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南海伍氏家族的形成、家世事迹及家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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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海伍氏家族在清代中后期乃当地之一方巨贾。 “嘉庆间安海伍氏物力最富……每遇岁除, 家库核存常达千万有奇”①; 时在南海生活的美国商人威廉·C·亨特(William.C.Hunter)则直言:“遗产(笔者按:指同时代之广州十三行行商同文行潘家,曾为行商之首,亦为巨富)超过二千万元,约合伍怡和之财产额三分之一”②。 如果其言属实,则伍家之财就达六千万元以上,无怪乎伍家曾被西方人视为世界首富了。 嘉庆八年(1803),伍氏更在广州珠江南岸置地百亩开基立宅,兴建伍家花园。 园内“有太湖石屹立门内,云头雨脚,洞穴玲珑高丈余,有米元章题名

  池广数亩,曲通溪涧,驾以长短石桥,旁倚楼阁,倒影如画。 水口有闸,与溪峡相通,昔时池中常泊画舫。 有水月宫,上踞山巅。 垣外即海幢大雄宝殿。 内外古木参天,仿如仙山楼阁倒影池中,别绕佳趣。 ”③园中妍花古树、风亭水榭布局精宜,奢华中又透露出浓重的岭南园林情调,令人叹为观止。 伍氏财势之隆于此也可见一斑。

  而如此一个声势显赫、富甲一方的大家族,在当时的文史资料中却所记不多。 以《南海县志》为例,仅有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的卷十四“列传”中专列有“伍崇曜”的条目对其生平、事功加以概略式的介绍。 而即便如此,对伍崇曜父兄以及家族先世等情况的记载也甚为简略, 只言其“先世自闽迁粤,父秉鉴多财善贾,总中外贸迁事,手握货利枢机者数十年。 性喜施予,道光初,曾与侄婿卢文锦共捐银十万两,将桑园围改筑石堤。 粤督阮元亲撰碑文纪其事。 十三年,西潦大涨,沿西北江水庸多决。 兄元蒿再捐银五千两,分派修筑决口,赶树晚木,其为德于本邑甚厚……父秉鉴亦加布政使衔授荣禄大夫”④。 除此之外,在其它年份编纂的《南海县志》中再难觅其它伍氏族人的相关记录。 相对而言,在清同治、光绪年间传世的文献材料中,对伍氏家族提供了较多信息的当属伍崇曜与其友谭莹于道光年间编纂,旨在怀缅乡邦师友耆老的诗歌总集《楚庭耆旧遗诗》。 诗集中收录了伍秉镛、伍宗泽、伍元华、伍元菘、伍肇基五位伍氏族人的作品,并均附有简略的介绍。民国年间,伍氏家族后人伍铨萃在其所撰的《万松山房六十寿唱和诗》序中曾言:“先世仕公官于宋,南渡至福建,居莆田”①。 并进一步提到:“源海公迁晋江,遂家安海。

  迄十世,朝凤公由闽入粤,康熙初籍隶南海”①。 据伍铨萃所述,此处之“仕公”即“伍仕”. 他于宋徽宗大观三年登己丑科二甲八名进士,官左拾遗,后因上章纠劾执政,忤旨出判兴化府,并于宣和七年乙巳十一月入籍莆田县,这些史实在《莆田县志》均可证。 “源海公”即伍仕之三世孙,名祈求,字源海。 伍祈求入籍安海的具体年份因年代久远,且无相关的史料记载,已很难获知。 但考虑到伍祈求的伍仕三世孙身份, 则伍祈求携家迁安海的时间当在南宋宁宗(笔者按:宋宁宗赵扩1194年-1224年在位)至南宋理宗在位期间(笔者按:宋理宗赵昀1224年-1264年在位);“朝凤公”则是伍祈求之十世孙,名朝凤,字灿廷。 如此一来,就能大致地勾勒出南海伍氏家族跨宋、元、明、清四朝的迁徙过程: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伍仕入籍福建莆田→南宋宁宗至理宗在位期间(1194-1264),伍祈求携家迁福建安海→康熙初年,伍朝凤由闽入粤,籍隶南海。终于可为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南海县志》中语焉不详的南海伍氏家族“先世自闽迁粤”一事作出了一个详细的注脚。如上所述,宋徽宗末年,伍仕携家人入籍福建莆田。

  难得的是,对政治中心都市的远离,以及由贬谪迁徙所带来的陌生感与不安定并未使落籍福建的伍氏家族归于沉寂,相反,他们开始了从仕宦家族到商业家族的转型。 莆田古称兴化、兴安,自古便是地少人多,且“地本瘠硗”①,故在唐代及以前的年份,军民总户数通常不足3万户。 而待宋朝南渡之后,尤其是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未计民户,仅军户竟已多达惊人的72363户①,导致人口过剩 ,耕田紧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这就迫使很多莆田人背井离乡、移民外地。 而伍氏家族,作为新一代移民,在莆田的生存环境同样难称理想。 于是,在南宋的又一次民众迁移潮中,伍氏“源海公迁晋江,遂家安海”. 安海位于福建晋江南部,距伍氏原居之莆田约200里,乃闽南著名的商贸重镇,素有重商之传统:“安海濒海,山水之区,土田稀少,民业儒商”②(P515),“南望海门十里许,通天下商船,贾胡与居民互市”②(P505),“于今商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②(P515)当时安海的大族,皆以“入海而贸夷”而闻名一时。 到了明代天启年间,“大约贩洋之家,十居七八”,令经商成为了当时包括莆田、晋江、安海在内的福建沿海地区的一个社会常态,也造就了福建人闯荡天下的个性,进而形成了当地悠远丰厚的商业文化

  正是这种商业的文化与勇于开拓的传统对伍氏家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海外贸易的合法化,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开始投身其中,商人们的社会地位也早已非往日可比,越来越受到尊崇与重视。这种观念上的重要转变促使伍氏家族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明代开始了从仕宦家族到商业家族的转型。

  然而,或许是受到了中国长久以来重农、重仕却抑商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对于伍氏家族在福建的具体经商活动,各种文献并未见具体的记载。 反而是当时美国商人威廉·C·亨特(William.C.Hunter),在他的著作《广州番鬼录》(“The Fankwae at Canton”)中有一段重要的描述:伍氏家族“长期在武夷山作茶叶种植园主,他们初来广州大约在1750年,即对外贸易被限制在该口岸之后不久”③。

  这则材料虽简短,却可清楚地反映出威廉·C·亨特对伍氏家族的两个重要认识:首先,伍氏家族入粤的具体时间。 威廉·C·亨特将其“大约”定在1750年,即所谓“对外贸易被限制在该口岸之后不久”. 但事实上乾隆颁令实行广州一口岸通商乃始于1757年,并非1750年,可见其言并不准确。 况伍氏家族入粤的时间乃在康熙初年,故威廉·C·亨特“伍氏家族1750年入粤”一说是完全错误的。 但问题在于:既然威廉·C·亨特对“广州一口通商”这个时间点如此印象深刻,且将其与伍氏入粤时间相联系,或许我们可以据此作出一个大胆的推断:伍氏家族从1757年,即“广州一口通商”之后不久,便开始抓住当时清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积极参与到海外商品贸易中来,故也是自这时起,他们才更多地出现在英美等商人的视野之中,从而令威廉·C·亨特有了一个伍氏 “初来广州大约在1750年”的错误印象。 其次,伍氏家族入粤前的主要商业活动。 这在伍氏族人的回忆性文字中均语焉不详,《莆田县志》与《安海志》 中也未见有相关的人物或事件记载。 因此,威廉·C·亨特指出伍氏“长期在武夷山作茶叶种植园主”,姑不论其真实性, 已经能为有志于研究伍氏家族史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与此同时,笔者发现,曾任职于北京总税务司署和上海、天津、北海、淡水、龙川、汉口、广州各海关的美国人马士 (Hosea Ballou Morse) 所著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一书中,赫然附有东印度公司向伍氏家族购买100箱贡熙茶的合约记录④, 时间为1778年 . 此时距离伍国莹1784年创立怡和行尚有6年之久。 可见伍氏在承充行商,建立怡和行之前,确实已经长时间在从事大批量订单的茶叶贸易, 而且是以福建专供出口的重要茶品种为主要商品。 更为重要的是,2010年12月3日,现居广州的伍秉鉴八世孙伍凌立带着房谱,回到位于晋江安海石狮巷51号的伍氏宗祠认祖归宗。 之后他在接受《晋江经济报》的记者采访时,就曾明确提到:“早在明末清初,伍秉鉴的祖先伍典备(笔者按:伍典备即上文所提到的伍朝凤之父),也叫伍符龙,就从安海来到武夷山,以种茶为业,于清康熙年间移居广州。 ”⑤这段对伍氏家族史的追述与威廉·C·亨特的“(伍氏家族)长期在武夷山作茶叶种植园主”之说十分吻合,故应当是真实可信的。 而且最关键的点在于,这段话确认了伍典备经商的具体内容, 因而能使人对南海伍氏入粤前在福建的经商活动有更清楚的了解。

  伍氏家族在明代多年的商业活动保障了家族发展的经济来源,维系了家族的良性发展。 同时,也使他们有了足够的资本积累。 康熙初年,伍典备、伍朝凤父子“经商粤省”并迁居南海。清朝时南海县之县署就设在广州城内。 众所周知,自唐宋两代始,广州便开始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外贸港口。到了明清时代,虽然明清政府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但是却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 嘉靖元年(1522), 惟存广东市舶司进行对外贸易。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正式设立粤海关。 故自嘉靖元年至1750年前后伍氏家族入粤, 广州已一跃而为全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港。 尤其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下令仅实行广州一口岸通商, 令广州成为了当时全国唯一合法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 与此同时,广州十三行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唯一一个由清政府特许的海外贸易垄断性经营机构。 之后的嘉庆、 道光两朝也都继续沿用了这一政策,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方告中止①,前后合共85年。 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 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②在这样的海外贸易政策以及巨大的商业利润的驱使下,令中国各个省份,尤其是广东邻近省份的商人纷至沓来,汇集到广州进行贸易。 而慧眼独具的伍氏家族在迁居南海后也如愿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商机。

  乾隆四十九年(1784),曾任潘氏同文行账房、精明能干且又谙熟对外贸易规则和资本运作的伍国莹, 毅然决定自立门户, 创立了广州十三行之怡和行, 与英国人通商。 因其子伍秉鉴(按:伍崇曜父)乳名亚浩,伍国莹遂将商名定为“浩官”,也即英国商人口中之“Howqua”(按:即“浩官”之英文译音)。 因伍氏出色的管理经营,以及与英人的良好关系,怡和行在开行之初便被众多英商所熟知,且赞曰得力,并于嘉庆十八年(1813)取代潘氏同文行,成为十三行行商之首,“总中外贸迁事, 手握货利枢机者数十年”③。 从外人看来,此时已富可敌国的南海伍氏家族已完全属于一个商业家族了。 然而事实上,即便他们早从明代始便一直以经商作为主业, 其积极追求事功的传统并未因此而断绝, 因为这些传统的特质已早内化为其家族文化的因子,数百年得以相沿不废。 我们可以看到,南海伍氏族人在世代经商之余于科举入仕一途仍是用力甚勤的,一直在积极备考参加科举考试。 而即便科场上的表现并不如意,他们也往往抓住各种机遇,或直接出钱捐官,或为朝廷出力以求封赐科名、官衔等,以求重拾先世仕宦之途的风光:伍章蕃、伍国莹因捐赈之功,俱晋授荣禄大夫;伍秉鉴,晋授候选道布政使衔、荣禄大夫;伍秉镛,贡生,官湖南岳常澧道;伍元华,1830、1832、1833年三次出钱捐官,钦加盐运司衔④(P28-30);伍元菘 ,1835、1842年两次出钱捐官,钦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内部员外郎⑤;伍崇曜以畿辅捐赈,得以钦赐举人一体会试,但几次赴京,始终举业无成,后通过“输助军饷及调和中外事宜,累加布政使衔二品顶戴,赏赐花翎,覃恩晋授荣禄大夫”⑥;伍元葵 ,“十年来道途梗塞”,多次参加会试,可惜均未能考中,故其《月波楼诗钞》中有“春官再试归长夜”之句,终生以此为憾;伍绍棠,钦赐举人,赏加四品衔候选郎中,赏戴花翎。 其实,这也正体现了伍氏家族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仕宦家族心理内核特征的延续。

  顺利登科入仕以及受朝廷敕封,固然可以光耀门楣,提升家族地位,但就伍氏家族而言,绝非其最高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追求。 他们在积极追求商业利益与政治事功的同时,始终心系故土,热心乡邦公益事业,凭借着其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强大的政治影响力,造福一方:乾隆年间,南海县桑园围内李村修建南海神庙,捐白银八两⑦;乾隆三十五年,光孝寺重修佛殿,捐银30大元⑧;嘉庆十一年(1806),广州米荒,捐购洋米价值2.5万元,折白银1.8万千两④(P26);嘉庆十五年(1810),伍秉鉴与其它行商捐数千金于洋行会馆,开设种洋痘局,“寒暑之交,有不愿种者,反给以赀,活婴无算”⑨,并帮助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在广州设立中国第一家西医馆---博济医院 (眼科),大大有利于西医西药的传入,以造福南海病患;道光初,伍秉鉴与侄婿卢文锦合共捐白银十万两, 将桑园围改筑石堤,粤督阮元亲撰碑文纪其事①;道光八年(1828),重修澳门妈祖庙,捐银210元②;道光十三年(1833),西潦大涨,沿西北江水庸多决,伍元蒿捐白银5000两,分派修筑决口,赶树晚木①;道光二十四年(1844),伍崇曜联合其它行商捐资重修琶洲塔和赤岗塔③。 种种之善举实在是不胜枚举,南海县民众对此也是常含感激之情。

  道光朝以降,清政府弊政丛生,国势日衰。 南海当地也是事衅连绵,“艇贼乍平,继以红匪,红匪暂息,继以西师,西师畧宁,突来发贼,发贼方灭,乱起客民”①,内乱频仍,令政府疲于应付,库帑支绌。 而西方列强则坚船利炮置于珠江口外虎视耽耽,国家瓜分豆剖,危在旦夕。 此时,以伍崇曜为首的南海伍氏族人充分继承并发扬了家族价值核心中报国安民的信念,关心民瘼,专意国家安危,“凡捐赈捐饷均摊,假贷先后所助盈千累万,指不胜屈”①,挽狂澜于既倒,保南海一方平安。 道光六年至十年(1826-1830),为新疆军需合共捐输白银20万两④;道光十二年至十三年(1832-1833),为镇压连山瑶民暴乱捐输白银60万两⑤;道光十九年(1839),邓廷桢在虎门设木牌铁链、添置炮台,伍崇曜捐款白银10万两;其后,林则徐募集兵勇、添置船炮,伍崇曜捐三年茶叶行用以充防英经费⑥;道光二十一年(1841),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军强迫清政府“赔偿”烟价白银140万两,伍氏独立承担赔款中的110万两⑦;道光二十二年(1842),为建炮台、铸炮、造战船捐输白银14万两⑧;咸丰四年 (1854)的红巾之乱 ,伍崇曜 “先自倡捐,然后向殷户董劝,旬日内得银十余万,募丁壮数千人,分屯水陆要隘”①,使民安居;咸丰八年(1858),英军攻打广州城,“上下骚然,烽火照村落”,就在英军即将开炮攻打广州城的危难关头, 伍崇曜凭借伍氏怡和行多年以来与英人的交情, 成为中英双方交涉谈判的主要斡旋人与中介者。 之后他更亲见英方代表,“责以大义,凶威稍戢,西关闾阎幸免灰劫”①。 清廷为表彰其功,特加伍崇曜“布政使衔二品顶戴,赏赐花翎,覃恩晋授荣禄大夫。 父秉鉴亦加布政使衔授荣禄大夫,与崇曜均给予三世一品封典”①。 伍崇曜同治二年(1863)去世时,“省垣官吏及泰西官商咸往祭奠,有欷吁泣下者,其为人敬慕如此”①。 南海伍氏在清代末世为国家、为南海当地所作之贡献,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忠君爱国的赤诚之心, 以及他们为保护乡梓而不惜毁家纾难的无私的牺牲精神皆绝非一般的仕宦或商业家族所能相提并论, 堪称古往今来名门望族之典范。 而这与伍氏家族良好的家风渊源是密不可分的。

  除此之外,在伍氏家族世代相传的家族文化精神中,同样非常珍视文学、才艺对人的熏陶之功,尤其是注意对历代学问和著作加以学习与传承。 他们此种重学养的家族文化肇自东周、兴于隋唐、盛于两宋,能沿至清末而不坠,确可谓源远流长,影响深远。 仅以生活在清朝中后期的南海伍氏族人为例,便是代有风雅才人出:伍秉镛,字序之,号东坪,贡生。 官湖南岳常澧道,归田后喜以诗画自娱,画尤工,喜仿倪瓒。 “获交冯鱼山、黎简民诸子,故所作具有根柢,此外若芷湾观察、澧浦庶常……等时相扬扢,啸竹吟花。 ”⑨有《渊云墨妙山房诗钞》传世,罗萝村盛赞其诗“从容乐易,盖由资禀既厚而又泽以诗书,故其陶写性情,率皆敦厚温柔而无愤闷激昂之慨”⑨;伍宗泽,字振绪,号霖川,监生。 幼年即喜吟诗,然命运多舛,屡举不第,年仅三十三岁便郁郁而终,着有《随笔录》,诗集中虽“篇什不多,独能即事会心,甄俗从雅,例之国朝檇李周青士、江都郭元釪,其人其诗殆不多让”⑩。 伍元菘,字良弼,号秋舲,道光癸巳钦赐举人,着有《池西草堂诗稿》。 因其为人性耽禅悦,故诗集中之句往往触物成篇,寄兴味于其内,发直趣于其外。 在充满意趣之余包孕着深刻的禅理,旨意悠远。 伍肇基,字篑山。 夙擅江山丹青,驰誉嘉庆岭南画坛,故诗名反而为之所掩,然亦实诗坛俊才,诗歌颇不俗,着有《红棉山馆吟草》。 伍元华,字良仪,号春岚。 伍氏怡和行第三代“浩官”,商名“受昌”. 他与其父辈一样,是个精1有《延晖楼吟稿》传世。 而且,他与南海当地文人交往甚密,曾在伍氏花园内多次主持开展各种文人游园、雅集活动,“筑听涛楼于万松山杨子宅畔,多书籍、图画、金石、鼎彝,与萝村、琴山、槐卿、秋浦、子春、梦秋诸君子啸咏其中”,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诗艺的传播与交流。

  近代南海伍氏家族中对岭南文化贡献最大者当属伍崇曜。 明清以降,“粤省号富饶而书板绝少,坊间所售,惟科场应用之书,此外无从购”①,“其它处贩运来者,价值倍昂,寒士艰于储蓄”②。 针对这种窘境,伍崇曜开始致力于搜罗和收藏历代的古籍,并特地筑“远爱楼”以作藏书之所,供“储书万签,贮酒千斛,相与命俦啸侣,送抱推襟,考川岳之图经,话生平之阅历”③。 其藏书之丰,也正可证伍氏家族文化积累之深与厚。 除此之外,伍崇曜还在广州城西白鹅潭畔建起了“粤雅堂”,作为伍氏辑书校书之地。 其中最早付梓的是《岭南遗书》,自道光十一年(1831)始,至同治二年(1863)止,陆续刊行了6集共59种、343卷。 其间又有《粤十三家集》180卷(道光二十年1840)、《楚庭耆旧遗诗·前后集》42卷(道光二十三年1843)、《续集》32卷(道光三十年1850)先后付之梨枣。 而于道光30年(1850)开雕的《粤雅堂丛书》可谓伍崇曜刻书事业中的最宏之作,汇辑了自三国魏至清代的著述共185种、1347卷, 刊刻工作直到光绪元年(1875)才终告完成,绵延25年之久。 对此,当时之名流和后世之学人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先是清末名臣张之洞在《劝刻书说》一文中专门提到“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接着近代学者刘锦藻在其《清朝续文献通考》中也赞扬了伍氏的刊书之举:“崇曜既赐乡举,乃与名流讨论著述,刊有《粤雅堂丛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前后集。 是(笔者按:指《岭南遗书》)于道光辛卯始付剞劂,续成六集。 视李调元之《函海》、赵绍祖之《泾川丛书》,于乡邦文献,同爇心香,良可宝也”④。 客观而言,这几部大型丛书的成功刊刻,不但使诸多的珍本、善本能藉此得以保存和流传,自此,更使“广州学者不出门而坐拥百城” ①。 进而能对历代,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岭南历史、地理、文化、学术等方面的情况有了更全方位的了解,可谓功在千秋。 粤雅堂因此名声大振,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孔广陶的“岳雪楼”和潘仕成的“海山仙馆”合称“粤省四家”. 而伍崇曜以总计刻书260种,2266卷的不俗数量,也使他有足够资格跻身中国历代著名刻书家之列。

  余逊曾在《南朝之北士地位》一文中指出世族为人所推重者有三事:“一曰德行;二曰学问;二曰功业。 有此三事,门阀之荣,得以永世常在”⑤。 移用此言以评价南海伍氏可谓恰切之至。 综上言之,伍氏家族是明清、尤其是近代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十三行商业大族。 他们世代经商,积累起甚至为西方人所艳羡的雄厚的经济实力, 但他们并不以此自矜,在积极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科名、诗名、德名俱胜,并时刻以桑梓利益为念,造福一方,传达出其家族文化精神中对儒家道德、 政治事功以及文学才艺的重视,这也使得伍氏之家族声望世代绵延不坠。 而且,伍氏家族虽表面上仅为南海当地一个独立的个体, 但延展开去,伍氏家族实与南海乃至岭南地区其它的文学、商业家族多有交流且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并进而在客观上形成一个具有鲜明岭南地域特色的地方家族群体。 因此,厘清南海伍氏家族明清以来的家世事迹及其家族文化精神的传承, 对于今人进一步了解当时岭南社会的历史状况和艺文盛衰,无疑是极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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