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朱德与邓小平的革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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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中国的政治天空,巨星陨落,日月同悲。继1月份78岁的周恩来逝世以后,7月6日下午,90岁的“中国红军之父”朱德逝世。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唁函,高度评价朱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此时,在距离中南海不远的东交民巷17号院内,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半年前还代表中共中央主持操办了老友周恩来的丧事。此刻,他多么想主持操办自己十分敬重的朱老总后事啊!然而,此时他却“被排斥在所有治丧活动之外”,只能在这所不大的院落里,北望着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的方向,默默地寄托着自己的哀思,头脑中不断地回放着两个人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深情厚谊的历史一幕。

  邓小平对朱毛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神往已久,和朱德的首次见面是在江西瑞金。邓小平作为县委书记积极参与筹备全苏“一大”.瑞金成为苏区中央局、全苏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所在地而被称为“红都”

  邓小平和朱德同为四川同乡,两人出生的故居仅仅相距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年龄却相差18岁,按中国传统辈分来算几乎是两代人。所以,邓始终把朱看作是自己的上级和长者,对他很尊重、爱戴和信赖。不过,他们都是于20世纪20年代在异国他乡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而且都与周恩来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可以说,周是两人重要的革命引路人。原来,朱是在1922年11月,经过周等介绍在德国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邓于1923年6月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7月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后,一边做杂工,一边在周的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编辑工作。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此后,朱和邓先后进入设在原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而这对“校友”的第一次见面则是在几年后的1931年下半年,地点是在中央苏区瑞金。但是,他们之间的神交在此前就开始了。1927年下半年开始,邓小平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先后任政治秘书、秘书长、事务秘书长等职务。经常列席、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会议记录、起草文件、指示信、参加讨论。因而对朱德、毛泽东率部活跃在井冈山、赣南、闽西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历史多有了解,从心里感到由衷地钦佩。

  不仅如此,1929年下半年,邓小平奉命来到广西,开始运用朱毛革命斗争经验,于12月和张云逸等部署发动百色起义。起义大会颁布的《中国工农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第四条,就是规定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并得到了上级党组织批准。广东省委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七军发展方向“毫无疑义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对于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极重要的意义”.1930年1月,邓前往上海途经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时提出:“这种斗争发展的方面,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向湘、粤边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不久,朱和邓见面了。1931年9月28日,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等,在城北的叶坪村向率红一方面军途经此地的毛泽东、朱德等汇报工作,得到充分肯定。毛、朱等原定此行到福建筹粮筹款、休整补充,并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届代表大会。他们根据瑞金的突出工作成绩进行了调整:

  选定叶坪村为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驻地,在叶坪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以瑞金为中心在赣闽边界地区实施展开。11月,朱和邓等出席了在叶坪村谢氏祠堂召开的全苏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邓负责会场组织、代表住宿安排等工作。为避免敌机轰炸,还在瑞金城内布置假会场迷惑敌人,期间,组织多次提灯晚会、祝贺大会等活动。1933年江西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斗争以后,邓小平从地方转到红军中工作,十分注意宣传朱德的军事思想。特别是1934年9月初的温坊战斗结束以后,邓敏锐地抓住这个战例,迅速约请李聚奎等9位参战指挥员撰稿,根据他们的来稿综合整理编辑,撰写了题为《温坊战斗的胜利》文章,发表在他主编的《红星》报第64期第3版“前线通讯”栏目上。全文约2000余字,并附有作战地形图。该文以生动的笔触,详细地报道了战绩和战役全过程以及经验教训。也就在9月,朱撰写了《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文章,总结9月初温坊战斗取得胜利的经验教训,结合战斗实际情况,阐述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原则:“具有了长期并精细准备的特点”;高度机动灵活;“集中较优势兵力,迅速地干脆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夜间战术相当熟悉”;“在火线上瓦解白军工作有成绩,政治宣传起了作用”.这些军事原则,坚持并丰富了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邓小平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亲身体验了朱德在政治斗争中“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的革命风采。当时,邓担任会议记录。朱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以切身感受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改变错误领导的原则问题,他说:“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开始形成毛泽东为核心、朱德和邓小平先后进入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

  朱德高声领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邓小平等将士复诵:“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1937年初,彭德怀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进入陕西泾阳县云阳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从延安赶来的朱德和刚奉调到红军前总的邓小平首次会面,是在7月下旬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上。这是洛川会议之前,身临前线的红军高级将领秘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直接准备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具体工作。会议原定7月20日召开,因等候朱(从延安赶往云阳镇途中遭受山洪受阻)延迟到22日召开。

  会议先后由任、彭分别报告了国内外的形势和红军改编意义、准备工作。朱23日赶到,和彭、任共同主持会议。从南京回来的周恩来、博古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7月23日,邓小平(时任前总政治部副主任)在会上发言,在谈到时局和红军改编问题时正确地分析道:对于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态度是进步的,但仍是动摇的,不会配合全面抗战。前途有两个,一是通过抗战稳定战局,二是日军占领平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之后他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批不抵抗倾向,一面发动第二步抗战。红军改名也是条件之一。”

  24日,朱在会上讲了卢沟桥事变、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回答了红军改编以后如何开展工作的疑问。25日,根据朱德所指出问题,邓小平就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后的政治工作问题发言,着重强调要保证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绝对领导。指出:全国抗战爆发,我军可能迅速开往前线,顺次合编;红军名称虽然改了,但阶级矛盾并未消减。因此,在新环境下,政治工作有了新内容,其任务是:(一)积极准备抗战,一切为了抗战,在抗战中扩大我军影响。(二)政治工作也就是党的工作。无论是政治工作还是党的工作,都要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三)提高军事技术、战术、政治、文化及指挥能力,逐步走上正规化。

  26日,朱又指出政治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在形势转变情况下,有些干部热情有余,办法不足,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要有一定纪律;同时还讲了红军改编后如何使用和补充的意见。对此,邓在谈到部队的组织工作时指出:特工委员责任重,应由上级军政委员会决定,并对其进行马列和民族气节教育,提高党的纪律性。锄奸工作要发动群众,但要注意方式,使人不恐慌。

  27日,朱在会上又讲了如何预防红军改编后军阀主义的问题。会议于当天结束后,周恩来、博古赶赴延安向党中央报告会议情况。7月31日至8月5日,朱和邓等,同从延安赶来的周、博一起,在前次会议的基础上,深入讨论红军改编、干部配备、留守部队分布、对日抗战方针等问题。经过必要准备,8月25日,毛泽东等发布洛川会议决定的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邓小平为副主任”.这样,在新任第129师政治委员之前,朱和邓朝夕相处了几个月。

  经过充分准备,八路军总部的出征抗日誓师大会于9月5日在云阳镇操场里举行。邓小平主持大会,全体指战员随朱德高声复诵《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与会民众们见证了人民子弟兵誓师为国家、为人民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的忠心赤胆和英雄气概。

  9月6日,邓小平和朱德等率八路军总部冒雨从云阳镇出发东向,16日,由芝川镇渡口乘木船东渡黄河庙前渡口,当日进入山西荣河县境。渡河期间,朱和邓等留下了在同一条渡船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20日,朱和邓等率八路军总部由山西侯马转乘火车到达灵石县城北水头镇;21日到达太原,住八路军太原办事处所在地成成中学;23日到达五台县南茹村。10月下旬,根据总部作战部署,邓小平率八路军政治部大部及随营学校全部离开八路军总部,向汾阳、离石、中阳、石楼地区开进,以开展吕梁山地区的工作,扩大抗日武装。10月底进抵汾阳,驻三泉镇,很快地打开了局面。12月底,邓奉命来到晋南洪洞县马牧村(今马二村),与朱德等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会合。而朱和邓会合后很快就又分别了。

  原来,1938年1月6日,朱德和邓小平出席了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高干会议,朱传达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精神,会议讨论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听了朱的传达,邓在发言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要服从于党的政策与方针。在党的单一领导下,执行党的政治任务。

  八路军应成为一切军队的模范,以模范作用推动友军。他在发言中,不仅认真总结了抗战以来政治工作的成绩、缺点和错误,而且对政治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会议结束后,根据1月5日中央军委关于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治委员的任命,邓告别朱等,于1月18日从八路军总部驻地起程,到达辽县(今山西左权县)西河头村129师师部,开始了和刘伯承长达13年的亲密合作。临行前,他和朱等在总部住处房前合影留念。此后,长期身在统帅部的朱和身在前线指挥的邓合影极少,只是在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时两个人会面。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朱德和邓小平都从太行前线赶回来参加了。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在结论中提到:1933年在中央苏区对邓小平等同志的打击也应取消。朱德在会上作关于华北八路军的报告。报告中总结了八1争、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抗日战争进行到现阶段的政治、军事形势和敌我战略战术的变迁;指出了八路军今后的主要任务。随后,邓在会议上发言阐发了朱的观点。华北抗战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发展由上至下,但巩固必须由下至上。应从坚持华北抗战着眼来开展游击战。应以分支袭扰,集结主力出击。部队补充应依靠军队本身的努力。军队应协助地方党工作,将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搞好。随后又作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报告》,阐述敌后根据地的建党、建政、武装斗争等问题。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朱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五位书记(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之一,他作了关于解放区的报告。而邓从前线赶回来时“七大”已经闭幕,他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和邓小平都参加了1948年9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九月会议”和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都作了重要发言。新中国建立前夕,邓小平于7月和9月两次从前方来到党中央所在地北平(今北京),先后同毛、朱等谈话,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解决华东、上海困难的意见。新中国诞生以后,特别是1952年7月邓奉调进京以后,两个人的密切往来迅速增多了。一起出席中央重要会议;参加重要外事活动;接见会议代表;登天安门检阅,还有共同的出国访问。

  朱德请邓小平审阅讲话稿,邓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要讲中苏两国互相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二是讲苏联援助我们要注意分寸1956年2月14日到2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20大。朱德是团长,团员有邓小平等。出访前,在北京朱的住处,周恩来召集了邓等参加会议,讨论朱出访各国、参加苏共20大等有关事宜。2月11日,邓等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和朱会合。3月1日邓等回国,朱等继续留在苏联进行访问。根据苏方邀请,朱德要在2月12日晚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周年前夕)作一次电视讲话,讲话稿经过请示已经写好。适值邓小平来到,朱就请他审阅斟酌。邓认为讲话稿写得不错。随后他提出两点修改意见:一是不要光讲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援助,因为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所以,还要讲中苏条约签订后6年来中苏两国的互相密切合作和互相支持。二是讲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时要注意分寸。例如,讲话稿原来所写苏联对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自己国家经济的努力给了“巨大的、全面的、系统的和无私的援助”,邓认为“巨大的”3个字就可以删去。另外,2月25日上午苏共20大闭幕,朱应邀出席下午一个工厂举行的庆祝大会,并准备讲话。邓在审阅事先准备的讲话稿时明确指出:由于讲话中对苏共20大评价过高,要修改。应该仔细研究并遵循2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

  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影响。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当时并不知悉内情,但朱德、邓小平凭着他们多年的政治敏感,还是“嗅”到了一些气息,及时报告、请示党中央。仅2月20日一天,朱和邓等就四次联名致电党中央:

  报告一:几天会议中我们感觉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关于通过争取议会的多数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一是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估价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代表团同志觉得米高扬发言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整个领导时期的估价是有问题的。这种看法不知是否妥当?在同苏共中央同志谈话时,我们拟采取这样的态度:即对斯大林的功过问题不表示意见,但表示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表示苏共中央这几年在内政、外交各项政策的正确性。以上两点是否妥当,请于24日前电示。

  报告二: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论述到各种不同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问题。认为除了苏维埃形式外,还有人民民主形式,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也会更多样,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中是可能的。在讨论中,苏共负责同志苏斯洛夫、西皮洛夫也谈到这个问题。米高扬对这个问题讲得较多。

  报告三: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都强调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米高扬和其他个别发言,批评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米高扬说:“并不是夸大,可以说,在列宁逝世后,20次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列宁的精神和列宁主义贯彻了我们的整个工作和我们的一切决议,像列宁还活着并同我们在一起。”所有发言都特别强调列宁主义,引用列宁的话,没有一个人引证斯大林的话。

  报告四:在苏共20大后代表团如何活动的计划,并请中央批示。

  第二天,朱和邓等联名又致电党中央,报告赫鲁晓夫同朱谈话情况。

  总之,从2月11日(邓到达)至3月1日(邓离开)的20天里,特别是参加苏共20大的11天里,朱和邓等,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同心协力,沉着应对,紧密配合,相辅相成,在重大的党际、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了我们党和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文革”后期,朱德称赞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取得的成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1966年5月,长达十年的动乱--“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

  很快,邓小平被当作“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朱德也被诬陷为“黑司令”,从上井冈山第一天就“反对毛主席”等莫须有罪名受到排挤、冲击。1969年10月,朱德等老同志被限定期于20日乘飞机离开北京抵达广州市郊区的从化,生活、活动受到限制和冷遇。邓小平被限定期于22日乘飞机离开北京抵达南昌市,后转至新建县望城岗被监护,在一所工厂里参加“劳动改造”.“九一三”事件后,朱德和邓小平的命运得到转机。1973年8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也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前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对于邓等复出协助周恩来工作,朱更是感到十分地欣慰!12月,毛泽东在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和邓都应邀前往。毛看见朱很动情,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高兴地说:“我很好”.毛环顾四周,继续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接着,毛又把朱和邓连到了一起:“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没有了。)那好些了。

  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毛又指着邓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根据毛的意见,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1975年1月,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开幕式。以他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邓果然不负毛、周、朱等人厚望,先后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军队、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几个月里,形势就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着的成效。1975年底,朱德还对辽宁省委原书记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针对“四人帮”阴谋,他说:有人“要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嘛?!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我党。”不久,朱又同江西省委一名常委说到“四人帮”:“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身在病床上,他还同李先念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这些观点不仅引起了邓思想上的共鸣,更变成了邓领导全面整顿的实际行动。据吴德1986年6月7日致朱德生平研究组的信中讲:对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取得的成就,朱是十分欣慰的,他称赞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

  但是,从1976年4月4日清晨开始,北京上百万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广场放满了花圈、花篮、条幅,人们成群结队地举行宣誓、讲演等活动,表达对周的悼念,痛斥“四人帮”.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江青等人控制下,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决定当晚强行清理在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5日,广场上群众采取抗议“四人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镇压。“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8日,《人民日报》刊载《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报道。朱德听到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愤愤不平地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愤怒之意,溢于言表。

  1976年7月,邓小平没有能够参加悼念一生中自己“极敬重”的朱德活动,两年后的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朱德故居纪念馆”,邓为纪念馆题写馆名。1989年邓提出:“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邓很明确,无论哪次概括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都包括了朱德,这是对朱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正确定位,是对其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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