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文学的代表者陈三立及其创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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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杭州人也许不知道,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的陈三立安息地就在九溪牌坊山。据郑逸梅《艺林散记》记载,1936 年,英国伦敦举行国际笔会,邀请中国代表参加。当时派了两位代表:一是胡适之,代表新文学,一是陈三立,代表旧文学。但当时陈三立已经 84 岁高龄,最终没有成行。作为中国旧文学的代表者,陈三立显然是无愧的,但与他代表的这个“旧”字相反,他其实是一个颇具创新思想的人。其人不凡

  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修水人,陈宝箴长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葆廉并称“维新四公子”,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代表中国旧文学的晚清民初的著名诗人,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光绪进士,官吏部主事。曾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甚少插手政治,自谓“神州袖手人”(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所作诗也表现其政治态度。艺术形式上好用僻词拗句,流于艰涩。所著有《散原精舍诗》《续集》《别集》《散原精舍文集》。父亲陈宝箴是维新派人物,其子陈衡恪为著名画家,陈寅恪为著名史学家。

  陈三立在《清史稿》中无传,但陈三立与他的父亲陈宝箴,两个儿子陈衡恪、陈寅恪皆入《辞海》,祖孙三代四人,可谓史无前例。陈三立 30 岁时就受到具有世界眼光的郭嵩焘看重,称他“后生可畏”。1898 年 5 月,内阁学士张百熙奏保 17 人应经济特科,陈三立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杨锐、汤寿潜、宋育仁等人都在这个名单上。

  接着,世人都说守旧的荣禄还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三品以上京官和各省督抚、学政都可以保举人才)。此外,江苏学政、后来成为军机大臣的瞿鸿禨也将陈三立列为《保举经济特科片》首位人选,评语中称他:“学有本原,宅心正大,于中国政治、外洋情势均能洞彻,识量宏通。”

  1924 年 4 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由徐志摩陪同并任翻译。他们一行在西湖之畔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两位异国文豪、著名诗人互道仰慕之情。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送上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回赠。不料陈氏在表示谢意后,却未予回赠,他谦逊地说:“您是世界级的大诗人,足以代表贵国诗坛,而我则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啊。”

  于是有人请陈三立和泰戈尔合影留念。合影照片刊于上海《申报》之国庆纪念增刊,配有两人手迹,题为《亚洲两诗人之墨迹》,并有长篇文章赞颂。其后有论者称:“华、印两诗人,各为其国之泰斗,比肩一帧,接迹重洋,诚近代中印文化沟通之佳话,尤国际诗人罕有之事实也。”其实,陈三立的诗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使不敢代表中国,但代表国内的一流水准,则无可置疑。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曾评述道:“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伦比。”还有一册较为知名的民国笔记《一士类稿》,其中评说陈三立也是“萧然物外,不染尘氛”,“以贵公子而为真名士,虽尝登甲榜、官京曹,而早非仕宦中人,诗文所诣均精,亦足俯视群流”。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反对传统诗词,至五四运动更是异常激烈。泰戈尔访华,正在五四运动数年之后,传统诗词进一步受到批判和抵制,自由体新诗正大行其道,徐志摩又为新诗的积极倡导者和新锐诗人,而且泰戈尔更为自由体诗大诗人,他们却以陈三立为中国诗坛之代表,更称泰戈尔、陈三立为“亚洲两诗人”,殊发人深思。这固然是因为新诗还没有名诗人,但也反映了旧体大诗人在新诗人心目中的地位,我们约略可以看出,当时在这一诗坛重要事件上,新诗人对旧体诗人的尊重。

  陈三立诗风宗韩愈、孟郊和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词句深邃隐晦。他曾将诗稿交“同光体”的另一位领袖郑孝胥删定,郑大为赞赏,称其“源虽出鲁直,而莽苍排戛之意态,非可列之西江社里”。当时诗坛将三立老人奉为泰斗,并一直持续到民初。陈三立的古文也颇有成就,后人评其为“兼有《后汉书》、《三国志》的长处,绵密精炼,又含蕴桐城派注重义理、书卷、考据和行文雅洁的特点,自成一家”(吴定宇《陈寅恪传》)。陈三立盛名之下,后学请教颇多。但他极平易近人,对后学每每循循善诱;唯对权贵,却不无啸傲之态。1932 年 9 月,陈三立在庐山松门别墅过八十大寿,门生故旧毕至,陈寅恪兄弟均往祝寿。正在牯岭避暑的蒋介石闻讯派人持寿金来贺,却被陈三立严拒。

  1934 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1937 年,卢沟桥事变,他表示:“我决不逃难!”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享年 85 岁。为纪念陈三立,1945 年江西省政府 1713 次省务会议决定:将设在修水境内的赣西北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散原中学,1948 年迁葬杭州牌坊山。

  陈三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

  1917 年 1 月,胡适发表了新文学的宣言《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把陈三立作为复古的旧文学的代表加以批判。新文学兴起后,旧文学被挤压到一个极小的发展空间,陈三立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建国后国内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没有给陈三立以应有的文学地位。现在,陈三立的价值被文学史重新评价,他的许多杰出作品,又开始回到公众视野。

  冲破八股藩篱———因祸得福

  咸丰三年(1853)九月二十一日,陈三立生于老家义宁竹塅里。“三立”之义,来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他的名字,灌注了父亲对他的美好期望。在三立出生仅一岁的时候,太平军攻打义宁州,母亲背着他出逃邻县边界,逢乱兵,躲藏在路旁树林中,同行另一妇人劝她以棉絮将小孩口堵住,以免哭出声来,被乱兵发现,但她担心小生命窒息,未肯这样做,小三立居然未哭,母子俩侥幸躲过一劫。

  三立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1882)参加三年一届的乡试,因深恶八股文,应试时,不按考场规定文体(八股文),而以自己平素擅长的散文体答卷。此事理所当然的一个后果就是考官阅卷时压根就没理他的答卷,直接摈弃了。不过,陈三立的运气不错,他这个“千里马”遇到了“伯乐”。当时任主考官的陈宝琛翻检落第考生的答卷时,碰巧看到了陈三立才华横溢的卷子,对之大加赞赏。就这样,本来没希望的陈三立也成了举子。光绪十二年(1886)陈三立赴京会试考中,不过因为书法不合规矩,所谓“楷法不中律,格于廷试”,于是不得不“退而习书”,三年以后的 1889 年再补殿而成进士,授吏部主事官职。

  后来,颇为赏识陈三立的陈宝琛担任宣统皇帝的老师,还念念不忘陈三立的才学,强烈推荐陈三立进宫给溥仪讲授古文。不过此时的陈三立已不愿意再和政治有丝毫联系,婉言谢绝了陈宝琛,并转荐进士朱益藩以代。

  维新———他当年的事业和梦想

  清朝垮台以后,在生命的最后 25 年,陈三立这个旧诗人,虽然声誉很高,但终究有着浓厚的“遗老”气息,仿佛是个古董,已然是属于过去的人物。可是,在戊戌变法时代,他却是个新人物,浑身上下散发着新气息的新人,他与谭嗣同同为当时著名的“维新四公子”之一。“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这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他的嘲讽,也从某个侧面见证了他当年的事业和梦想。

  从陈宝箴、陈三立到陈衡恪、陈寅恪,陈家三代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义宁陈家”如今已是一个历史名词。中国近代以来,显赫一时的家族也多矣,但多昙花一现,能绵延几代,为世人尊敬的,实在少之又少。与陈寅恪交情很深的吴宓有一番中肯的评价:“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陈三立一生的主要功业是 1895 年到 1898 年辅佐父亲陈宝箴推行湖南新政。他担任吏部主事不久即辞职南下,先在两湖书院执教,受到张之洞的赏识。1895 年 8月,陈宝箴以花甲之年出任湖南巡抚,有了独当一面、一展抱负的机会。陈三立虽然没有职位,但在整个湖南新政中,他的功劳很大,他以公子身份协助父亲,出谋划策,网罗人才,并参与具体事务。当时很重要的矿务总局,他虽不在其中任职,但“矿务一切为其主持”。“改革原(源)于湘,散源(原)实主之”,这是欧阳竞无的说法。有人甚至说,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湖南新政因时势而成,是一批有热情、有才干、有追求的人物因缘际会造成的,陈宝箴当然是中心人物,陈三立同样不可或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陈三立为湖南新政运动的幕后主持人,不是凭空的想象。正是他和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梁启超这“一班活活泼泼的壮年名士”,聚集于湖南一隅,成为新政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湖南学者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盛赞陈宝箴“识见为当今所无也”,他们当时的计划是以湖南为天下富强之先,并与湖北的张之洞、谭继询联成一气,以撑东南大局。

  在他们倡导下,“南学会”出现了,保卫局出现了,武备学堂出现了,算学堂、时务学堂出现了,《湘报》、《湘学新报》出现了。短短两年间,电线、铁路、轮船、电信、银行、矿务总局、银圆局、铸造钱局、官钱局、机器制造公司、电灯公司、火柴厂、煤油公司等新生事物不断冒出,而且疏通河道、建造港口,便利航运,种桑公社等农工商业也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从改革书院到改革币制,从教育、新闻到实业建设,湖南新政兴盛时,生气勃勃,开全国风气之先。1897年成立的“南学会”,一方面致力培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意识,一方面普及教育新知,常常用演讲的方式介绍新知识,内容涉及学术、政教、天文、舆地等,听讲时可以发问,可以辩论,学会还有图书馆,人人可以借书。接触民众最深的就是这个“南学会”,特别是那种通俗讲演,当时的少年范旭东(以后成为实业家)几十年后仍记得:“那时候年纪很小,住在乡下读书,只见到过一回。那天,上述各位,到的不少,都是坐在台上,讲演的时候,也不站起来,声音很小,又是文言,我一点不懂。我记得我只看见他们坐着摇扇子,仿佛还有一位抽着水烟,……不要笑他们腐旧,要知道那时候,凡是官府出门,就要鸣锣清道,排场十足。他们这样不同流俗,降格相从,和民众接近,的确下了最大决心。如果不是真正读通了书,而且有为国为民的心,决做不到。”

  1965 年与 1966 年,离陈寅恪生命的终点已近,他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祖父和父亲亲历的维新事业和悲剧命运有过冷静的记述。湖南新政的实绩确是陈氏父子齐心协力造成,梁启超说陈宝箴在湖南的治绩“多其(指陈三立)所赞画”。他们父子被罢黜后,有人以为陈宝箴为儿子所误,如王闿运者便叹息“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并从宋、明历史中找出依据,说王安石变法时,遇事都由儿子主持,严嵩当国,也唯儿子世藩之言是从。这不过是江西人的惯例,不值得奇怪。

  大清遗老———与众不同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标志着清王朝的穷途末路,与其他旧派人物一样,陈三立选择了“遗老”的身份。但与其他“遗老”诗人不同的是,他并不以“遗老”自居。陈三立对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变化很敏感,并不排斥新事物。尽管在作品中抒写对旧王朝的眷恋,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也难以理解,但对民国政府,陈三立并不像其他“遗老”那样持仇视的态度。只是,他不再过问政治。他与遗老文人以诗文相会,但却拒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他是社会名流,各种政治势力都想拉拢他,但陈三立一概拒绝。他对民初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窃踞政权的投机政客,以及后来混战不休的各派军阀,均极为不满,拒不参加当时政界的任何活动。“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是他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后人往往因此而批评他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但笔者认为,陈三立正是以此表示自己对政局的不满与不合作精神,不仅不应该受到批判,反而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实际上,陈三立对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完全忘怀。

  1906 年,他与江西士绅李有棻等创办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浔铁路,并先后任协理、总理、名誉总理等职,力图有所贡献。翻开他的诗集,会发现集中有不少关于九江铁路局的作品。如在《九江铁路局楼遣兴》一诗中,他写道“:博望贪凿空,长房专缩地。幻想托鬼工,纷营极搜碎。”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与汤寿潜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商办铁路公司。可惜最终由于人事上的原因,都没有成功。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战乱频仍,苦难深重。尽管已不问政治,但陈三立仍然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

  1933 年,陈三立的好友、同光体另一位代表人物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

  创办颇具现代化色彩的思益学堂。百日维新失败,因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均为陈宝箴所荐,陈三立参预新政,故那拉氏下诏谕严谴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光绪朝东华录》)。此后,褫夺官职的陈宝箴携子陈三立隐居南昌城西西山,傍夫人墓筑室,光绪二十六年“微疾”以七十龄逝。但野史史料载陈宝箴乃被那拉氏“赐死”,实为“自缢”。同年,陈三立携家迁南京,在家中创办了颇具现代化色彩的思益学堂,除四书五经,亦有数学、英文、音乐等课程。据陈衡恪女儿陈小从云:“自祖父挈家寄寓金陵,延聘西席外,在家里又办了一所学堂。四书五经外还开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等课程,以及文体设备。

  这所学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亲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学(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六叔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环境下,打下他们对国学的基础。另外,还具备良好的读书条件: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又说:“我父和六叔在出国前那段启蒙教育都是延师在家教读,先后所延聘教师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谋、萧稚泉等。萧兼为画家,曾教过三位姑母学画。当教师初到时,祖父常和他们约:第一,不打学生,第二,不背书。这和当时一般教师规范大不相同。所以父亲和几位叔叔都是在这种轻松活泼比较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了他们的蒙馆生涯。”陈三立之子陈寅恪及茅以升、周叔弢、宗白华等都为此学堂之学生。正是这种家学渊源与私门授业,使少年陈寅恪自幼熟习国学典籍,而新式学堂所传授之地理、算学、英文、音乐、图画等现代知识,又博其思想,增其见识,拓其视野,为日后放洋游学、接受东西洋现代文明洗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寅恪晚年在“文革”中于中山大学第七次交代底稿也曾说:“小时在家塾读书,又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后来,清廷虽开复他的官职,但陈三立却不肯再仕,专心致力于古诗文辞创作和思益学堂教务,不过陈三立思想并不守旧,于光绪二十年(1902)春始,自费送子陈衡恪、隆恪、寅恪兄弟赴日留学。其实,在创办学堂的同时,陈三立已经萌发了送子赴日与欧美留学深造的构想。究其内情,陈寅恪在长大成人直至晚年,偶尔对相熟者提及,知之者甚少,而能对义宁陈氏一门文化渊源详加分析者更是凤毛麟角,只有梁启超、吴宓、俞大维、傅斯年等少数几人体会出个中况味。1945 年,吴宓在撰写《读散原精舍诗笔记》时,曾言道:先生一家三世,宓夙敬佩,尊之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盖右铭公受知于曾文正公,右铭公之家世经历,亦略同曾文正。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躁,为晚清大吏中之麟凤。先生父子,秉清纯之门风,学问识解,惟取其上,而无锦衣纨绔之习,所谓“文化之贵族”,非富贵人之骄奢荒淫。降及衡恪、寅恪一辈,犹然如此。诚所谓君子之泽也。先生少为“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维新改革于湘中,坐是黜废禁锢,而名益显,望益高。所与交游唱和者,广而众。又皆一世之名士学人高才硕彦。故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读,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而寅恪之能有如斯造诣,其故略如宓以上所言,非偶然者也。

  吴氏之说大体不差,陈寅恪正是怀揣中国文化学术德教之托命,放洋游学,开始了他寻求救世之道的漫长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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