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学者对历史学的研究

所属栏目:历史学论文 论文作者:/
论文摘要

  近代以来西方史学进步惊人,这不单是西方史学家努力的结果,亦是整个西方文化进展的产物。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发生的变化影响到每一个文化的浸沐者和传播者,一切学术思想皆因之而产生剧变。与此同时,曾经诞生过司马迁、司马光等一大批杰出史家并拥有浩瀚史籍的中国,至近代已面临严重史学危机,历史研究基本脱离实际,研究理论与方法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人才匮乏,成果寥寥。自此,中国史家开始了任重道远的史学复兴之路。由于笔者对这一时期港台地区的史学研究所知甚少,故本文未涉及同时期港台史学的发展脉络,是为遗憾。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学者的探索

  早在鸦片战争前,龚自珍就力主史学恢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魏源《海国图志》一书详细研究了西方各国的长技与历史、地理、风俗、民情、艺术、宗教等,企望引发国人加强对中国和海外实情的认知,提出许多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主张。鸦片战争以后的“末世”局面,令魏源认识到当务之急不再是“师夷”,而是抢救封建政权,为此,他撰写《元史新编》,希图以元亡之鉴,告诫清廷统治者。龚、魏二人的史学,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积极影响,这个时期的史学家如张穆、何秋涛、洪钧等人,遂应时势之需致力边疆史研究。因了以上各家的努力,我国史学又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新气象。
  康有为未曾写史学专着,但他为维新活动所撰之《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反映出其史学思想。章太炎最早倡言编写新的中国史,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的他,深刻认识到欲“寻求政术”,必“历览前史”,遂撰《史学略说》一书,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并非单纯的“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应“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亦非“颂古非今”,引导人向后看,而应“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引导人向前看。
  1902年,梁启超针对旧史学“不知有国家”、“不知有群体”、“不知有今务”、“不知有理想”的弊病而发起“史界革命”,提出史学和史学家的任务,开始廓清新旧史学的界限。他理想的中国史应包括“智力”(指思想史)、“产业”(指经济史)、“美术”(指艺术史)、“宗教”、“政治”这五个方面。在治史方法上,他主张“纯客观研究”,反对“强史就我”,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他还主张专门史与通史要分工合作,并竭力提倡历史统计学,认为它“是研究历史一种好方法,而且在中国史学界尤为相宜”。
  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徵等尝试用新观点和新方法撰写中国历史,夏的《中国古代史》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从西方社会学引入“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等概念;刘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古代的田制、农器、财政、商业、工艺、饮食等均列有专题论述;柳的《中国商业史》讲义,论述了历代商品、商政、商业地理、中外互市的沿革变迁,是我国最早的商业专史。上述着作系我国近代史学第一批学术成果,价值尤可珍贵。
  1943年,钱穆质疑胡适等人提倡的“新史学”,在《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中,提出自己的“新史学”,他的“新史学”,其实亦即司马迁“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惟昔人虽有此意,而未尝以今世语道达之,今则姑以名号相假借,曰此新史学也”。

  二、吸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

  中国历史学人主要是通过译介到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着作而开始了解并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产生兴趣的。19世纪后半期西方盛行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20世纪初不少社会学着作译介到中国,如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等。另有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日本学者着作,如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等。社会进化理论强调人类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对中国旧史学“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挑战,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曾将之作为叩问历史谜题的钥匙。
  20世纪初,中国大批学生赴日本和欧美留学,留学生把不少重要的西方史学论着译成中文出版,促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呈现吸取西方史学理论的热潮。汪荣宝根据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的论着,编译有《史学概论》。1903年,实证主义大师柏克尔(H.T.Buckle)的名作《英国文化史》的部分章节,也有中文译版。西方史学理论引入中国,促使一些中国学者看到中西学术差距甚大,遂决定向西方史学学习。蒋梦麟认为当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泥古”风盛,应像美国史学家那样,“扩张历史范围”,“改变历史方针”,“革新教授方法”,以改变中国史学的落后面貌,使之得以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期,不少颇富学术价值的西方史学理论名着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李思纯译法国朗格诺瓦(C.V.Langlois)和瑟诺博司(C.Seignobos)的《史学原论》、何炳松译美国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向达译美国班兹(Barnes)的《史学史》等。
  中国史学人士感到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后,“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中国史家撰写的史学论着亦随之问世,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朱谦之《历史哲学》、杨鸿烈《史地新论》、何炳松的《通史新义》、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等。这些着述从不同角度介绍并讨论了欧美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信奉美国“新史学”理论的何炳松等,结合中国史学研究的状况,提出“建设中国新史学”的口号。“五四”前后,史学界亦吸收传入中国的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如美国杜威(J.Dewey)的实验主义,英国罗素(W.Russel)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法国孔德(A.Comte)的实证主义,德国斯宾格勒(O.Spengler)的文化形态史观等。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尤为深刻,到1930年代末,中国学者有20余部颇有价值的文化问题的专着问世。朱谦之在《文化哲学》中论述“文化之地理上分布”与“文化与文明”等问题时,较详尽地探讨了文化形态史观;雷海宗所着《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即以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英国着名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的着述,也在抗战时期较系统地介绍到国内来。
  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开始接触到来自留日学生译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留日学生马君武在其文末列有阐释唯物史观的经典着作书单,涉及《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等。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对唯物史观原理进行了简要评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神髓》等论述唯物史观着作的部分章节,也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历史,相继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文章,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拓展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空间,亦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则是全面译介、宣传和学习苏联的史学理论及研究实践,对一些具体历史研究问题,几乎全盘吸收苏联学者的观点。例如,在整个史学界广为发行的《历史问题译丛》,内容主要是介绍苏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向中国史学界介绍苏联史学理论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版)和《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内容包括史学理论及苏联史、世界史的断代史或专史研究。受苏联史学理论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热烈争鸣讨论,并批判胡适、梁漱溟、雷海宗等人的历史观。
  中苏关系交恶后,1961年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教材的目标。于是,以此为契机,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被陆续系统地介绍至国内,取代对中国史学发展有全面影响的苏联史学及理论。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着选》及其他西方史学名着的全译本或选译本出版,一些着名史学家开始深入研究西方史学,并有重要成果问世。
  “文革”结束后,中国学习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进入新阶段,其特点是:第一,进一步明确了振兴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目标,必须研究包括外国史学理论在内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第二,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和研究的广度,远远超乎前两次,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改变了过去仅局限于对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第三,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在中国史学史上亦堪空前。20世纪20~40年代,主要限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五六十年代则是全盘接受苏联学者观点,彻底否定文化形态史观;1980年代以来,不仅以严肃的科学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了文化形态史观,而且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其他主要问题,如历史规律性问题、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特点及发展趋势、近代西方思辨历史哲学和现代西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等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四,中外史家交流日趋频繁,中国史学研究走向世界,中国学者对海外史学的了解,远胜外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了解。

  三、关于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规律的思索

  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历来不乏争议,这涉及到历史的科学性和诗学性,因为历史既有实证的一面也有经验的一面。中国史学界自新史学产生以来,对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亦怀有极大兴趣,有人认可历史学的科学性,有人持否定态度,而认为是艺术或其他,还有人认为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自上世纪80年代起,不少学者对史学的科学性提出质疑,重又兴起对历史学性质的讨论。西方学者自维科(G.Vico)、兰克(L.V.Ranke)、克罗齐(B.Croce)到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都对历史的科学性与诗学性发出过诘问。
  中国新史学强调历史的科学性,不仅欲将历史学建得更合理,还饱含要改造贫弱落后的中国,使之富强先进的愿望。陈黻宸于1904年编着的《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说:“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重史学始”,“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
  认为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较长时期里占了上风,而认为历史学是艺术或其他学问的学者则多是从学术角度来考虑的。梁启超的《新史学》则通过强调历史学是要通过发现人类进化的“公理公例”来认定其科学性,“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胡适倡导怀疑与批判的科学精神,主张研究历史应“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傅斯年主张按科学的要求建设中国现代史学,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取得了安阳殷墟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居延汉简和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等可贵成绩。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致肯定历史学的科学性,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发现了历史规律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但他并未将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排斥在科学派之外。他曾撰文指出:“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  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如桑西门,如韦柯,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
  并认为:“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
  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原则。
  中国当代学者何兆武也发现,倘不先认真厘清历史知识的性质,“就径直着手研究历史;那种历史知识就必然是盲目的而又混乱的,有如盲人摸象。那样的历史学就连所谓‘科学的’历史学都谈不到,更遑论‘人文的’历史学了”。如今,人们对史学的性质有了多元的认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历史是科学的诠释学。
  关于历史规律,梁启超认为是存在的,历史研究就应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寻找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说明事实间的因果联系,“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里公例之所在,  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但他后来不再主张寻求“公理公例”,而是主张探析人类社会的“因果关系”,之后他又抛弃了对因果律的追求。“五四”前后,中国一些学者受西方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等思潮影响,开始怀疑、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梁漱溟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一种称为“心”或“精神”的“意欲”决定着发展方向。何炳松认为社会演化的动因是人类内心的动机,“史家所见,皆非本真,盖仅心灵上之一种印象而已”。而人心又变幻莫测,故历史的发展终究是混乱而难寻规律的。
  新史家在早期因急于学术救国,强调史学的实用性,力倡寻找历史规律,以作为国民资鉴,经此番探索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亦随之改变。
  马克思主义学者几乎都认可历史发展有规律。李大钊希望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改造旧史学,“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不过,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规律的理解主要受苏联理论界影响,认为“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研究和揭示生产的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早期有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发现规律”和证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当作历史研究的头等大事乃至唯一目的。郭沫若强调,中国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但黎澍认为,历史学如果把自己的任务只是归结为发现历史规律,实际上又很难达到,于是只好用历史事实去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讲过的那些规律,而且理解和阐释得还未必准确。这样,历史学实际上失去了自己的科学追求。历史学的第一个任务,应当是先把历史事实考求清楚。
  不过,不惧政治权威的学者愈来愈多,质疑我国史学界盲目追求规律的状况并未止歇。“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研究被局限于‘发现’和说明普遍历史规律,历史学家的作用只是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有效性。史学由此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注解。‘人'这个历史本来的主体完全消失了。人的活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  似乎统统都不重要了。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否定,导致了非人性化的史学”。中国史家对史学的规律性认识日益成熟,更多地重视并发现了“人”的丰富多彩的历史!
  结语在反思传统史学弊端的基础上,中国史家仍保持中国史学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并借鉴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方法,创建了自己的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筚路蓝缕,耕耘不辍,表达了自己的历史话语,成果丰硕。
  王国维在甲骨文和金文、汉晋简牍和唐人写本以及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都有精湛研究,其“二重证据法”至今被古史研究者奉为圭臬。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这“四堂”,令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一时蔚为大观。
  胡适提倡用近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游学甚广的陈寅恪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又倡导以诗文证史,开拓搜集史料的新途径;其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在隋唐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和古典文学等方面建树卓着。
  陈垣在历史文献学、宗教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贡献突出,其《元也里可温教考》等论着,极具开拓性。顾颉刚所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产生极大冲击,有功于廓清远古历史的迷雾,他重视金石学和碑志学研究,并注意用民俗学和神话学材料来研究历史。他认为,西方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学者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而并未完全取代以往的成就。徐中舒创造性地把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并在先秦史、古文字学等方面成绩斐然。
  抗战期间,中国史学在艰难环境中茁壮成长,这一时期的史学着述,论质论量都比抗战前有显着提高,有吕思勉《先秦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以及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等,并涌现出一批造诣深厚的学者,如胡厚宣、齐思和、孙毓棠、周一良、贺昌群、岑仲勉、邓广铭、张荫麟、陈述、傅乐焕、吴晗、王崇武、郑天挺、白寿彝、谭其骧、史念海等。在那“国将不国”的峥嵘岁月,还出版了几部有较大影响的“国史”,如周谷城《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柳诒徵《国史要义》等。
  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农民战争等成为热点问题,有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热点之外亦成绩不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等均值得肯定。
  1978年后,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清理了“左”倾思想错误,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条式叙述,拓宽了研究领域,在经济史、民族史、思想史、地方史及文明探源等领域成果喜人。有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梁方仲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2010年版《四川通史》、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
  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等。中国古史界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近现代史研究尤为活跃,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比之前客观全面。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稿》,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2000)》等。
  世界史研究方面,30多年来所取得的进展亦算可观。关于世界史整体、西欧封建制度、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西方政治思想、国别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等问题,不少成果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有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张芝联《法国历史》、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吴廷璆《日本史》、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等。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也在历经坎坷后走向成熟,代表性的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在》等。岁月流走一个半世纪,涌现过刘知几、章学诚等灿若群星的史学家的中国,从如饥似渴学习借鉴西方史学理论方法,到盲目排斥,又到再度吸取精髓,中国史学的复兴梦,在时代大变局的危机中,在战争与革命的动荡中,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中,艰难而又执着地生长起来,它承载着历代史家对时世的认知感悟,融会了中西史学的传统与新法,在诸多领域建树卓着并得到海外汉学界的推重。至今,前辈的佳作仍令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
  美国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Beard)曾说“历史客观性是一个高尚但却达不到的梦想”,历来众多史家为靠近这一梦想而跋山涉水、皓首穷经,如今在新的时代里,期待中国史家能迸发出空前的创造力,为无限趋近历史学的最高梦想而努力,建立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以全球史观的理念和史学家应有的气度,从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ropology)、心态史学(Histoiredementalité)、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等新的视野方法深入研究祖国、民族的历史,并加强国别史研究,书写出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扛鼎之作,为当代中国史学的兴盛尽心竭力,为中华文化的繁荣添枝加叶,为世界文明的画卷涂抹更多中国色彩。

  【参考文献】
  〔1〕〔2〕〔6〕〔10〕 洪治纲主编.梁启超经典文存[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199-202,233,208,208-209.
  〔3〕 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1053.
  〔4〕 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J]. 商务印书馆编.教育杂志,1918,(1).转引自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J].史学理论研究,1993,(3).
  〔5〕 政艺通报[N].1904-10-23.
  〔7〕 李大钊.史观[A].李大钊史学论集[C].北人民出版社,1984.69.
  〔8〕 李大钊.史学要论[A].李大钊史学论集[C].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201.
  〔9〕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J],史学理论研究,1996,(2).
  〔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12〕 何炳松.何炳松文集第四卷[C].商务印书馆,1997.14.
  〔13〕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C].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210.
  〔14〕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人民出版社,1975,159.
  〔15〕 蒋大椿.闪光的思想 无尽的怀念——回忆黎澍先生[J].史学理论研究,1998,(4).
  〔16〕 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J].史学理论研究,1994,(4 ).
  〔17〕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