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保守主义思想的中国式发展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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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1894年前往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学习现代历史。1898年,庄士敦毕业于玛格德琳学院,同年通过英国殖民部的选拔考试,之后以东方见习生身份被派往香港。由于对东方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且聪明好学,他的汉语水平提高很快,在港英政府中的职位不断提升,先后担任辅政司助理和香港总督的私人秘书。1904年,庄士敦被殖民部派往当时英国在中国的租借地威海卫,先后任租借地政府秘书、正华务司、南区行政长官等要职。1919年2月,庄士敦离威赴京,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与溥仪的多年相处中,对后者的思想和生活产生重要影响。1926年,庄士敦担任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秘书。次年3月,庄士敦返回阔别八年的威海卫,担任了英租威海卫最后任行政长官。1930年10月1日,他代表英国政府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回国后,庄士敦经骆克哈特等人推荐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教授并兼任外交部顾问。1938年,庄士敦在英国去世,时年64岁。庄士敦生最辉煌的时间都倾注到中国的土作和生活中,他热衷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喜欢旅行,且酷爱写作,根据旅行见闻、帝师生涯、任职经历以及学术研究,写就了《从北京到瓦城》、《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华北的狮子和龙》、《儒学与近代中国》等著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庄士敦或许仅是名偶然撞入中国政治和文化漩涡的外国人;在英国思想史乃至保守主义思想史上,他也是名微不足道的人物”。然而,通过研究“小人物”思想,我们或许可以管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及其之前整个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发展趋向,甚至可以寻找到庄士敦与保守主义先驱柏克在思想精髓上的诸多契合点。如果说庄士敦是英国保守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者,那么欲寻其思想渊源,当自柏克始。

  研究庄士敦与柏克保守主义思想的关联性和传承性,是项有趣的理论探索。如果非要找到庄士敦直接转述柏克言论的证据,我们目前仅能举出处《紫禁城的黄昏》书在谈论清室退位诏书时-写道:“柏克说过‘所有的政权在其开始和结束时往往都蒙着层神圣的面纱。这点迹象,充其量只能证明庄士敦曾接触过柏克的思想,并不能证明柏克对庄士敦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尽管如此,庄士敦从思想本质上仍然承袭了以柏克为先驱的英国保守主义大传统,并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历史情境中对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加以演绎和发展。

  一、历史境遇:英国保守主义思想与近代中国

  埃蒙德·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是18世纪下半叶著名的辉格党政治家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柏克所处的时代,是英国现代化进程加速进行的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启蒙运动昭示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极大地鼓舞着人们,更因此将西方历史次次推向谋求进步、自由和民主的风头浪尖。这这种历史背景下,柏克继承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反对抽象理性基础上的理论构建,坚持从英国具体政治现实出发,积极回应变革时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因此开辟了影响深远的英国保守主义传统。

  以柏克为端绪的英国保守主义并无系统的理论体系,从历史和经验出发,强调保存和维护有重大价值的文化传统、习惯、观念、原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再谋求循序渐进的、温和的创造和发展,从而在保守对象和进步方式上给子后来人以思想上的启迪。作为政治家,柏克没有学院派那种逻辑缤密的理论体系,他的思想存在于大量的演说、书信和政论著作中,且多为针对时政问题作出的回应,可谓纷繁庞杂。从保守对象上看,柏克的保守主义致力于维护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的自由和宪政精神;从进步方式上看,极力维护和信仰过往传统的柏克并非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是主张以温和的改良方式对具有完整结构的制度进行局部完善,反对全盘推翻旧制度之后的重建。从某种意义上说,柏克及其之后的保守主义的精髓体现在对待传统和进步的态度上:反对激进,主张温和保守。既然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可以是种温和的态度,那么在保守对象上便可以有多种选择项,不同的选择项则由不同的历史情境和地域情境来决定。也正因此,柏克保守自由和宪政精神的保守主义放之于其他国家才具有指导性的借鉴意义。那么,清亡民兴之际的中国可不可以作为英国式保守主义适用的具体情境呢?深受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熏染的庄士敦在中国的践履与思考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中国进入从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的转型时期,政治、社会方面的变化云波诡橘,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发生对话与碰撞“西学东渐”的风潮此起彼伏,给中国带来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改制乃至葬送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最终把以“先进的西方”为标尺的现代性推进运动深入到文化层面,把中国落后的根源乃至切寻仇的目标指向以儒学为依傍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以西方理性主义话语霸权为归依的“科学”与“民主”思想以启蒙的身份出现,在知识界和实务界所向披靡,与此紧密相关的“革命”思潮与运动不断激荡中华大地,转型时期的深重苦难与挫折在中国近代史上相继呈现。如果要从西方历史中寻找与中国这时期类似的阶段,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这段历史时期进入我们的考察视野。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启蒙运动开辟了理性主义在思想界的前进道路,在此指引下,法国大革命试图打破旧制度,在张白纸上重建自由、民主、博爱的新世界。因此,从宏观历史上看,存在定历史错位的中西方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法国的理性主义与现代化是内生性的,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外来刺激引发的,尽管如此,中西方在现代化的目标上实现了同构,即都参照了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为象征的现代性标准。

  如果说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革命话语是中西方转型时代的主导话语的话,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声音显然得不到这个时代人们的重视,然而,当革命洪流退潮后,受到革命洗礼的人们冷静反思时,会发现那些在革命大潮奔涌的年代发出不和谐之音的人正是这个时代伟大的智者。智者在西方有柏克之流,那么在中国的革命时代也有如柏克者,他们不仅对本国文明有少’泛深入的研究,而且着力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只不过他们避开时代的主流思潮,以西方保守主义武装头脑,以冷静、审慎的敏锐眼光看待中国时势,发出那个时代微弱却宝贵的声音。例如,不遗余力倡导西学、主张革新的黄遵宪是近代中国第位接触并推崇英国保守主义,反对法国暴力激进革命模式的清末思想家,变法维新的领军人物梁启超继承了黄遵宪的保守主义主张,并以著名政论家的作为将其散播开来,成为近代中国第个高举英国保守主义旗帜并为之奔走呼号的先锋式人物。fzl除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开明中国人外,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力量还包括来自西方的外国人,他们带着西方文明直接走进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生活,继承了英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庄士敦便是其中员。如果说个局外人对另个国家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有着更为客观清醒的认识的话,柏克之于法国,庄士敦之于中国,都是以外国人的身份审视别国革命或事件并提出了真知灼见的,这是个有趣的共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庄士敦的思想血液继承了柏克开辟的英国保守主义精髓,他将之应用于转型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之中。

  二、中国情境下的英国保守主义:。庄士敦对柏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传统观

  在英国保守主义看来“传统”具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每位保守主义者都自然地表现出对它的倾慕乃至崇拜,柏克更对之不吝赞美之词,他说:“人们总不会期望自己有从不回顾其祖先的后代。保守主义是对过去的先知。他反对人类完全依靠自身理性来从事和看待政治社会活动,而是要遵从先人的传统和经验“我的出发点是,完全不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彻底放弃我个人的推测,心意地尊崇我们先辈们的智慧—他们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包括种令人折服的政体和个兴旺吕盛的帝国,他们据以构筑政体和创建帝国的预言和原则,比之我们的作为,其价值又何止于千百倍。”.

  作为来华的英国保守主义者,庄士敦于分崇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并倾其生为儒学及其未来命运奔走呼号。在他眼里,“不仅在中国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真正值得钦慕和保存的东西。他不仅拥有中文名字庄士敦,还依据《论语》中“士志于道”的古训为自己取字“志道”。他认为,儒学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根基,是不可丢弃的宝贵传统。文化不应有高低优劣之分,东西方均有自己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支撑‘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试验阶段,因此不管对哪个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方是不明智的,同样,快速地放弃自己独有的理想则是危险的。如果说理性的自负总是和尊重传统相抗衡的话,庄士敦在谈到如何认识儒学时,则表现出了对理性主义的警惕:‘白格森曾不无益处地提醒我们,要达到‘智识上的同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直觉,是非常困难的。强调在认识儒学时-避免单纯的理性分析,要具备内在性的直觉,而这种直觉需要在“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中培养。这里,庄士敦所提到的伯格森(1859-1941)是法国近代著名的反理性主义哲学家。那么,就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庄士敦反对人们把令制和独裁的罪名加之儒学的头上,相反,儒学里面包含着反对令制和权力滥用的宝贵传统“儒家学说被批判为君主令制的壁泉,但它直承认刚恒自用的独裁政治存在的危险性,并主张人民有反抗的权力,甚至认为在必要时可以罢黯并处死暴君”。因此,在庄氏看来,儒学不应成为君主令制的替罪羊,其所蕴含的反令制传统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二)变革按照柏克的逻辑

  建立在纯粹形而上学之上的政治追求“鸟托邦”式的政治理想,其结果便是要打碎切旧制度,走向重建理想世界的激进革命道路。相反,尊重传统的结果恰恰是要反对激进革命式的进步,它不反对有益的变化,而是强调循序渐进的、温和的、局部的变革。当然,当切温和的手段都不能改变有害的现状时,“场革命都将是有思想和善良的人们的最后决策”,在这个意义上看,柏克是名有条件的革命者,但革命的目的仍然是维护蕴含着生命力的伟大传统。柏克把审慎作为政治家的首要美德,切变革都要建立在“尊崇先人的原则之上,‘通过缓慢而维持良好的进程,每步骤的成效都是可见的,第步成败与否都给我们在第二步中长见识,这样循序渐进,在整个历程中,我们都能得到可靠的指导”。

  作为清末民初在华知名人士,庄士敦己经深深地融入到云波诡橘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事件之中,他的“帝师”经历本身就是件不折不扣的政治事件。深受英国保守主义政治传统熏染的庄士敦面对中国辉煌悠久的政治文明,在烯嘘慨叹之余,对中国以儒学为文化背景的政治传统和经验抱有同情和怀恋,认为中国既有的帝制思想己经深深扎根在普通民众心里,共和制不是人民所愿,革命所带来的灾难甚于晚清腐朽统治下的贫弱境遇,以至于人民依旧怀恋“大清”,其本质是渴盼个“像样的政府”。基于历史积累的经验,人民更熟悉传统的政府体制,在其统治之下或许比在完全陌生的共和制政府下生活更舒适些。当然,庄士敦和柏克样,并非味守旧的传统主义者,他认为中国需要循序渐进的改革,极力认可光绪皇帝自上而下所进行的政治变革。对于革命,他对之进行大加靴伐,认为革命者是并不理解“共和”为何物的“群亡畔,“在1911年被革命的细菌传染,并于夜之间在没有具备任何新思想的情况下,变成了暴力反满和反君主政体者”。革命甚至极大损害了中国人己有的宝贵自由,革命之后,中国人“只能过着比满族(我们称之为“异族”)统治时期更为恶劣的生活’。在他眼里,尽管传统是笔宝贵的财富,但是传统中存在的弊病却也是无法摆脱的命运,以至于他为自己所痛恨的慈禧太后辩护:“慈禧必须对清朝的灭亡负道义上的责任,但她毕竟又受到各种制度的制约(这些制度不是她创造的,而是祖先们留下来的)。她作为个继承者,没有能也很难逃脱这些腐败传统的束缚。;如此看来,庄士敦眼中的传统是需要有选择继承的传统,是要在渐进改革的推动下逐步走进现代政治文明的,于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当是中国政治前途的理想之选。

  (三)宗教观

  宗教是英国保守主义者中绕不开的重要论题,柏克说:“迷信是脆弱心灵的宗教,你得宽容它们处在或琐屑、或狂热等等迷信的大杂烩之中,否则你就将剥夺这些弱者心灵中的种对于最强者来说也是必要的资源了。”从功能上看,当人们处于政治、经济或者生活上的窘境时,宗教具有慰藉他们心灵的作用,使他们不满的情绪得到缓和,从而有利于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除此之外,宗教本身所宣扬的上帝是万物之源,是最高的真理,同时也赋子国家以神圣性,这种神圣性使国家接受上帝的委托管理人民,并对上帝负责,从而奠定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依据前述,柏克是极力反对无神论的,除此之外,他关于宗教的另外两个重要立场在于:

  其一,国家与社会应保持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的政策和态度;其二,坚持政教分离,宗教与国家之间保持距离和界限‘光荣革命”没有给爱尔兰带去政治与宗教自由,而是带来了外族统治和宗教压迫,到于八世纪中叶,爱尔兰作为英国特殊的殖民地,在各方面都受到压迫和限制,尤以对天主教徒的宗教迫害为甚。柏克因此撰文表明自己争取天主教解放的政治立场,以雄辩的语言论证了反天主教立法的非正义和严重危害,为天主教的信仰自由作了有力辩护。然而,柏克所说的宗教宽容是有限度的,任何种宗教或教派都不能干涉世俗事务,要求过大的政治权利,因此针对国内某宗派(即“位论派”)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主张,他认为宗教宽容不能适用于该宗派,政府应该对他们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加强监督和控制。

  庄士敦的著作和行为中的很多方面构成了他对宗教或者信仰的保守主义态度。关于宗教的功能,庄士敦没有具体的论述,但是从他改宗佛教的行为中,我们可以断定:他在骨子里面是个有神论者,且相信宗教是对苦难生活的种慰藉。1902年7月,庄士敦的父亲去世,庄士敦未回家乡奔丧,却穿越云南、东京(越南北部地名)到缅甸的掸邦和泰国曼谷旅行。庄士敦并没有完全忘记家庭的不幸,但这次旅行的确有助于他恢复部分创伤,并且成为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刻。温文尔雅的老挝掸族人向他展示了佛教是如何成为与生活抗争的种方式的,似乎正是在这时,他开始信奉佛教哲学。终其余生,他直都在研究佛教教义,而且更多是作为种求知而不是宗教在研究。当1903年他的家庭在他面前崩塌时,或许正是佛教使他的神智保持清醒。在此基础上,庄士敦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宗教和信仰,逐步形成了其宗教宽容与信仰自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有自己内生型的宗教,比如佛教、道教,尽管他并不认为这两种宗教是无可挑剔的,但他仍然富有同情心地对它们进行研究,从中寻找中国人独有的精神生活。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愿意将儒学当作宗教,因为孔子及其学说“针对的都是伦理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问题……从来没有为弟子们提供过关于灵魂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作为权宜之策,庄士敦赞成定儒学为国教,并成为“孔教会”的员,以谋求儒学在中国保持其第信仰的地位。既然如此,庄士敦“认为儒学是绝对不能被消灭的,否则将对中国政治在象征和实质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除了佛教、道教和儒教之外,中国人的信仰层面还包括祖先崇拜。庄士敦于分尊重中国人对祖先的这种虔敬之情,认为这是“种教导中国人完整地保持其精神与物质遗产的习俗,他们自己信仰这种习俗,同时又会传承给他们的后代”在表达对中国传统宗教和信仰的同情、尊重乃至发自内心的崇拜的同时,庄士敦极力反对外国传教士夜郎自大、试图改变中国传统信仰和社会的行为和态度。早在1911年,他就出版了第部抨击传教士的著作《中国就传教士问题向基督教世界发出的呼吁》,谴责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人的宗教钳制和在信仰上的不宽容,并试图揭穿他们的伪善面孔。为了使反传教士的这壶水沸腾起来,他又于1918年出版《写给个传教士的信》书,重中自己对传教士的反对和谴责立场。有趣的是,在与溥仪相处期间,庄士敦始终拒绝跟溥仪谈基督教问题。曾有基督教复临派成员带给庄士敦关于基督教的书籍和小册子,让他呈送给溥仪。庄士敦断然拒绝,认为“这些小册子究竟照亮过什么样的黑暗灵魂,我不知道。但它们绝对不可能照亮黄昏中的紫禁城’。那么,关于政教分离的论述,他并未有显见的文字论述,但深入到中国政治与文化内部的庄士敦己经意识到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分离,相反,以儒教思想为核心的道德伦理己经深深地融入中国政治的血液。

  (四)对殖民地的态度

  在柏克和庄士敦的思想脉络里,我们还可以从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上寻找到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

  从前述可知,柏克在殖民地问题上具有世界眼光和人文关怀,他反对武力镇压北美殖民地的反抗,并为北美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正当权利辩护,后来他以同样的热情表达了对英属印度殖民地人民的同情,极力靴伐英印当局和东印度公司对当地的压迫和掠夺,主张维护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发展权利。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暇如我们今天被赶出印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证明,在这段不光彩的统治时期里,我们在印度的统治者比猩猩或者凶残的猛虎要好些。”与柏克类似,庄士敦不仅充满了对中国这个处于转型苦难中的国家的深切同情,还对偏居隅的英租威海卫这个“大英帝国的灰姑娘”充满真挚的人文关切。1927年,他返回英租威海卫担任该地区的行政长官,看到威海卫仍旧落后破败,他向骆克哈特汇报说:“我真的认为你我的持续努力不可能使威海卫的发展如日中天。她现在的情况同从前样糟糕,拒绝当家做自己的主人!这语句中充满了不能使威海卫繁荣起来的无奈心情,但是也饱含了他对威海卫的热爱。庄士敦意识到:如果他不尽快地中请到更多资金来发展威海卫,那么他将失去所赢取的任何赞许。这种自我反省的认识几乎和柏克当年关于英属印度殖民地糟糕状况的感慨如出辙。庄士敦在短短的任期内努力推动威海卫的近代化事业—修公路、通电话‘慢慢地,他把威海卫引入了二于世纪”。不仅如此,庄士敦甚至希望威海卫能够尽量晚地归还中国政府,因为他在这块故土上感受到快乐,也热爱这里善良的人们。当地百姓也喜欢这位长官,认为在威海卫将要归还的时候,他还能热忱无私地管理本地事务,这的确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五)庄士敦的保守主义思想实践简述

  个人的行动和他直咯守的思想原则是致的,庄士敦在威海卫的治理实践也突出地体现了其贯的保守主义主张。包括3年的行政长官职务在内,他在威海卫任职时间前后达16年。在威任职期间,他誓言要在这里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搏”,和骆克哈特道遵循“维护旧制”的原则,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在治理实践中注重儒家的道德教化,身体力行、以身垂范,树立道德楷模以正风化,乃至以劝告代替强制的方式对待恶俗。他以“父母官”定位自己,着手建立的司法体制承袭了中国传统体制,“不过是挂了英国的牌子而己”。在行政方面,他手建立的总策制在保留传统社会治理手段的基础上加以创新,革除弊病,成效显著。以庄士敦为代表的威海卫殖民官员“中国化”的统治策略以及廉洁高效的作风赢得当地民众的认同和褒扬。骆克哈特曾评价庄士敦说:“他赢得了中国人的信赖,能够讲当地方言。我确信,本租借地的中国居民将非常欢迎他回来。

  三、庄士敦的保守主义思想价值当议

  历史没有让这两个英国人相遇,但时代错位不能阻却他们在思想上的共鸣。我们几乎没有找到庄士敦直接继承柏克思想的证据,但是思想精髓上的致性在根本上表明庄士敦的保守主义思想渊源于柏克脉的英国保守主义。和柏克相仿,庄士敦的保守主义思想散见于他的著作以及政论文章之中,并无系统的理论体系,这符合保守主义本身的经验性特征。我们拾零为整,从传统观、变革观、宗教观、殖民地观等方面对庄士敦在中国情境下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梳理,同时与柏克思想作对比,以体现二者思想上的共通之处和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较之柏克,庄士敦在英国政坛上微不足道,作为政论家的他对英国政治走向的影响更无法和柏克相比;他也不是个纯粹的学者,因此他的学术成就在浩渺的英国思想史中真如沧海粟。然而,就是这样个“小人物”,在二于世纪初的转型中国发出个英国保守主义者的宝贵声音。或者是因为声音太微弱了,它差点被埋藏于历史的故纸堆中;在长达个世纪的时间里,很少有人重视他的思想,除了《紫禁城的黄昏》在国内广为人知晓外,他的其他著作几乎无人提及。我们在此把庄士敦的思想作追根溯源式的梳理,并将之和英国保守主义的开辟者柏克作对比,其意旨之即试图确立庄士敦在保守主义思想史中的学术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将被历史尘封的庄士敦思想闪光点挖掘出来,以资今天的人们参考。

  纯粹的学术研究只有在指向具体现实的时候,才能显现它的价值。柏克的时代,正是英法等国迈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面对国内改革问题、革命思潮、殖民地问题,柏克拒绝虚空的抽象原则和逻辑建构,以现实为起点阐发自己的立场、观念,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这样震动整个欧洲秩序的大变局面前,他将自己的保守主义智慧推向巅峰。而庄士敦所面对的中国,恰是这个国家发生剧烈变革的转型时期,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在先进的西方面前,对祖先留下的文明感到失望,试图从西方文明中寻找强国之路。他们愈挫愈勇,不惜以生命和鲜血去换取中国的新生。几千年的悠久文明和贫困落后的现实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无疑让庄士敦的灵魂受到冲击,而他站在理性主义与激进革命的对立面力图维护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与宗教,并对古老中国的未来寄子忠实的期待,这种勇气和信念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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