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亲历甲午海战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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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因是湖北黄陂人,史称“黎黄陂”或“黄陂”。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受教于严复、萨镇冰、汉纳根等人。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水师广甲号军舰上服役,由三管轮晋升至五品顶戴。1894年,以大管轮之职参加中日甲午海战,因赴海逃生,遭监禁数月。出狱后,投靠两江总督张之洞,开始飞黄腾达。武昌首义成功后,出任辛亥首义中央大都督。此时正值其老师、海军提督萨镇冰率清廷海军前来镇压。经其三番五次劝说,萨镇冰终于率领海军反正。继而,全国十一个行省纷纷独立,南北议和成功,其成为民国唯一一位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的政治家。

  名落孙山,软磨硬泡进水师学堂,“仁义大哥”美名扬

  1881 年 8 月,我国北方第一所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正式落成,并开始招生。由于第一年生源不足,所以在第二年的招生中,李鸿章亲自审阅《招生告示》,承诺赡银由每月一两提升至四两,对学业优异者将予以奏奖。既能上学,又可养家糊口,这对于大多数家境贫寒而学业优秀的学生颇具诱惑力。
  1882 年秋冬之交,随父亲黎朝相在北塘读书的黎元洪看到《招生告示》后,前往天津报考,然而名落孙山。黎元洪顿时急得团团转:是不是主考官改错了试卷?自己有着身居军营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并且对洋务一片热忱,自信不可能落榜。他鼓起勇气跑去问了考官才知道,原来他的考试成绩倒还不错,只是已年满十八岁,超过了录取年龄。
  黎元洪立刻找到那个考官,软磨硬泡要求面试。考官看他出身军营,又被他磨得没办法,便找来几个教官打算应付一下。
  面试时,黎元洪由于身在军营,耳闻目睹学到不少西式军事知识,所以对答如流,语惊四座。名单报到求贤若渴的李鸿章那里,黎元洪当即被圈定。黎元洪因此于 1883 年正月正式成为水师学堂第二期学生。
  1882 年 4 月,李鸿章采纳天津机器局的建议,将不景气的水雷学堂并入北洋水师学堂,将其校舍改为北洋水师管轮学堂,培养轮机军官。学贯中西的萨镇冰调任管轮学堂“班主任”与“正教授”(正教习)。黎元洪因此成为管轮学堂第一期学生。
  黎元洪入学后,先试习三个月方被决定去留。试习之初,黎元洪学习中文经籍,不在话下;对所修的英文、地理、代数、几何、文学、绘图,以及枪炮操演、机械仪器使用等西学课程却不适应,以致西学课业平平。
  所幸的是,黎元洪在这里遇到几乎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良师益友萨镇冰。萨镇冰比黎元洪仅年长五岁,但其个人品质却时刻照亮着黎元洪的心灵:他爱兵如子,把自己从马尾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来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他个人生活极其清简,平常总是布鞋布袜;他卧室里用的是一张特制的仄小木床,与舰艇上的床铺相似,其理由是“军人是不能贪图安逸的,在岸上也要和在海上一样”;他月俸极薄,从未做过寿、收过礼……在萨镇冰的言传身教下,黎元洪勤学苦练,其成绩终于在试习的最后一个月后来居上,成为萨镇冰的嫡传弟子。
  黎元洪为人实诚,是水师学堂同学中出了名的“仁义大哥”。有一次,几个顽皮同学邀他一起干违反校规的勾当。当萨镇冰传讯时,他们不是互相推诿,就是矢口否认;而黎元洪则毅然承担全部责任。事后他对同学说:“大丈夫要敢作敢当,出了事岂能推卸责任。”
  自此,黎元洪“仁义大哥”的美名在水师学堂不胫而走。这次事件后,萨镇冰对黎元洪更加爱惜。这也是在武昌首义时,时任海军提督的萨镇冰能够毅然反正,响应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时至 1884 年,中法马江海战中方的惨败刺激了萨镇冰,他多次请求上阵杀敌。1886 年,萨镇冰正式调到“威远”舰任管带,复任“康济”练船管带。黎元洪结束了与萨镇冰难忘的三年师生生活。

    对汉纳根投桃报李,为李鸿章家族脸上贴金

    在水师学堂令黎元洪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位德国籍教官汉纳根。在黎元洪眼里,能说流利汉语的汉纳根对工作十分投入,他给学生和军官们讲授步兵和炮兵等科目,组织军事演习,还提出“今日事今日毕”的响亮口号,试图改变清军的懒散作风。
  在水师学堂学习期间,黎元洪骑术最差,经常被其他同学嘲笑;但担任骑术教官的汉纳根并未歧视他,而是精心教导。经过一段时间训练,黎元洪骑术大有长进,汉纳根推荐他担任马队(骑兵)班长。
  1888 年 3 月,黎元洪以优等成绩与十八名第一届管轮学堂学生毕业。
  1894 年 7 月 25 日,日本军舰突然袭击中国高升号军舰,逼迫其投降,遭到千余名中国士兵坚决反抗。此时,全副武装的“济远号”完全可以与敌人进行一场恶战,但贪生怕死的管带方伯谦竟挂白旗欲降。爱国将士愤然抗命,连发数炮,“吉野号”受伤逃跑。然而,方伯谦非但不追击敌寇,也不回救“高升号”,却令舰艇撤出战斗,造成“高升号”大部分官兵遇难。汉纳根和少数英国船员、中国士兵跳水求生,后被德国军舰营救。8 月 4 日下午,汉纳根返回天津。不久,李鸿章委任汉纳根为北洋海军副提督兼总教习,协助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后来,因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汉纳根不得不离开水师,随其岳父经商。慈禧太后就把井陉煤矿交由他经营。“一战”时,中国对德宣战,因汉纳根是德国人,井陉煤矿被收归国有,并将汉纳根遣送回德;“一战”结束后,汉纳根重返中国,并通过黎元洪的特殊关系,将井陉煤矿又要了回来。黎元洪总统下野在天津当寓公时,这对师生经常一起骑着高头大马出城游玩,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黎元洪从水师学堂毕业时,正赶上北洋海军正式组建,就被差遣到铁甲炮塔舰上服役。
  黎元洪上舰不久,就恰巧碰上海军提督丁汝昌来视察。
  管带见黎元洪是刚从水师学堂来的高才生,就让他进行操作表演。丁汝昌见黎元洪技艺娴熟,有问必答;又听说刚结婚不久的他得知买了新舰艇,就告别新婚妻子立即归队组织操练之事,十分满意,不久便把黎元洪调到广东水师的广甲号军舰任三管轮。
  当时,广东水师官兵腐化堕落成风,有人也想拖黎元洪下水;但黎元洪要趁自己正值青春年华干就一番事业,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兵法。
  清廷规定每年须对海军进行一次校阅。1891 年,黎元洪随“广甲号”被调往北洋舰队接受检阅。校阅自 5 月 23 日开始,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指挥。李鸿章来到黎元洪的战舰上,问起有关战舰的诸多问题,黎元洪都对答如流;后来,又让黎元洪试射打靶,也是弹无虚发。李鸿章对于这次校阅甚为满意,鉴于黎元洪表现尤为突出,擢升其为二管轮。李鸿章的大哥、两广总督李翰章获悉这一消息后,认为黎元洪不仅为广东水师争了光,也给他脸上以及李氏家族贴了金。于是,李翰章在高兴之余,又呈奏朝廷,称黎元洪“频年操巡,久历风涛,着有劳绩”,赏其五品顶戴并颁发功牌。

  驾驶“广甲号”围攻日舰,海上漂泊后自投罗网成逃兵

  1894 年 5 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者慌忙请求清廷出兵镇压。清廷则以校阅的形式予以答复。当时正值中国依例对海军进行第二次校阅,这次校阅规模空前,黎元洪所在的“广甲号”以及“广乙号”“广丙号”,南洋水师均参加了。
  中日甲午海战时,黎元洪所在的广甲号军舰并非北洋水师舰艇,为何会出现在北洋水师里呢?原来甲午海战爆发前,李鸿章曾向各地要求增援,当时只有他哥哥李翰章派了“广甲号”等三条军舰去支援。
  9 月 17 日下午,甲午海战爆发,中日双方共投入战船二十二艘,兵力五千六百人。
  战斗打响后,黄海大东沟外海,硝烟弥漫,遮天蔽日,整个战场炮声隆隆,杀声震天。
  黎元洪驾驶广甲号军舰勇往直前,参加围攻日舰“赤城”“西京丸”的战斗。但开战不久,邓世昌的致远号军舰就首先被击沉。见此情形,与“广甲号”同编在第四队的方伯谦立即命“济远号”掉头就跑;管带吴敬荣也忙命黎元洪驾驶“广甲号”尾随撤退。
  作为广甲号军舰大管轮的黎元洪,见上司逃跑,舰艇上又无攻击武器,此时想得最多的则是害怕做了俘虏,于是与其他官兵一道抢乘一艘小艇逃命。日舰岂肯罢休,尾随小艇穷追不舍。黎元洪等怕被敌人一锅端,便纷纷跳海逃生。
  黎元洪向来不习水性,幸亏他在战前买了一件救生衣,这才幸免葬身鱼腹。在海上漂泊了十余个小时被海浪冲到岸边后,他奋力爬到一块岩石上,昏睡过去。等他苏醒过来后,已是伸手不见五指。黎元洪踉踉跄跄一直走到深夜三四点钟,终于瞥见一丝光亮,便前去敲门。一位好心的老人让他饱食一顿,并给他烘干衣服。
  第二天,黎元洪孤零零一个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足足走了一天半时间,才到达海军基地旅顺。不料此时的海军衙门正在缉拿甲午海战中跳海逃命的“广甲号”水兵,黎元洪不明真相恰巧自投罗网,结果以逃兵的罪名被监禁,数月后才被放了出来。

  追随张之洞飞黄腾达,赴日考察遭受奇耻大辱

  黎元洪出狱后,便南下寻找出路。在前往南京途中,他在报纸上偶然看到“张香帅(即张之洞)主持自强军,总督府特设延才馆……凡是曾在北洋水师效力者,均可量才录用”的消息,不禁心有所动。
  鉴于前几次找工作不是被骗就是被收监的教训,这次求职黎元洪没有贸然前往延才馆。巧的是,他无意中找到担任自强军帮统的老师萨镇冰,于是就请老师给两江总督张之洞写了一封推荐信。
  正值用人之际的张之洞见黎元洪是水师学堂出身,且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有萨镇冰引荐,就任命他监督修建炮台工程兼自强军翻译。黎元洪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差事,在其精心筹划和认真督促下,短短几个月就建成张之洞日思夜盼的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等多处炮台;建成八间弹药房、六间总药房、四道暗路等众多工程。张之洞对黎元洪大加赞赏,亲自手书“智勇深沉”相赠,以示器重。张之洞先后任命黎元洪为南京炮台总教习和总台官;还将他作为自己的重要高参,每逢重大决策不是让黎元洪一同参与,就是事先征求其意见。黎元洪由原来的一个残兵败将一跃成为两江总督张之洞身边最有权势的亲信。
  1896 年年初,张之洞由两江总督调任湖广总督,也将其爱将黎元洪带至湖北。张之洞到任后,大兴土木操办新政,搞得热火朝天。黎元洪也因此有了用武之地,并在张之洞委派下三次赴日学习考察陆军、骑兵建设及兵工厂生产情况。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科学技术已遥遥领先于中国。黎元洪所到之处都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对中国派去的留学及考察人员很是轻看,黎元洪一去心里就凉了半截。
  本应安排他们住在军营附近,但日方以军事禁区为由,把他们安排在距离军营几个小时路程的九段松叶馆。黎元洪为了不辱使命,拿出当年在水师学堂学习的那股劲,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从未落下一堂课,功课门门优秀,就连日本教官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努力的考察人员”。
  然而,有一件事却使黎元洪震怒。一个周末,他们在大阪公园看到日本当局将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和朝鲜掠夺去的所谓战利品陈列在那里,以炫耀日本的强大。对一个参加过甲午战争的中国军人来说,这是奇耻大辱。于是,黎元洪立即邀集旅日华侨前往中国驻日商务监督处请愿,要求向日本当局严正交涉,但遭到软弱无能的监督断然拒绝。
  黎元洪在这三个月里卧薪尝胆,结合湖北实际,借鉴日本经验写成一整套编练新军方案之后,便提前回国。他如实向张之洞做了详细汇报,极力要求尽快选派青年学生和优秀官兵赴日本去留学。张之洞听从了他的提议,立刻吩咐从湖北、湖南各派一百名热血青年赴日留学。
  可是戊戌政变失败后,朝廷取消了对原来实行维新下拨的专项经费。结果湖北只派出包括张之洞的长孙张厚琨、一代名将吴禄贞在内的二十名留学生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虽仅此二十人,但在当时对全国却起到示范作用,从而掀起继曾国藩、李鸿章派留学生之后的第二次热潮。至1906 年,张之洞管辖的湖北共派出留学生达一千三百六十人,占全国派日留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当时许多人认为:
  “湖北新军如此人才辈出,多亏了黎元洪在张总督面前的一言九鼎。”
  这次日本之行,更增强黎元洪加快建设湖北新军的紧迫感,张之洞委派他负责汉阳枪炮厂的建设,他受命以后,夜以继日地工作。1898 年 10 月,汉阳枪炮厂建成,黎元洪再一次得到晋升。张之洞也因此受到朝廷的嘉奖,二人关系更上一层楼。
  第一次赴日考察虽然收获不小,但毕竟时间较短,只能了解一些基本思想,对于马队、步队的系统教育则知之不多。
  于是,1899 年秋,张之洞再次点将黎元洪,要他二赴日本考察学习军事。为了吸取上次的教训,这一次黎元洪在张之洞面前立下军令状,下决心要在日本刻苦学习一年再回来。
  可是,国内形势并不以黎元洪的意志为转移。在黎元洪到日本学习半年后的一天,他突然接到电报要他火速回国。
  回来后黎元洪才知道,原来在山东、天津等地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湖北监利、当阳、天门等地也发生了应和义和团运动的反教会反侵略斗争。张之洞生怕出事,以“鄂安则湘安”为由,迅速电调湖南威字三旗将领黄忠浩驻防汉口,并任命黎元洪为护军马队管带配合行动。
  果然,黎元洪不负重托,经过秘密侦察终于搞到情报,与黄忠浩一举破获自立军设在汉口的总机关。黎元洪因此再次加官晋级,一跃成为三品顶戴。
  黎元洪在平步青云之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张之洞交办的事力求出色完成。张之洞则将自己的长孙、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张厚琨放在黎元洪身边,希望黎元洪严加训练,重点培养。黎元洪尽心尽力,带着张厚琨等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圆满完成对绿营、防营的整编;部队面貌大为改观,成为湖北乃至全国新军的样板。
  1901 年 9 月,黎元洪前往日本仙台观摩军事演习(仙台大操)。这是黎元洪受张之洞委派第三次赴日考察。
  正是张之洞的慧眼识英雄,加上黎元洪的敬业乐群,黎元洪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南洋名将”———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独立旅旅长);也成为唯一一位在全国三次军事演习(秋操)中,打得北洋军“三战皆北”的名将。

  师生情动“四两拨千斤”,力促十一行省独立

  武昌起义光复武汉三镇后,清廷为了镇压义军,于 1911年 10 月 12 日命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军舰前往汉口,配合陆军夹攻武昌兵变“叛军”。在武昌起义后第三天,萨镇冰乘楚有号军舰自上海出发,溯江西上,于 10 月 17 日早晨到达汉口刘家庙附近江面,清廷长江舰队统制沈寿已先从九江抵达汉口指挥舰队。
  时任武昌首义都督的黎元洪很清楚,一旦清军海陆联手夹击,武昌局势岌岌可危,于是决定派人前去做老师萨镇冰的工作,争取海军反正。
  黎元洪写好一封情理交融的致萨镇冰的亲笔信,并安排备好慰问物资,首先派都督府外交人员余日章以教会的身份前去试探。余日章虽把信送到,却未讨得回信。继而,黎元洪又让议长汤化龙写一封家书给其弟、萨镇冰的秘书汤芗铭,由反正后的海军将领朱孝先与黎玉山持信再去军舰。
  几天后,有一假洋人乘一只小火轮驶近“楚有”舰旁。舰长朱声岗闻报后正要命令士兵开枪示警,汤芗铭立即上前阻止,让其靠近。那人站在船头说要见萨统制。朱声岗告诉汤芗铭这个假洋人就是不久前反正的朱孝先。汤芗铭把信接到手,拒收慰问品。在亲笔信中,黎元洪先说明自己担任民军都督本为不得已,但党人及民军“万众之心,同仇敌忾”的旺盛斗志、人民群众对民军的热情支持“令人鼓舞”,使他下决心附从革命。接着,他将首义以来革命的迅猛发展告诉萨镇冰,劝告说:“吾师若出,将见不需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萨镇冰阅后默不作声,只告诉汤芗铭说,黎元洪原也是海军中人,在甲午战争中,因军舰被击沉而跳海生还。过了几天,黎元洪又派遣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典人轲斯前往。轲斯先对萨镇冰说武昌革命军军纪严明,百姓拥护,清朝定会被推翻,后拿出一封黎元洪的亲笔信,信中与朱孝先送来的信大意相同。萨镇冰看信之后,柯斯要求复信,未果。
  萨镇冰虽未回信,心里却受到震撼。为了掌握武昌起义后民军的真实情况,萨镇冰亲自选派湖北籍水兵刘伦发到武昌打探。刘伦发回来报告说:武昌革命军秩序良好,百姓亦同心协力要推翻清朝,建立共和;都督黎元洪的司令部设在阅马厂谘议局里面,革命政府职员都能吃苦耐劳,每月只支二十元的生活费。萨镇冰听了未发一言,只是当听到黎元洪与革命政府人员每人每月只支二十元的生活费时,连连点头。
  为了尽快争取海军,刚刚从香港赶来的华侨敢死队队长马超俊,再次自告奋勇前去说服萨镇冰。萨镇冰看了黎元洪的信函后,沉默不语。当马超俊提出请其回信时,萨镇冰起初并未答应,后在马超俊的坚持下,乃亲笔答复“:宋卿学弟:示悉,各尽其职。此复。”
  萨镇冰在信中虽未明确表态,但他在回信的第二天早晨,就率舰驶往下游阳逻港停泊,退出战斗。萨镇冰本人于 11 月 13 日乘英国太古公司的商船赴沪,随即命令清廷来汉的全部舰队驶往九江,宣布反正,加入革命阵营。接着,起义军舰分编两队,一队进攻南京,一队回航援鄂。长江江面已完全由民军控制。民军人员得到补充,士气高昂。
  正是海军的“四两拨千斤”,战局的天平向民军倾斜。全国十一个行省纷纷宣布脱离清廷,各省代表 11 月 20 日在上海议定: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并推举黎元洪为中央大都督。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凭借“首义之区”的金字招牌,风云际会,成为民国唯一一位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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