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历史学研究中的结构关系和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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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针对历史事件的事实层面上的大多数问题都是问事情发生的原因,而在伦理、价值和意义层面上的历史问题大多数则是问目的。对前者的回答需要运用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来判断,无论是因果关系,还是或多或少基于简单因果链条之上的结构关系、层次关系,这是历史规律性探究的主要线索。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不同的方面和视角可以划分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关系,譬如,直接关系、间接关系;内在关系、外在关系;物理关系、家庭关系;从属关系、并列关系等等。但是,历史中涉及最多,表现最直观也最简单的关系非因果关系莫属。

  许多简单的历史问题运用直观性的因果关系就能得到比较满意的回答,譬如,五四运动为什么爆发?简单的回答就是寻找这个历史事件的前导性历史事件,即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当然,这个回答是表现层面上的直接原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有不同的深度层次,但无论是在哪个层次上的原因探究,因果关系总是基本的。

  有些历史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不然,譬如,对蒋介石为什么要张学良放弃抵抗的简单回答可以是:实力相差悬殊;在目的因层面上的回答可以包括:在明显打不赢的情况下要先保存实力,以空间的压缩为代价换取抵抗时间的延长。但是,前一个回答不是用表现型的历史事件来解释,而是内在性的原因,可是这样的原因很可能不止一个,但与前面的从一个历史事件到另一个历史事件之间的表现型因果关系不同,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为一个结构性的历史探究了,而结构性关系很可能难以还原到因果关系中那种单一的线性链条。

  一、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人们或许可以重建某些历史事实的真相,并基本相信它的客观存在,就像相信自然科学讨论的那些事实一样,譬如,苏格拉底是饮毒酒而死,唐朝天宝十年(751年)的怛罗斯战役以唐军败于阿拉伯军队而告终,基因研究表明人类起源于非洲并向世界各地迁徙的基本结论。

  然而,我们并不能对人类过去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获得如此明白无误的知识和判断,也不能重建起广泛的、具有如此确定性的作为“历史真相”的事件。正是由于对不同历史命题的确定性程度不同,我们可以按照重建历史的坚实可信的程度,排出一个重建历史事件与关系判断的“硬度”谱系:客观的事实、事件、事件发生的直接外在因果关系,事件发生的间接外在因果关系;事件发生的直接内在因果关系,事件发生的间接内在因果关系,事件发生的意义与评价。在这个谱系中,越是前面的越偏于客观事实,越是后面的越偏主观、价值和思想性。而连接这个谱系的内核则是关系探究,可以说,因果关系是这个系列中不同基本事件从前往后发展的一个纽带,是历史学家运用基本的客观事实建立超事实的历史解释的基本逻辑工具。对于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以直观的表现型知识捕获和描述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历史叙事,可是,在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入和追问下,叙事必然会涉及诸如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苏格拉底饮毒酒而死是一个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那么它也只不过是苏格拉底死亡事件中的一个组成环节,而整个事件可能还包括苏格拉底被审判、苏格拉底自辩、苏格拉底拒绝越狱等等前后相关的事情,这一连串的历史事实(我们姑且假定它们是曾经发生的客观事件)组成一个具有时间延续性的复合事件。然而,在哲学反思性的考察中,我们需要追问,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究竟如何存在一种类似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里所表述的那种关系---诸如康德所考察的,在一定条件下水结成冰那样的线性因果关系或者甚至更为复杂的关系。这包含有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那样的直观性关系在我们通过历史事件认知历史的活动中是否必要;另一方面,如果必要,我们又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完全像物理学家那样看待水结成冰之类的自然现象进行历史事件之间关系的考察,抑或只是一种认知模式的借鉴,因为至少这两类事件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理所当然,我们应该采取后一种态度,把所谓相关联的历史事件融化在我们的历史认知模式中。事件之间的关系具有比在自然现象的认知中更为明显的主体意识的参与,就如在这些孤岛般的历史事件之间流动的海水,与那些海岛一样在我们历史意识的地图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通常来说,关注于历史本体论,把历史当做人生体验的眼光会忽视掉历史事件、历史因果关系之类的概念,因为它们归属于历史认识论的范畴。秉承黑格尔主义的克罗齐虽然肯定历史进程,但他不仅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而且也否定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当然,现在很少有历史哲学家持单一的历史本体论,可是,包括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学家在内,他们对因果关系的态度也不尽一致。曼德尔鲍姆对历史因果判断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分离出一种历史因素,单独对它的意义按照因果模式进行考察,因而有关它的所有结论都是试探性的。柯亨认为,因果关系以最严格的形式表达出我们所关注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充要条件。柯林武德并不否认历史学家能够做出严格的因果判断,但是,“原因”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历史中的事件不像自然事件那样简单,而是“有意识并承担责任的主体行为”.原因如果确实被我们称之为历史行为的必要条件,那么它之所以必要并不是说,没有它就没有该种行为;它的必要性仅仅在于,没有它就没有该种行为的正当理由。同样,如果原因的确被称为充足条件,那么这种称呼的意义也不是说,有了它该行为必然发生,它的意义只是在于,它表明这种行为的原因是被合理地要求的。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人们认为是原因促使人去行为,所以,只有提供充足的理由,说明主体为什么去做他本不打算做的事情,它才可以算作合理的、历史意义上的原因。

  只有这样一些理由才能确切地被说成是促使、导致或迫使另外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据。既然它们是原因,它们就必然会束缚主体的自由。但由于它们是行为的原因,对柯林武德来说,它们就不可能按照规律惯例的方式与其结果发生联系,因为这将削弱主体的所谓“自由意志”.似乎受到了实用主义的影响,柯林武德把我们日常的原因观念当做借以驾驭环境的手段。

  对于我们来说,离开了与具体实践相关联的历史情境,抽象的线性判断和因果概念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

  对于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来说,原因又有什么用呢,他不会关心建立什么因果关系,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关系,因为它们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逻辑游戏,只不过被选为原因的条件同时完成了被研究事件的一组相互关联的充足条件而已。柯林武德在谈到历史的理性原因时,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因果性假设,显然,行为的理由一旦被历史学家作为原因来用时,提到的东西本身就很难说是主体活动的全部“真相”了。

  简单采用因果关系的历史学家,常常会停留于无反思性的常识层面,故步自封;而简单地反对因果关系的历史哲学家,并不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历史探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历史因果关系上的各种混乱思想,是由于在一系列不同层次上所经验到的种种困难所致。有些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是容易建立的,比如,戊戌变法失败与谭嗣同被杀;但有些不是,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到底是德国皇帝的个性,还是当时局势中的经济决定性力量所致,则不是那么明显可见。

  历史因果关系的确定性随着视角层次的不同而呈现出一个差异性的谱系。毫无疑问,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在不同层次上的解释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协助的。一般来说,物理性的时间因果材料占有客观性的最重一端,正因如此,所谓根本性因果关系(如绝对精神学说、生产力-生产关系学说)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的;而对于小尺度上的解释,也即微观解释则处于另一端,因为解释要素的不稳定性所致,解释要素的有效尺度制约了解释效果的客观性。前者的例子如用生产力-生产关系解释全部人类历史的主干,的确提供了一种客观性的要素解释体系;而后者的例子如文化大革命处于相对小的尺度层面上,只能用这个相对而言小的层面上的相关要素来解释,无论如何,解释的有效性都受制于这个历史事件本身所处的层次,所以,即使当前得到普遍认同的有效解释在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会受到质疑,从而有不同的重新解释出现。当然,要用前者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要素来解释后者,显然是一种错位,客观性并不因为前者的时间尺度之长而得到增加。所以,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可以用被认可解释合理性的时间长短来标志,其实实证科学不也是如此的吗?有效解释寿命是一个客观化的尺度。人们对历史学的研究总是试图把后一端还原、归结到前一端的要素中去,形成可度量的和外在化的标准,增加解释有效性寿命。但是,随着这种还原行动的累积,整体的历史会有变成僵化的模式或者零碎的事件堆的危险。而且整体的历史时间性被拆解成为物理性的时间因果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时间的不同性质,前者只是历史时间上的大小所致的分层),要保证历史的整体性,就不能用物理性的时间单元来替代哲学的时间性,就如自然科学中的时间因子不能与哲学的时间相混淆。

  在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一直是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建立起某种像自然科学里普遍使用的那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但是,对任何历史事件之间的线性因果模式的套用都会带来难以回应的质疑,譬如,印刷术与民主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关联,但认为前者必然导致后面的结果,这种说法显然太过简单,因为它对民主的条件太过简单化了,它可能只看到了民主与独裁之间矛盾的一个要素,即传播工具;即便现在有了互联网这种几乎无障碍的现代传播媒介(无障碍并不表示不被监视和跟踪,斯诺登对美国政府“棱镜”计划的揭秘表明,世俗权力绝不会放过任何一块权力空白地带),专制的政治制度不是依然存在吗?简言之,对复杂的社会和历史现象进行实证性的因果关系的探究,如果缺乏足够的要素解释是很成问题的。又如,对资本主义进行生态批判的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未来的关怀切中现时代要害,提出的主张具有崇高的伦理学价值,但该俱乐部在1972年做出的那些预测,就每一个单独的预言来说,现在看来却是错误的。显然,光有伦理学意义上的道义和人类责任感而没有可信的论证,其结果可能是对人们心底道义力量的挥霍,因为它更可能被恶的道德力量抓住把柄,反向利用,从而误导大众的良心。

  尽管因果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是相当重要的,但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时要防止陷阱,要承认偶然性因素的参与。偶然性可以在任何层次上、任何级别上参与到历史的运动之中。譬如,俄国在1914年时的情况和日本很相似,既有强大的工业化,又有庞大的农业人口。日俄战争的结果并不一定需要用简单的因果链条追溯到某个具体的原因,要说战争层面上的原因和某些偶然性的原因,比追溯到政治文化层面上更合理,这一点与希特勒在俄国战场上主要因为天气原因导致的失败结果,仅就战争层面而言是相似的。休谟和康德早向我们指出,对因果关系的条件和界限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而且因果关系毕竟是不同历史事件或历史要素之间的关系,在包容这些事件和要素的范围和结构层面上,因果关系相应地也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对于历史来说,每个具体的因果关系都可能是一个结构性关系的内部组成部分。

  就人类文明的起源来说,它肯定不是作为人类本身或者地理环境因素单独发生作用的历史结果,而是两者甚至还有一些偶然性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二、历史中的结构性关系

  如果我们把因果关系称为线性的关系,不论是基于时间的,还是基于逻辑的,那么,除了这种关系之外,凡是具有相互关联性的事物,我们都可以用结构性关系称之。不过,结构性关系显得比因果性关系要复杂得多,不仅有时间上的复杂性,而且也有逻辑上的复杂性。故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复杂系统与简单系统之别;对应到方法论上,表现为还原论与整体观之别。不仅因果关系直接给出规律性描述,结构性关系也帮助我们找到历史事件之间的辩证性运动规律。譬如,人类文明历史中城市的出现与社会劳动的分工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促进和影响的结构性关系,难以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分析。

  “任何城市,不论位于何方,都包含一定数量的、带有明显规律性的现实和过程。没有起码的分工,就没有城市;反过来,没有城市的干预,就不会有比较发达的分工。”

  历史研究表明,曾经认为是因果关系的历史事件或者要素之间远非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关联那么简单,即使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很可能在结果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环节和因素。对历史人物的政治行为的解释,如果只是从其人本身来解读有可能是困难的、不可信的,但是,放在一个大的结构中就容易了,因为一个包含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结构中的条理脉络会忽视掉一些不必要的偶然要素的作用(实际上,偶然性要素被转移到结构之中,为结构所吞噬和承担),而它们却正是解读历史人物行为与历史事件的困难所在,正是它们干扰了历史读者的思维视线。关于早期人类直立行走与制造工具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露西”这一证据还表明,两足行走的好处并未马上表现在把双手解放出来制作和使用工具上,因为只有在脑容量增大之后,这一便利才能显出威力。

  现在看来情况可能是,在生存斗争中直立类人猿较其他猿类占有优越,因为它们可以抓取食物,拿着食物疾行,随后在隐秘处食用。由于它们是在白天时这么做的,因而它们还要流更多的汗,这就是为什么最好地残存下来的直立猿类是些皮毛较少的猿。其实,一些古人类学家现在认为,脑容量大首先成为一种生物学上的优势,因为脑容量大可以更好地调节直立类人猿的体温。因此,由于有利的喂食而在遗传方面向直立行走的转化是下述事实的绝妙说明;“自然之母”在设计人类进化时并非高瞻远瞩;把手解放出来固然可以导致工具制造,但这种情况在一二百万年后才开始出现.

  社会学研究为历史中的结构性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美国着名社会学家布劳说:“社会学的中心任务不是解释个体行为,而是解释社会环境结构怎样影响人们的生活变迁。”

  由迪尔凯姆传承下来的社会学原则,坚持社会存在有超越个体行为,之上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有其自身的特征和规律性。韦伯同样以社会结构的存在为根据将各种不同的社会行为进行类型划分,无论是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还是情感表现。帕森斯更以社会结构为主体研究对象,把整个社会划分成经济、社会等等不同的子结构系统。即便现在社会学的发展越来越渗透到个体行为的研究中,但是,如同哈勃指出的,人们目的行为的模式虽然假定人类的行为受到目的指导的,它最初发生于人际关系和小群体的分析中,并可以被应用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社会学关注的主要问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分析的社会整体观的历史推演。我国着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的基层考察得出的乡土性质,这对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变迁开拓了历史地理学视野。总之,社会学家们始终在努力建立对社会行为的理性理解。这都是历史学家值得关注的。

  以社会运动为结构来看,几乎所有的人类历史上的动乱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可能是内部的社会机制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了。譬如,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人口压力太大而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西汉末年的大混乱、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这样的例子。第二,国家之间、文明之间的冲突。譬如,蒙古人、满族人进入到中原地带,鸦片战争的爆发,都是这样的例子。后者的尺度当然更大一些。在动态的历史中,有许多社会内外的问题都可能发生激烈的交互作用和调整,从而达到大尺度上的平衡。和平不过是在大尺度上的不平衡之中小尺度上的一种暂时的平衡;和平与冲突都是对平衡的两种不同状态的描述。在大尺度(包含地理范围上的国家之间,时间上的政治实体内部的制度与社会状况之间的适应关系之间)的平衡之下,必然是和平的年代,那么小尺度上的不平衡则凸显,例如,在人们的生活中会将某些时代性的要素放大。相反,大尺度上的不平衡时期,首要的当然是大尺度的适应调整,人们在面对民族国家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任务时,优先考虑的是救亡而不是启蒙,因为载体的生命存亡总是优先于其存在的形式,这是一种历史上的群体选择,是启蒙与传统文明较量过程中传统力量强大的胜出结果。法国大革命时期也面临着启蒙与救亡,然而它的救亡落差不如中国19-20世纪的那么大,前者的救亡仅仅是国家层面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而且其救亡的实现结果总体上说是有效的,所以,它能够做到两者兼顾。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人们在面临双重任务时却没有能够处理好两重任务的关系,因为迄今民族主义总是占据上风,而启蒙思想逐渐烟消云散。当然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偌大文明实体来说,任何改弦更张都需要加倍的谨慎。

  三、结论

  无论是因果关系,还是结构关系,都需要在充分理解复杂的社会系统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特别是约束条件、相关要素的实际社会联系在历史中的相互作用及其表现。虽然简单说来,可以视因果关系为简单关系,结构关系为复杂关系,但在合适的范围和条件下,结构关系可以归结为因果关系,归约为许多因果关系的网络形式。

  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来说,如果说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人们还感觉不到某种历史理论在人们的历史意识中的先定性存在,那么在试图建立起历史材料、论据与结论之间的关联时,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确有意无意地采纳了一种理论、一种历史推理范式,甚至历史事件之间规律性的假定。尽管最后可能得不到明确的结论,但在试图回答诸如此类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然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历史新见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臆测性、主观性,它却能迫使我们去整理研究结果,采取符合臆测推理的方法不断审查所得出的结论。这种反反复复的回溯式思考就像牛的反刍一样锤炼着人们的心智,而人类的历史意识就是这样丰富、敏感和成熟起来的,历史理性的结构也因此可承载立体般、显得杂乱无章的历史材料,让人们领会各种历史经验,甚至能够享受到历史的美感。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无论是历史审美,还是获得历史规律性的命题喜悦,都离不开因果关系与结构性关系的历史认识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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