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的历史学研究之路及其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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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我希望从2012年北京亚洲日耳曼学学者大会主题“日耳曼学的学科拓展”的第一方面“跨语言”谈起。为纪念弗里德里希·席勒逝世200周年,由张玉书翻译的《席勒文集》六卷本于2005年出版。文集第一卷为诗歌和小说,第二至五卷为戏剧,第六卷为美学理论文集,它的出版是中国日耳曼学最为重要辉煌的成就之一。其中有一个小插曲:第四卷中《中国公主图兰朵,一部源自哥兹的童话悲喜剧》被译为由席勒改编的作品。意大利作家卡罗·哥兹(Carlo Gozzi)为了驳斥同时代剧作家哥尔多尼(Goldoni)的观点,支持即兴喜剧而创作了童话剧《图兰朵》。剧中波斯女主人公的形象源自《一千零一夜》中某篇故事里的公主:她向她的追求者们提出难题,并让人杀掉那些未能解答出问题的人,但最终她还是接受了其中一位追求者。除了哥兹的童话剧,《图兰朵》还有布索尼(Busoni)和普契尼(Puccini)的歌剧版本。就连日本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创作于10世纪的《竹取物语》,也使用了这一古老的童话母题:与求婚密切相关的困难任务。
  关于第二方面“跨文化”,在席勒的接受史上也有同样有趣的例子。《威廉·退尔》节选的日译本首次出现于1880年。它是第一部被译为日语的德国文学作品,并在最初充当了日本国内民权运动反对明治政府强权政治的斗争工具。
  1905年,为纪念席勒逝世100周年,人们对旧译进行了修订润色并将整部戏剧译为日语。由于当时的日本民众尚不熟悉来自欧洲的苹果,译者在翻译时不得不把第三幕第三场中那颗有名的苹果换成日本土产的柿子。不单是苹果,18世纪瑞士的礼仪风俗对他们而言也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原着中的人名地名也被替换为日本的角色和地点,德国戏剧改头换面,成为了一出日本戏剧。这一问题在翻译学界广为人知。正如歌德所讲的那样,法国人在翻译文学作品时都会采取这种所谓的“戏仿手法”,他们试图为所有外来作品找到土生土长的替代品。此外,《威廉·退尔》在韩国和中国也有着与在日本类似的政治作用。崔硕熙(Seok Hee Choi)注意到,在韩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德语文学作品才能够被翻译为韩语,随后她写道:“但早在世纪之交时,基于中文或日语译本的改编就已经出现。
  1907年,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成为了第一部为韩国人所知的德国作品。它不仅仅是一部改编作品。朴殷植不仅选择了另一种体裁(政治小说而非戏剧),而且还修改了作品的内容与内涵,使之于即将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当时的情况相符。”小说作者朴殷植是报纸《大韩每日申报》最着名的出版者之一,这部小说也发表在这份报纸上。
  1925年,朴殷植出任韩国总理,并于1927年担任在上海的流亡政府的总统。我之前提到,《威廉·退尔》的翻译和改编在日本出现的时间远早于中国和韩国,因此可以断定,它们成为了中文及之后韩语版本的参考。“1907年7月,以《瑞士建立史》为题的韩语版《威廉·退尔》首先以朴殷植改编的汉字语形式出现。
  同年11月,该版本由金平贤(Kim Pyong-Hyon)翻译为韩字。朴殷植当时并不知道席勒,而应该是采用了郑哲关(Zheng Zhe Guan)的中文小说版本。”据夏瑞春(Adrian Hsia)所述,1902年的中文版本只署名郑哲而略去了他的称呼名“关”。不过朴殷植的《瑞士建立史》并不是同席勒的《威廉·退尔》一样的戏剧,而只是一部“政治小说”。结合当时苦难的历史背景,我们很容易理解,依据中文版本创作的退尔虽然身着瑞士衣装,但依然是一个反抗日本侵略的斗士。值得注意的是,“比中国更早一步全盘欧化的岛国日本成为了本世纪初向中国引入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许多研究德国文学和歌德的中国人,都曾在日本深造过和学习过德语。”
  说到第三方面“跨学科”,与自1968年以来社会史,接受史,甚至意识形态批评领域内的情况类似,近几年来,日耳曼学界内开始谈及文化学转向,也就是跨越作为文本学的德语文学的学科界限。由于这一转向在德语文化区内依照传统以语言学和文学的形式出现,因此在专业领域内也将其称为日耳曼学的再语文学化。两位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和席勒已在这方面做出表率。歌德终其一生都在研究自然,而在1786到1792年间,席勒也几乎只从事历史研究,关注“时代和人民的伟大图景”,正如一直谈论“德国文学的整体图景”的赫尔德一样。甚至歌德同时期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在结束他的南美研究之旅后,也采用自赫尔德以来的将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 “文学图像”研究方式,开始从广义文学的意义上研究“自然图景”。
  早在上述二人之前,赫尔德,这位18世纪的博学家,就曾在《关于人类形成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一文的结尾写道:“我仅是从中穿过那座宏伟的厅堂,在昏暗的光线中依稀瞥见了那幅面目被遮掩的伟大画作的一角,这样的我,如何作出评判?”事实上,席勒不仅是诗人和哲学家,他还是一位历史学家。时至今日,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文化学家。
  席勒转向历史学领域,一方面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为了提高自己作为戏剧家的声望。而在为他带来社会认可和特殊教席的历史研究中,有三篇作品具有历史意义:《什么是和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尼德兰离叛史》(1788)和 《三 十年战 争史》(1791—93)。顺带一提,这三篇文章已有日译本。《什么是和为什么要研究普遍历史?》和《三十年战争史》收入1941至1944年间出版的五卷本席勒文集的第三卷中,后者由四位译者共同翻译完成。在1943至1944年间,渡边格司又单独翻译了《三十年战争史》并分两卷出版。
  直到二战以后(1949—1950),《尼德兰离叛史》才以《尼德兰独立史》的日文标题出版了由丸山武夫翻译的两卷本,并于1996年再版。席勒在1789年5月26日和27日在耶拿大学所做的就职演讲稿在同年十月底发表于维兰德的杂志《德意志水星》(Teusche Merkur)上。虽然演讲当时的听众接近四百人,但公众的热情不久后便消散,夏季学期中学生们的兴趣也逐渐消退。但在攻占巴士底狱事件发生的七周前,这次演讲是对历史学的一次预言:“它无意成为学究式的“职业教程”,而是要成为关乎历史进程以及(由此而来的)如何从社会性的不成熟中解救人类的理论”。虽然赫尔德已在他的《1769年旅行日记》(Journal meiner Reise im Jahre 1769)中谈到普遍历史:“在一切发生之前,人类不会消亡!直到智慧的灵性传遍世界!世界的教育万象史!”但这段话仍然和圣经马太福音(5,18)十分相似,也沿袭了人类逐渐形成的观点。不过,在欧洲政治发展进程中,普遍历史并不是那些只为谋生而进行研究的学者口中“一堆碎片”的世界史。正如哥廷根历史学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塞尔(August Ludwig Schlzer)所做的那样,普遍历史探求历史的整体意义,而脱离思想背景的孤立历史事件中没有这种意义。
  普遍历史对席勒而言尤其具有启发性,因为席勒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追问的不仅是人类历史的起源,还有人类历史的目的,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再一次受到东西方的关注:“也就是说,他(哲学精神)将这种和谐从自身中抽取出来,将它植入外部的万物秩序中,换言之,他为世界的进程赋予了一种理性的目的,他将目的论原则带给了世界史。”
  作为康德的信徒,席勒追求的是这样一种理念:借助精神(Geist)从历史的单独事件中构建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意义。在席勒之前,赫尔德已经在他的早期作品《关于人类形成的另一种历史哲学》(1774)中深入探讨了普遍历史的宏大主题。在这部作品中,他将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历史发展与在他另一部着作《论语言的起源》(1772)中论述过的语言发展相类比,对其做了详细的阐述。
  但不同于席勒,赫尔德努力在人类历史和博物学中找寻已然隐匿的上帝的踪迹,在全书的最后他写道:“多么希望我们有朝一日能找到一种纵观人类整体的视角!民族和地域之间的链条从前延伸得如此 缓慢,然后又声势浩大地穿过各国,最后或缓或急地将这些国家联结到了一起,它将通往何方?它将终结于何方?”
  其后在1784至1791年间,赫尔德发表了他历史哲学的扛鼎之作《人类历史哲学概念》。在书中,赫尔德多次谈及中国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但至今似乎尚未引起相应的重视,特别是由于西方人道主义总体上仍然被视为外来人道主义而与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人道主义有所区别。
  在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前一年(1779),席勒阅读了施洛塞尔的《关于普遍历史的想法》以及赫尔德的宣言文章。在他们的论述中,“人类”的概念包括全体人类发展历史进程的起源,形成和目标。虽然我无从得知席勒是否读过《论语言的起源》,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歌德的陪伴,1787年独自迁居至魏玛的席勒对赫尔德的语言学及历史学观点非常熟悉,即使他并不赞同神学家赫尔德的观点。这清楚地反映在席勒对普遍历史的论述中。赫尔德和席勒对历史有着完全相反的见解。在就职演讲中,席勒一方面表现出与赫尔德类似的唯心主义倾向,希望通过分散的历史事实构建起带有意义的世界历史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他认同的历史目的论又使他和启蒙思想紧密相连。与之相反,赫尔德却或多或少从基督教的角度出发,批判自诩为文化发展巅峰的启蒙运动,认为它与作为历史起源和目标而独立发展的人类相对立。因此,他希望在当时提出有别于启蒙目的论的观点。但是,“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我们并未发现他试图通过基督教的启示来解答历史哲学问题”。
  在席勒将主要精力投入历史学研究前,作为戏剧家的他对许多历史素材已经十分熟悉。《唐·卡洛斯》(1787)的创作恰好处于席勒早期戏剧创作和历史研究的过渡期间,1782年夏天,曼海姆国立剧院院长沃尔夫冈 · 赫希伯特 · 冯 · 达贝克 (Wolfgang Heribertvon Darberg)向席勒讲述了这一故事。达贝克曾大度且明智地让席勒的早期戏剧获得首演(《强盗》(1782),《斐耶思科的谋叛》,《阴谋与爱情》(1784))。之后,在1788年,席勒又将《关于唐·卡洛斯的通信》发表在维兰德的杂志上。年轻的席勒获得的素材是一篇由法国作家维萨·德·圣雷阿尔(Abbés Caesar Vichard deSaint-Réal)创作的反对西班牙的宣传小说:《唐·卡洛斯,历史小说》(1672)。唐·卡洛斯是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第一次婚姻时同葡萄牙公主(死于1545年)所生的独子。席勒的戏剧《唐·卡洛斯》的故事出发点便是这位腓力二世的王储与他法国王室出身的新娘伊丽莎白之间的爱情悲剧。伊丽莎白后来成为了腓力二世的第三任妻子和皇后,也就是唐·卡洛斯的继母。腓力二世因为她同唐·卡洛斯之间的绯闻而妒火中烧,派人毒杀了伊丽莎白。腓力二世同父异 母的弟 弟,于1571年10月7日在西地中海勒班陀附近对抗土耳其人大获全胜的唐璜,在此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璜爱上了年轻的王后,但因为未能得到王后的回应,便与同样未能获得唐·卡洛斯爱情的艾伯莉公主开始了密谋。由于唐璜是卡尔五世的私生子,这使得这一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十分有趣。但席勒删去了这个历史角色,而增加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唐·卡洛斯的密友波萨侯爵。
  当席勒在1785年10月同德累斯顿的友人科纳(Krner)一同创作这部悲剧的第二幕时,他偶然读到了罗伯特·沃森(Robert Watson)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史》(1777)的德译本。席勒在《尼德兰离叛史》前言开头特意提到了这本书,并着重讲述了这本书如何促使他进一步深化对西班牙在尼德兰统治史的研究:“几年前,我读到了沃森对菲利普二世时期尼德兰革命的出色描写,感到非常激动,一般情况下国家政治行为很难在人心中激起这种感情。仔细思考之后,我发现这种触动不仅仅来自于书中,还得益于自己想象力的快速作用,正是想象力为阅读内容赋予了这种深深触动我的形貌。”
  实际上,在1786年2月中旬,他就已经将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Louis-Sébastien Mer-cier)的历史描述翻译为德语,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题发表在了他的文学杂志《塔利亚》第二期上。作为历史学家,席勒对爱情悲剧并无太大兴趣,他更关注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与整个时期教派现实政治争论有关的历史事件。这一时期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之孙查理五世的皇权统治时期,以及西班牙占领尼德兰,尼德兰的毁坏圣像运动,由西班牙,天主教会和耶稣会,以及残酷的宗教法庭推行激烈的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时期。
  在推行西班牙天主宪法和尼德兰反抗西班牙占领期间,埃格蒙特伯爵,奥兰治亲王威廉和荷恩伯爵领导贵族同盟对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奥兰治亲王威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驻德大使,他及时地在西班牙公爵阿尔瓦掌权之前远离了斗争,但接替总督玛格丽特·帕尔玛的阿尔瓦公爵却逮捕了埃格蒙特伯爵和荷恩伯爵,并于1568年6月5日擅自将二人斩首。
  这件事显然适合被改编为政治悲剧。席勒借虚构角色波萨侯爵之口说出了埃格蒙特伯爵的政治理想,并且不同于歌德的戏剧《埃格蒙特》,波萨侯爵不是在弗兰德的阿尔瓦公爵面前,而是在马德里的西班牙王宫内直接面对国王腓力二世慷慨陈词。此外,席勒在1788年夏天曾写过一篇文章,真实详细地描述了埃格蒙特的行刑过程。这篇文章之后被发表在《塔利亚》上,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在自己的剧作中,歌德将其替换为年轻的恋人克蕾欣,把她比作自由理念的象征。
  历史上的埃格蒙特伯爵年纪更大,也有好几个孩子。如此一来他与克蕾欣的地下恋情就不合礼制了。另外这位尼德兰爱国者的内心也充满矛盾———他也为而奥地利及西班牙的金羊毛骑士团而感到自豪。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席勒之后仍会继续研究三十年战争史。
  歌德的《埃格蒙特》以及席勒的《唐·卡洛斯》和《尼德兰离叛史》似乎会对腓力二世在德语国家的历史评价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唐·卡洛斯》里,波萨侯爵的出现使得这位可怖暴君的文学形象有了积极的改变:“现在就连腓力国王也有了悲剧人物的全部光环,变成了伟大而孤独的统治者,他的形象不断超越‘贵族家庭内的家族群像’式家族戏剧中的固有形象。”
  但通常他还是被塑造为专制暴君,一个摇摆于义务和父爱之间的人,一位思想自由的镇压者或者孤独者。长期以来,他在西班牙得到的评价更加负面,但他的形象也渐渐地转变成了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对君主褒贬不一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亚历山大大帝身上。总体而言,对腓力二世的评价仍然以负面为主:“他误判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帝国真正和潜在劲敌的实力情况。同他的父亲一样,他未能及时地发现世界局势和生活环境中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与宗教改革,对建立民族国家的追求以及经济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
  例如他在1588年错误地派出西班牙无敌舰队,试图通过入侵征服英国。结果舰队反而被英国人打败,在风暴中全军覆没。西班牙王子唐·卡洛斯同父亲腓力二世在1568年先后死于监狱中。如果说以他为主人公的戏剧《唐·卡洛斯》还只是席勒在研究尼德兰人民摆脱西班牙统治历史时的文学副产品的话,那么几年后诞生的三部曲《华伦斯坦》(《华伦斯坦的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1798/99))则可以被视为席勒关于三十年战争历史研究的成熟之作了。因为这部悲剧涉及历史英雄华伦斯坦生命中最后三天错综复杂的事态,它们最终导致这位历史英雄于1634年2月25日在艾格(今捷克海布市)被杀害,为创作这部戏剧,席勒必须要对为欧洲带来灾难的宗教战争有准确的认识。虽然作为历史学家的席勒对史料的观点更加复杂,但作为戏剧家的席勒显然选择了这样的观点:瓦伦斯坦出于个人野心觊觎波西米亚王位,为了复仇而反对斐迪南二世,犯下叛国之罪。但是现代历史学却持另一种观点:“维也纳通过文件来证明所谓的叛国行为和在事后为谋杀寻求正当性的尝试失败了。但直至20世纪,历史学家评价瓦伦斯坦,这位三十年战争时期最富影响 的 人 物 时,仍 然 错 误 地 以 他 是 否 叛 国 作 为 出发点。”
  另一方面,歌德透彻地指出了整部戏剧的对象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双重性,一语中的:“表现了一种想象中的存在方式,它以一种非自然、短暂的方式维系在一个独特的个体和一个特殊的时期上,它和平庸的生活现实以及人类本性法则之间存在着必然冲突,最终也因此携带着周边的一切走向末路。”正如席勒成功地描绘了两种矛盾的事物,即幻想的精神与丑恶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在二者间加入了爱情这一元素,那么也应当对作品作进一步的分析。
  歌德在1805年年鉴中,也谈到了席勒的讨论式写作方法:“席勒写作时喜欢自省以及和别人探讨思路;他乐而不疲地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断修改自己的想法。从《华伦斯坦》开始,我一直陪伴着他的戏剧创作,大多数情况下的讨论都气氛良好,但有时,尤其在某些上演的剧本上,我对某些问题也持有完全相反的意见,这时我们中的一方最终都会选择妥协。”
  虽然席勒认真研究过瑞士历史学家埃吉迪乌斯·楚迪(Aegidius Tschudi)的《赫尔维蒂编年史》(Chroni-cum Helveticum),但他只把威廉·退尔的素材当作文学作品来处理。据歌德1804年年鉴记载,席勒的最后一部剧作,1804年在魏玛首演的《威廉·退尔》源自歌德的推动。在1797年第三次瑞士旅行时,歌德游览了退尔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并拟定了写作六步格叙事诗的计划。但在1798年,他放弃了这项工作,将素材连同包括叙事谣曲《伊比库斯之鹤》在内的其他作品一同交给席勒完成。从1798年到1803年,瑞士处在由拿破仑建立的赫尔维蒂共和国的强权统治下,国内局势艰难,因此歌德不得不中断了他在阿尔卑斯山的旅程,放弃继续前往意大利的计划。歌德将创作素材转交给席勒的行为表明,他很可能并不愿意参与这一敏感政治题材的戏剧改编。在1803年,席勒还在他的叙事谣曲《哈布斯堡的伯爵》里歌颂出生于布赖斯堡地区(即施瓦本)林堡城堡的鲁道夫一世。在瑞士独立战争期间,瑞士人民一直反对他的统治方针。后来歌德说明了他最初的创作计划:“我的意图简言之,是在特尔中表现一种部落村的概念,因此将它设想成了一部鸿篇巨制[……]我当地的行政长官属于那种自视甚高的暴君,行事独断专行,却又认为自己体察民情,通情达理[……]从这两种情况可以看出,我的诗歌计划从两方考虑都是可行的,适合精心雕琢,和史诗形式相得益彰。”歌德把他最终放弃创作的原因归结为他越来越觉得所使用的韵格存在问题。
  总而言之,德语不是外国日耳曼学者的母语,因此我们无法像德国人一样进行研究。必须承认,无论是在文学史方面还是在语言史方面,我们的语言水平都无法满足研究要求。但作为专业研究者,只进行接受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例如,研读DTV出版的五卷本席勒全集中的文本与评论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作为德国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者,我们的工作同将古法语或中古德语文本译为现代德语的日耳曼学者一样富有意义和成效。我们会成为文化的传递者,并至少能够获得同胞们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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