,偶然,他会将认为重要的事情写在其他纸上,夹在日记本中。在1931年的日记本中,夹在2月23日后面的纸片上写着:27日。上午,会客。与(李)石曾先生洽商展案,(吴)稚晖先生之见甚当也,稚老实有政治见解也。批阅,会客完来汤山入浴休息。下午,会客,与大姐谈话,精神渐佳[《事略稿本》将此事误记为2月24日事,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民国20年2月至4月)》,台北“国史馆”2004年印行,第165页].

  李石曾、吴稚晖是当时蒋介石倚重的国民党元老。依照事件发展的脉络,结合上面这条日记,可以做如下推断:蒋介石得到宋子文拘禁胡汉民建议后,27日上午,约李石曾、吴稚晖二人洽商请益,二人支持拘胡,吴稚晖甚至提出了完善的方案,更让蒋赞许“甚当也”,当即确定实行。下午,蒋介石见宋霭龄时一扫多日愁云,“精神渐佳”.笔者根据蒋介石日记的线索,得出以下两个推断:蒋介石在“约法之争”中拘禁胡汉民出自宋子文的建议;具体确定拘胡方案是在2月27日,即实际拘禁胡汉民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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