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批评欧洲中心论以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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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雷海宗先生1928年对韦尔斯所着《世界史纲》的书评是我国学者第一次明确批评“欧洲中心论”的作品。雷海宗先生深刻地批判了该书“欧洲中心论”的重大理论缺陷,指出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问题,而且该书还通过随意选材、牵强附会、掩抹史实等手段贬低其他文明凸显欧洲文明。雷海宗严厉批判了“欧洲特殊论”、“欧洲至上论”、“欧洲模式普世论”、“欧洲主导论”等多种“欧洲中心论”的错误观念。
   
    【关键词】雷海宗批判“欧洲中心论”
   
    “著者是西洋著作界一个富有普通常识而缺乏任何高深专门知识的人,所以在他的脑海中历史一个名词就代表西洋史‘,而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这段话出自雷海宗先生于1928年3月4日发表于《时事新报》的一篇书评,后为1930年中央大学历史系所编《史学》第1期转载,而被评介的书籍即是韦尔斯所着、由梁思成等翻译并有梁启超等参与校订的中文版《世界史纲》。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篇书评完全可以证明雷海宗先生是我国第一位明确批评“欧洲(西洋)中心论”的学者。
   
    “欧洲中心论”是从19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的一种思想理论,“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一切。”
   
    最初,这种思想观念是伴随着欧洲工业文明的兴起而兴起,而欧洲人对亚洲特别是中国文明的崇拜也是从这个时期发生逆转的,诚如弗兰克所说:“欧洲对亚洲的这种仰望直到19世纪欧洲开始工业化和推行殖民主义之后才发生变化。欧洲的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活动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
   
    以某个地区或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观自古有之,从亚洲到欧洲自有文字以来撰写历史的古代历史作家都很难摆脱以各自地区和本民族为中心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世界发生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重大社会转型,为了认识和解释这一复杂的变化,多种理论观点纷纷出台。其中,“欧洲中心论”随同欧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形成的优势和扩张活动而占据了国际思想文化理论雷海宗批评“欧洲中心论”领域的制高点,成为欧洲话语“霸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200年来,一大批社会思想家、历史家、文化理论家等在各自的学科领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欧洲中心论”的编造者、鼓吹者和传播者。弗兰克批评说,这种欧洲中心观念包含着若干支脉。
   
    吴于廑则指出,赫尔德、黑格尔“看来好像是颇能从全世界着眼了,但实际上列出东方是为了否定东方,中国和印度等等根本就不让在世界史上插足”,“朗克在晚年编世界通史,不但无视欧洲以外,而且无视东欧,分给欧洲以外的一点篇幅,不过是点缀而已。本世纪之初,威廉士……剑桥三史以及法国《人类的进化》等书……在以欧洲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和威廉士书如出一辙。……所以不论地理知识如何扩大,历史文献如何积累和传播,都不能保证近代西方对于世界史的研究具有全面的世界观点。”
   
    “汤因比的历史思想,实际是别具一格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他给这个思想披上了一件炫目的博学的外衣,让人相信世界的历史就是许多文明生生灭灭而最后是西方文明胜利和独存的历史”,“看来要反对欧洲中心论还须探索一下如何在世界史中正确体现世界的观点。”
   
    “欧洲中心论”史学家们的关键弱点在于习惯以欧洲为主体,而更多地是囿于种族和阶级成见,不能以世界为一全局,因而也就不能如实地考察世界的历史。就此而言,雷海宗先生敏锐地注意到韦尔斯《世界史纲》的重大理论缺陷,并尖锐指出“我们若详细审查一下,就知道他的书实在不是史---至少不是世界史,最好也不过成为前有四不像之长序中间被无关之事所参杂的一本西洋史。”
   
    30年后,吴于廑先生在评价同一问题时也说,“晚出的西欧文明则是汇合过去一切文化成就的顶点,这种乐观的自信的一线论弥漫于19世纪后叶及20世纪初期的西方史学界。英国费边主义者威尔斯在1920年发表的《世界史纲》就是这一思想最典型而通俗的代表。”
   
    雷海宗先生明确指出此书的理论弱点首先表现在其谋篇布局方面,“所以26章内西洋史就占了16章---61.5%---的地位;其余10章的一小块余地,韦尔斯先生慷然慨然的让亚述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印度人、中国人、犹太人、回人、蒙古人、日本人去拥拥挤挤的凑热闹。”
   
    细查韦尔斯《世界史纲》全书共38章,除了从宇宙到形成人类的12章外,涉及“最初文明”到“近代帝国主义的浩劫”的26章中,详细描述了希腊人、希腊的思想、文学艺术、亚历山大大帝的一生、亚历山大城的科学和宗教、罗马帝国的兴亡、从提比利乌斯、格拉古到罗马的神皇、海洋和大平原间的罗马诸帝、基督教的兴起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西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衰落期间、基督教世界和十字军东征、西方文明的复兴、列强时代、欧洲君主、议会和列强、美国和法国的新的民主共和国、拿破仑的生平事业、欧洲19世纪的现实和想像、近代帝国主义的浩劫等,而把其他文明作为点缀简略穿插其中,难怪遭到雷海宗先生的嘲讽。
   
    学术界广泛反对“欧洲中心论”大约始于欧洲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因为残酷的现实沉重打击了弥漫在思想文化界的那种对欧洲文明极端乐观的信念,同时学术界对于世界其他文明研究的新发现和新成果也越来越有力地否定了“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根据。被吴于廑先生赞誉为“在这个问题上一再阐发疑义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巴勒克拉夫在其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详细分析了反思“欧洲中心论”的思潮,认为甚至像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声称“站在月球上观察世界的立场……依然是以西方为中心”,是“经过掩饰的西方中心论。”
   
    如果说巴勒克拉夫把“欧洲中心论”者称作“西方种族中心论”显得更为尖刻的话,那么他比雷海宗先生首先提出否定“欧洲中心论”的意见晚了半个世纪。作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创性人物,雷海宗先生先于国际学术界反思“欧洲中心论”思潮,深刻洞察到“欧洲中心论”的理论缺陷,并富有先见之明地告诫我国读者必须防止“欧洲中心论”的不良影响,可惜没有受到国人的关注。
   
    “欧洲中心论”的实质是以欧洲作为世界的中心,并以欧洲的价值标准看待世界,因此就引申出“欧洲特殊论”、“欧洲至上论”、“欧洲模式普世论”、“欧洲主导论”等多种观念。
   
    对此,当代学者多有反思与批判。弗兰克尖锐地指出,“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
   
    为此他全盘否定了以前所有持有“欧洲中心论”的作家,声称“我们所引述的公认的社会科学理论几乎都渗透着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自负。……但是所有公认的说法都需要我们认真地反思和质疑。”
   
    这样的质疑声早在弗兰克的这一呼吁之前70年就已经由雷海宗先生提出了,并点明韦尔斯断章取义为己所用的手段,“不过处于现在的世界,任人都知道历史与西洋史不是可以互相混用的名词,所以韦尔斯作《史纲》的时候不得不把西洋以外的诸民族勉强拉进来,但他的历史观是早已固定了,并且是以西洋历史为根据的;所以他参考其他民族史籍的时候,不知不觉中,一定是只将可以证明他的历史观的---至少不同他历史观相背的---事迹引用。”
   
    在剖析韦尔斯《世界史纲》持有的“欧洲中心论”时,雷海宗先生还注意到作者采取的扭曲史实牵强附会的手法,举出第22章“希腊思想与人类社会之关系”为例。他对这一章雷海宗批评“欧洲中心论”只谈雅典及其价值与影响而无视其他重要文明提出质问:“但世界上同时的两个思想非常发达的区域---春秋战国诸子的中国与释迦牟尼前后诸家的印度---为什么却半句不提?……对于印度韦先生尚把佛教提了一提,对于中国他不但除了孔子外只字未提,并且将秦始皇焚书的事故放在希腊之先。这显然证明韦尔斯看中国古史为一种讨厌的障碍,故随便先把它略叙几句,以了结一场该发生的公案,然后再不慌不忙的归入正文---西洋史。
   
    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第二个缘故来解释这种牵强事实掩抹事实的痕迹。”
   
    对于这种按照作者主观意图随意编排历史事实的现象,比弗兰克更早明确怀疑“欧洲中心论”的巴勒克拉夫也指出,“E.M.茹可夫提出的那种关于世界史的分期方法,即把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革命指定为符合逻辑的人类进步道路上的关键步骤,如果说茹可夫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这似乎说明苏联的世界历史概念甚至比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带有西方中心论的性质。”
   
    在这里,巴勒克拉夫与其前辈学者雷海宗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英两国世界史资深学者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意见如出一口,在世界范围学术批判案例中实属罕见,有区别的是,雷海宗先生的观点早出了半个世纪。可见,最早批判“欧洲中心论”的雷海宗先生不仅指出了韦尔斯这部世界史在篇幅比例方面轻视欧洲以外地区的表现,而且具体分析了该书是如何贬低其他文明凸显欧洲文明的。其手段有三:其一曰随意选材,其二曰牵强附会,其三曰掩抹史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能对“欧洲中心论”提出如此条理分明的深刻批评意见,实在难得。
   
    近半个世纪以来,否定“欧洲中心论”或者反思“欧洲中心论”史观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如今没有任何严肃的学者再公开鼓吹“欧洲中心论”了。但是,在如何认定“欧洲中心论”的动机上,学界还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如前引文中,雷海宗先生明确指责韦尔斯认为“只有西洋人为上帝的骄子”这种“欧洲特殊论”,除此之外,他进一步提出这部书具有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史纲》中的许多章,如果独立,都是很好的通俗历史小册。但只因为韦尔斯硬要把它们拉拢起来,编成一本有系统有先后的所谓世界史,所以倒把事情弄糟了。书名虽为世界史,实只头绪错乱的西洋史。西洋历史家每将埃及巴比伦亚述等国拉入西洋的圈中,强迫他们作西洋史的开幕人,已是不通!几乎可说是一种对已死民族的帝国侵略主义;现在韦尔斯把一部比此还不若的一本西洋史硬叫作世界史,是越发没有道理了。”据此,雷海宗先生认为,“欧美现在正在大同主义日渐风行国家主义极盛转衰的时代;《史纲》就是鼓吹大同主义的一本名着。韦尔斯不过是国家主义反动时代的一个产儿,他的《史纲》是受欧洲大战激感而写出的。”
   
    我们不甚了解雷海宗先生所处时代人们对各种思潮的称谓是否准确,对书评中提及的各种理论也还需要认真地对号入座,但是,雷海宗先生将韦尔斯及其《世界史纲》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分析,将其纳入时代巨变的环境中去看待,分析鞭辟入里,看法入木三分,这就远远超出了一般书评就书论书就作者的高度,使我们对韦尔斯及其作品又多了一层认识,也使后人对“欧洲中心论”的多种表现又加深了时代性的解读。相比而言,后来的一些认识似乎欠缺了一些。例如,巴勒克拉夫属于欧洲传统史学的叛逆者,但是,吴于廑先生在1959年专论其史学思想的文章中仍然认为他难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巢臼,只是“他的学说比传统西方史学更多一层宿命论的色彩,在本质上是一丘之貉”,而“欧洲中心论”就是“19世纪后叶资本主义在欧洲历史上的新的发展以及伴随这些发展而产生的西方资产阶级充满自大狂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要在历史学领域里得到反映”,“实质上是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国家说教。”不同的是,“巴拉克劳夫怎样貌为超脱和明智,也掩饰不了西方史学界的那种末世的哀愁”.
   
    行文至此,笔者深为雷海宗先生的先见之明所折服。尽管他在80多年前就尖锐地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并告诫世人“研究历史时,最好读别的书,对韦尔斯的书愈少过问愈好。”
   
    但是,我们今天仍然面临清除“欧洲中心论”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许多读者不能分辨《世界史纲》存在的严重理论缺陷和错谬,误将玻璃球当成明珠。一些误导之词借助现代电子技术,大肆吹捧和广泛传播早为我国世界史学大师批评的“欧洲中心论”及其通俗代表作品《世界史纲》,说“《世界史纲》的叙述笔法,深入浅出,文笔畅达,无高头讲章之深奥,无诘屈聱耳之艰涩,读来令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加之最早读到的梁译本的译文,梁思成等先贤均是精通英语擅长国文的人,由他们译出的书,“自然如历史学家雷海宗所说的又精致又正确,这不仅便于我们从专业上放心使用,而且便于读者的阅读”.
   
    公开曲解雷海宗先生原意,实在令人哭笑不得,更觉有必要重申雷海宗先生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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