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的理论与多元主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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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及其帮凶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反纳粹主义者、波兰知识分子、反社会分子与抵抗人士等进行杀害与迫害。在这次屠杀过程中,犹太人是唯一被挑选出来由纳粹有计划地实施灭绝的人群。这一种族灭绝计划被称为“最后解决”,目的是要消灭欧洲所有的犹太人,约600 万犹太人遭到杀害。无疑,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一种超越普通人的理解力的罪恶,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正如英国当代着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那么,随着这段悲惨历史的远去,人们应该如何去认识、再现、阐释这一历史事件呢?

  一、纳粹屠犹的历史阐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
  
  关于纳粹屠犹,人们通常认为,这一事件是由疯狂而残忍的德国纳粹对无辜的犹太人所犯下的罪恶。这一事件具有不可比较的特殊性,因而,在对这一事件进行再现与阐释时,只能将其作为悲剧,并以客观、准确的历史编纂方式来再现。在对纳粹分子与犹太人的认识上,往往将二者完全对立,将前者作为恶魔、刽子手,将后者作为无助的受害者。齐格蒙·鲍曼最初也这样认为“:在这个世界里,谋杀者之所以谋杀是因为他们疯狂、邪恶,并且为疯狂和邪恶的思想所蛊惑。受害者被屠杀是因为他们无法与荷枪实弹的强大敌人相抗衡。

  这个世界的其他人只能观望,他们迷惘而又痛苦……”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代表着绝对的恶的纳粹分子导致了代表着绝对的善的犹太人的悲剧,这一悲剧是专属于犹太人的悲剧。事实上,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价值取向。绝对主义的特点在于,认为存在一个有特定的道德规则的真正道德系统,存在某种普遍的真理;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用以对某一历史事件、现象进行评价,符合这个标准就是客观的、真实的、文明的、进步的,反之就是不客观的、虚假的、落后的。

  但是,这种绝对主义价值取向的最大缺点是,否认人们认识的主观性与标准的相对性,它假设的绝对标准、普遍标准往往以某一特定文化、政治、哲学、种族、宗教等为标准,很容易导致文化中心主义、单一论解释。绝对主义也由于其单一视角而否决了其它视角的存在与合理性。因此,当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指出纳粹分子并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疯狂而邪恶,而只是缺乏思考能力的平庸之人时,招来众人的指责。在阿伦特看来,纳粹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既不蛮横凶残,也不是变态杀人魔,相反,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他并不愚蠢,却没有思想。而这种无思想,是使得艾希曼成为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者的重要因素。“希望能知道艾希曼有恶魔一般的要因,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爱莲心(Robert·E.Allinson)指出,阿伦特将艾希曼平庸化的做法是一种缺乏头脑的无思想的表现,其影响是非常恶劣的,而阿伦特之所以认为艾希曼是平庸的,是因为她被艾希曼蒙蔽了,艾希曼善于表演,伪装成一个怯懦、渺小、可怜之人,且反复说自己并没有反犹动机。对此,爱莲心认为,艾希曼并非平庸的普通人,而是有着精明和博学的头脑“,从他的罪行看,说他是一个精明的屠夫比说他是一个愚钝的官僚更有意义。”

  针对阿伦特的“平庸的恶”的观点,爱莲心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认为恶不可能是平庸的或者普通的,普通人不可能参与大屠杀,不可能做出伤天害理的恶事,如果某人参与到大屠杀的罪恶中,那么他就不可能是普通人。“把恶视为平庸是一种扭曲的、可怕的想法。如果恶被认为是由普通男女犯下的,这就是恶的肇始。”

  也就是说,恶必须被认为是非正常的、堕落的、扭曲变形的,纳粹屠犹之恶更是不可原谅的、畸形的、非人道之恶,是一种极端的恶、绝对的恶。最后,爱莲心指责阿伦特用平庸来解释恶行是一个大错误,“这样的解释简直是弥天大谎”。

  此外,关于如何对纳粹屠犹进行历史再现,也存在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不能用小说或者诗歌等比喻性方式来再现纳粹屠犹这样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只能以史实性的方式来再现。史实性的再现方式能够保证历史事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但是这种再现方式排除了文学、影视等再现方式的合理性,且排除了历史阐释的相对性。在此,美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诗学理论由于主张历史再现与阐释的相对性而备受瞩目、争议。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将零散琐碎的单组历史事件转化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蕴涵开头、中间、结尾的完整故事这一过程,势必伴随情节化解释、形式论证式解释、意识形态蕴涵解释,因而历史编纂势必带有主观性与相对性。

  显然,与绝对主义相比,相对主义由于承认不同时代的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群体的独特性、标准的相对性而 显 得 更 有 说 服 力 。《剑 桥 哲 学 字 典》(The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1999)对“ 相对主义”(relativism) 的解释是:“否认存在确定的普遍真理,有认知和道德的两种类型的相对主义。认知相对主义认为不存在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世界没有本质特性,有的只是人们对它的不同解释。……道德相对主义理论认为,没有普遍有效的道德准则,所有的道德准则都是相对有效于文化和个体的选择。”

  相对主义主张在对某个道德现象或历史事件进行评价时,要将它们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语境中去评价。可见,相对主义对多元合理性的认同、对“他者”的尊重,比绝对主义的一元论标准具有更大的优越性。但是,相对主义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相对主义对多样性、多元合理性的强调,会导致对那些杀人、侵略等不道德行为的认同。就纳粹屠犹事件与海登·怀特的历史阐释理论来说,历史学家对同一历史事件可以采用喜剧、悲剧、浪漫剧等不同的情节编织模式来建构,由此推论,在纳粹屠犹的情节编排与历史再现上,历史学家可以采用喜剧的方式。而对于纳粹屠犹这样的灾难性事件,无论如何是不能将其编排为喜剧的。这也是怀特备受争议的原因。

  二、从相对主义到多元主义:海登·怀特的理论与立场
  
  正是由于相对主义存在种种的弊端,为了在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取得一个有效的平衡,有学者提出了多元主义(pluralism)的概念。多元主义的特征在于,既反对绝对主义的单一论解释,承认其它解释的合理性;又反对极端的相对主义,承认各个文化在本质上可以交流、理解;强调对历史事件、现象的解释要放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放在一个关系结构中。价值多元主义认为,多元化的价值之间不存在价值排序问题,也不存在可比性,不存在哪种价值观孰优孰劣的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在其独特的具体语境中具有各自的不同价值和意义,同时,不同的价值之间并非全然排斥、不能共存,而是存在着共存与相容的可能性。正如约翰·格雷所说的:“价值多元主义最基本的主张是,存在着许多种相互冲突的人类生长繁衍方式,其中一些在价值上无法比较。在人类可以过的许多种善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既不会比别的好,也不会比别的差,它们也不会具有同样的价值,而是有着不可通约的———也就是说,不同的———价值。”

  格雷认为,这种价值多元主义不同于通常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因而,安洛特·易布斯断言道“:多元主义介乎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比相对主义更为公正地作用于我们的批评倾向”。

  由此,多元主义的概念似乎避免了相对主义所容易导致的种种问题。但是,希拉里·普特南等学者指出,那些对相对主义的批评其实是对它的误读,相对主义强调语境的相对性、道德判断的相对性并不等于认同所有的道德取向,因为伦理探究存在客观性,杀人、侵略等行为显然是错误的道德取向。

  同时,相对主义对个体主观性的强调也不意味着对一切客观实在的否认,不意味着一切都是虚无主义。因而,尽管相对主义对主观性、多元性的张扬使得它具有种种的弊端,容易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但是相对主义的这种极端化,只是一种思想上所容易导致的推论,在现实的理论批评中,相对主义是有边界的,尤其是道德相对主义,本身要受制于批评者本身所处时代、文化的道德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价值相对主义虽然是一种理性的必然,但它无疑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里,而从未真正在社会现实中造成价值的虚无,因而并不需要在意。

  也就是说,极端的相对主义会导致批评者所担心的那些弊端,但是这些弊端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推导,现实中通常不会存在极端的相对主义者或者说绝对的相对主义者。海登·怀特在如何再现纳粹屠犹事件上的立场就表明了这点。尽管怀特倡导历史阐释的相对性与多元性,但是在实践中,在如何再现纳粹屠犹事件上,怀特对他的多元立场作了限定,认为在以比喻意义的方式来再现纳粹屠犹时,不同的史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任意的情节编织模式,但是在以字面意义的方式再现纳粹屠犹时,历史学家不能采用喜剧的情节编织模式。

  尽管怀特主张对历史事件解读和阐释的相对主义立场,但是他明确反对将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屠杀解释为一种善的或者文明的行为,也认可公认的对纳粹屠犹解释的善恶标准,更认可纳粹屠犹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他认为,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纳粹屠犹事件的发生与存在,任何认为这一事件不存在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荒唐的,但是,怀特更多关注的是,纳粹屠犹这一事件的存在所引起的诸多问题,比如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对当代社会、与未来、与我们及下一代的相关性何在。对怀特来说,纳粹屠犹是一个人为建构的概念,尽管它的客观存在很难被质疑,但是它的所指却并非固定,它对不同的人比如对欧洲人、美国人、犹太人来说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既然纳粹屠犹的意义不固定,而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因而就可以用不同的意义生产模式去再现,如历史的、诗学的、精神分析的、哲学的,等等。这样,对纳粹屠犹这一事件的再现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如实地表现其真实性,更多的是通过不同的再现方式获得一种历史解释的增殖,从而把握这一事件的存在所可能蕴含着的不同意义。

  怀特的理论与实践的冲突表明,相对主义在价值评价层面存在边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内涵是一致的。怀特曾明确表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多元主义者”,一个“甚至准备好忍受在历史知识问题上的激进的相对主义者这样的标签”的人。

  对于怀特而言,某些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是确定的,但对它的意义却可以进行多元解读。尽管有人给他贴了一个在历史知识问题上的激进的相对主义者的标签,但他并不否认历史真值的存在。正如怀特自己所说的:“我理解的历史相对主义,仅仅是指,至少在历史研究中,对过去一个特定领域的特定再现的真值和权威必须由它和产生它的文化语境、社会情境的关系以及探究它的视角所评定。这并不是说,特定的社会历史学家对于特定的‘事件’,在‘什么是事实’这一问题上不可能达到真实一致的意见,尤其当他们的多种研究是限定在相同的普遍观点,或者建基于相同的思想前提上。”

  也就是说,在历史研究中,在纳粹屠犹事件的再现与阐释问题上,存在客观的纳粹屠犹的历史事件,然而,历史学家在对这一客观的历史事件进行编纂的时候,往往会受制于其特定的时代语境、研究意图、研究方法与视角等,这决定了其历史编纂存在主观建构行为,但是这种主观性是建立在客观的历史事件基础上的主观,而不是对历史事件进行任意阐释的主观。也就是说,不同的学者可以对纳粹屠犹事件进行不同的阐释,但这不等于怎么说都可以,更不能否认大屠杀的客观存在。“尽管怀特认为不同的文化体系蕴含不同的道德评价,不同的史学家对同一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的情节设置模式,倡导标准的多元化、解释的增殖,但是,这并不等于取消一切基本的道德判断底线、是非善恶的基本标准,不等于可以颠倒黑白。价值多元化并不等于认同所有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对历史事件客观存在的认可,对人类公认的一些道德评判标准的认可,决定了怀特不论在历史本体论层面还是在历史认识论层面上都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这种认可也决定了相对主义的边界和底线。

  三、海登·怀特的理论与多元主义的困境
  
  海登·怀特在如何再现纳粹屠犹事件上的有边界的相对主义立场,表明了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在倡导多样性、增殖性的同时,又承认某些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如善、正义等。这似乎使得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都避免了极端的相对主义以至虚无主义的险境。但是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对某些普遍性观念的认可,又在证明着普遍性概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这与其反对普遍性概念的理论基调相矛盾。对怀特来说,一方面他认为对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的解释可以采用多元的相对主义立场,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解释和评价标准;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普遍公认的标准去处理纳粹屠犹的再现问题。这种自相矛盾尽管可以表明相对主义的边界和底线,但亦表明了相对主义在解构绝对主义的同时,也在自我解构。就纯粹的学术活动而言,不需要附加任何的理论前提或者价值预设。然而,任何的学术活动都无法做到完全的纯粹,都脱离不了政治、意识形态有意无意的影响与干预。

  因而,对于如何再现与阐释纳粹屠犹事件,与其说这是一个历史知识层面的本体论范畴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关涉历史意义的理解层面的认识论范畴问题。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对于纳粹屠犹的再现方式的选择,在这一事件何年何时何地发生等具体的知识层面上,一般没有过多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在于以何种方式再现、表达何种意义,而这又是由历史学家的道德评判标准、审美标准所决定的。

  同时存在的问题是,怀特尽管提出,在有边界和底线的历史相对主义理论框架中,可以追求历史事件阐释的多样性,但他并没有解决下面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在那些符合标准、遵守底线的历史阐释中判断哪一种叙述和阐释更加正确、更加完善呢?在相对主义者、多元主义者看来,在善恶边界的范围之内,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阐释都具有同等价值,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也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或者最好的阐释,那么,针对纳粹屠犹的历史阐释问题,究竟如何评价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以及以爱莲心为代表的反对观点。

  这无疑会陷入一种失去合理评判标准的困境。此外,多元主义在实践上将遇到一个关键的难题,即,尽管同一个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述或解释的时候避免单一的视角、避免独白式的叙述,运用多种叙述声音、多声部的方式;尽管不同的史学家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进行不同的情节编织,分别赋予其浪漫剧、悲剧、喜剧和讽刺剧的情节模式以及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不同的意识形态意蕴,但是,这种看似多元的历史编纂、阐释和研究并不一定会形成真正多元化的、异质性的历史。正如伯克霍福所指出的,多元论、多视角、多声部的历史研究容易提出和宣扬,但是不容易实现。伯克霍福结合利默里克对美国西部历史的进行描写的着作,具体论述了多元论在实践层面上的一些尝试和局限。他认为,虽然利默里克试图讨论多种视角,但是,这些视角都被综合和统摄于历史学家自己的“宏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中,也就是将历史学者的立场当做总体视角,而不顾及其他的视角,历史学者的视角仍然是主导性的。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文本之中,如何将多种视角和声音完善地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多元共存的平等对话关系,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怀特的多元阐释理论主张所有的阐释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多元化的前提就是要求对于他者的尊重,对于他者的声音、话语、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尊重,对于他者的知识、真理的真实性、客观性的尊重,而非一味地否定他者、贬低他者、排斥他者,只承认自己的真实、可靠、特权。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各种解释,各种视角、观点、声音并非都平等“,因为观点、声音和话语的真正世界的结构是由权力、等级和社会冲突所决定的”。这是多元论在实践层面的一个困境,也是怀特的相对主义思想没有解决的难题。

  此外,怀特的历史阐释理论尽管将多种声音、视角引入历史叙事中,有利于实现历史的增殖,对于解构传统的唯一性、客观性、确定性的历史阐释具有很大作用,强烈地冲击了我们对于历史的学科属性、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好的历史应该是怎样的等问题的传统认识,但是,多元化也存在着诸多弊端。比如,多元主义者主张从特定的时空、特定的角度和立场去解释历史,具有相对性,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历史解释的普遍性。对多元立场的激进追求容易导致取消评判标准的虚无主义,如果诚如怀特所坚持的,多元立场之间是完全的平等,没有对错、优劣,没有一种主导性的观点、立场、标准,那么,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主张之间就会陷入一种无休止的争论。如何看待那些互相冲突的历史叙事与解释?同时,多视角、多声音、零散化、碎片化的历史叙事模式是否就可以完全取代单一性、整体化、统一化的历史叙事,并且比后者更好地再现过去,更好地实现多元平等的阐释模式,仍然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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