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防御与“人和”并用及制海权优先的保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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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姚莹(1785年—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进士,近代著名文学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任台湾知县。道光元年(1821),署海防同知、噶玛兰(今台湾宜兰)通判。道光十七年(1837),升任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长期在台湾供职,使姚莹对台地情势了如指掌,他又是主张“开眼看世界”的积极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敏锐地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十分关心西洋情况,自嘉庆年间即多方了解西方情况,“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

  正是有这样的知识和阅历,使姚莹走在同时代官员集团的前列,挑起了抗英保台的重担。鸦片战争期间,其为抗英保台名将,他的保台思想及实践对后世影响深远。姚莹海防思想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国内外学术界对其海防思想学术关照依然尚显单薄。研究姚莹的保台思想,有助于看清近代中国的保台心路历程,并可为我国的统一大业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资料。

  一、积极防御与“人和”并用的举措

  1824年夏秋间英船曾在台湾海面游弋盘桓了半年之久,对台湾进行测绘工作,已表明了垂涎之意。当时在台湾任职的姚莹就此忧虑地说:英国人“海道既熟,又见我海防之疏,水师之懦,忽起异谋,能保无他日之忧耶?”

  林则徐赴粤查禁海口事件后,姚莹对英国军事侵略十分警惕,认为“夷情狡谲,绝其贸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势之必然者。”1839年9月4日,英国军舰“窝拉疑”号在九龙湾炮击中国师船,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此后,英军攻厦门、陷定海,屡屡窥伺台湾。清廷也注意到了台湾的防务问题,1840年8月上旬,道光帝向闽浙总督连发上谕:“台湾府准备事宜,在藉前任提督王得禄,最为熟悉,或有应行商酌之处,着即飞檄该镇道与王得禄同心协力,以资保卫。“”台湾孤悬海外,防堵事宜,尤应准备。着该督飞饬该镇道等遵奉前旨,与前任提督王得禄,同心协力,加意严防,毋稍疏懈……。”

  作为地方军政长官,姚莹积极筹划台湾防务。姚莹的海防思想的基本方面与林则徐的主张相近,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他主张在台湾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认为“:夷人之长,全在大船火器”,“夷炮猛烈,自当避其所长”。这与林则徐“以守为战”的战略思想是颇为一致的。他曾致函邓廷祯说“:逆夷船高炮大,势难取胜外洋,我兵攻具未齐,目下要务,自当保固藩篱,守定而后议战。”

  当时台湾的行政地位是隶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驻扎兵力共计14000人,其中水师3000人,分守诸厅县142讯及17处海上口岸,兵力不敷使用。水师船只不到百艘且俱属木质,老旧不堪。水陆两军武器原始落后,根本不是工业革命后船坚炮利的英军蒸汽铁甲战舰的对手。但就是在这样不利的状况下,姚莹不畏困难,慨然担负起保卫台湾的重担。从1840年到1842年,英军屡次进犯台湾,均被击退,战绩辉煌。

  此外,在当时威胁台湾防务安全的因素还有来自台湾内部的矛盾。台湾历来镇道不和,官员间的协作能否经受起战火的考验,实不可知;无业游民众多,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强敌压境的严峻形势下,游民问题势必成为台湾防务的未知因素。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团结”是保卫台湾的首要问题,所以,姚莹首先努力克除流弊,加强团结。

  台湾总兵达洪阿,满洲镶黄旗人,性格固执,傲慢自大,难以相处。姚莹至台,彼此“亦有龃龉”,提督王得禄与达洪阿关系也很紧张。姚莹曾经感叹:“惜同事武人,不知方略,性复矜猜,不洽舆情,为可虑耳!惟有委屈善全,期无偾事,然亦极费经营矣”。为顾全大局,姚莹多方忍让,以诚相待,同时努力化解达、王二人间的嫌怨,终于使得二人信服。这样,台湾官员集团团结抗敌的局面初步形成了。

  鸦片战争时期,台湾守军兵力薄弱。“台湾当时只设一府,但地域辽阔,相当于内地数府。清政府在台湾设有一镇,水陆官兵包括驻在澎湖的一协清军约1.4万余人,在台湾本岛的清军,水师只有安平一协及艋岬参所辖,兵力不到0.3万人,分守十七处口岸,兵力不敷分布,陆师兵力也只有数千人,分守郡城内外及诸厅县的142汛。

  只能勉强维持地方,无法集中兵力攻战”,如果从内地调兵,一则没有制海权,大规模跨海调兵,十分危险;二则台湾经费紧张,难以给养新调之兵;三则内地兵不服水土,不识地理,战斗力值得怀疑。而当时众多的游民又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一旦战争爆发,外忧波及内患,台湾的防卫必然面临严峻的挑战。他经过仔细斟酌,推行团练政策。更发“印谕数百道,委员交各路义首,庄耆申约联庄,添练壮勇”,将民众组织成为团练,使得无业游民衣食有资,既免为歹人所煽动利用,又能成为抗敌的强大后备军。经过努力,到1842年3月,“各属陆续册报练勇四万七千一百有奇”

  “家自为守,人自为兵”化弊为利,形成一支强大的抗敌力量,姚莹组织民众抗敌的策略取得了成功。此外,台湾“孤悬海外”,历来海盗颇多,其中不少人又从鸦片贸易中获利。战争开始后,英军首领璞鼎查以重金收买汉奸,这些人见利忘义,勾结敌人,充当内应。汉奸暴乱事件屡次发生,对这样的汉奸势力,姚莹坚决予以打击,逮捕并镇压了大群汉奸分子,有效防止了外夷勾结内匪的可能。

  二、制海权优先的战略举措

  战争伊始,姚莹即看到了制海权的重大作用。他认为“此时夷务关重,制造大号战船,实为要著”,并建议“窃意造大舰必先储费,工价非倍于常例不可。而造船之人,又必习知洋面攻战者亲督之,乃能有用。诚能制巨舰十只,每船费以万金,期以半年,当可竣工。交提督大将领之,每舰更助以集成字号,及大中号同安梭,大白底船数十只,以为羽翼,庶可制敌取胜。至于师船用炮,不同平地,大至千斤足矣。通省各营如此者亦尚有之,可以简料,而用宪台自粤中携至夷炮十数门。”

  他提出造巨舰大炮以拒敌于海上的积极防御主张。但在造舰基地厦门被敌军占领后,夺取制海权的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姚莹不得已退而求其次,采取“以陆制海”的方针,以海港为咽喉,阻敌入境。

  姚莹提出要“严守口岸,不与海上争锋”。他反对对沿海十七处口岸作兵力平均分配的防卫看法,主张根据港口地形的不同,作有主有次的防守“,统计勘办台湾郡城要口三处,曰平安大港、曰四草、曰国赛港。嘉义县要口一处曰树岑湖。彰化县要口一处,曰番仔,即鹿港外口。淡水厅要口二处,曰沪尾即八里岔口、曰大鸡笼。葛玛兰界外一处,曰苏澳。皆水势宽深。其余南北路次要小口九处,较为浅狭。鹿耳门昔称天险,自道光二年来,已成淤废,商船不能出入,故亦为次要。以上各口,共用防夷弁兵三千四百八十一名,屯丁二百名,乡勇二千一百六十名,水勇五百二十名,或配战船、商船,堵防海口;或在炮台、炮墩,日夕登陴。次皆常川在地之师。‘在对台湾沿海十七处口岸普遍设防的前提下,对安平、鸡笼、沪尾三口作重点防守’”。

  姚莹增修各口岸炮台,“在鸦片战争期间,17处口岸共修筑添设炮台50座、炮墩127座、炮位175个。”对部分港口,则采用因地形有警即塞港的方法“,毕使船不入港,火器有御,方为尽善守御之法”。

  三、“台厦一体,澎湖尤重”的联防思想

  姚莹认识到台湾、澎湖、厦门之间的战略互依关系。没有大陆的支援,台湾防务的稳固无从谈起。澎湖群岛扼守台湾海峡,连通台湾与厦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他说“:澎湖为台、厦中流锁钥,亦属最要之区”。因此派遣大将王德禄率精兵三百镇守澎湖,并增修炮台,配置重炮,加强了澎湖的守卫力量。

  在具体作战中,姚莹强调战术灵活,精于巧战。他根据敌舰“最怕火攻,最怕搁浅”的弱点,提出“设有来者少则击之,众则坚守,以计破之”的方针。他提出的战术主要有“,凭险埋伏”“;招募渔民假扮汉奸误导敌人,诱敌舰搁浅”等等。在姚莹的指挥下,台湾保卫战屡获胜利。魏源赞曰:“一方巍然,夷船不敢再犯”。姚莹本人总结到“:伏思用兵之道,气不可馁,贵从容布置;言不可夸,贵切中机宜;谋不在奇,贵深明事势;人不在众,贵协力同心”。

  其保台思想很值得后世认真研究。当然,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即使作为时代先觉者的姚莹,对西洋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单纯的“船坚炮利”的军事表象层面。其御敌保台之术多着重于具体战术,但在战略指导方面,姚莹则深得中国传统兵法之要领,在整个保台斗争中,他从“人和制胜”和“扬长避短”的根本原则出发,筹划防御,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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