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评论中的共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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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史学批评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与繁荣道路中一个优良的自我认知与总结的传统。其中典范之作当属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刘知几的《史通》是古代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着,其书以史学批评为主要内容。到明清时期,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出现则把史学批评理论在经世致用上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目前学界对刘知几、章学诚二者史学批评也有研究,但仍不充分①。本文主要立足于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面向这一视角而做进一步探讨。

  一 史文关系理论上的共通之点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历程中,刘知几奠定了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基础,而章学诚则对此进行更深层次地挖掘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史学批评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和层次化。其中,章学诚对史文关系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刘知几在《直书》和《曲笔》篇中总结了历代史家在撰述操作上截然相反的“直书”与“曲笔”两种操守范畴。刘知几的思想显然是倾向于撰述的“秉笔直书”,反对“文过饰非”。他强调写史要“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实录”精神。

  在史书的文风上,他强调史家写史贵在“质朴”,不可“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否则就会导致写作中以文害事。面对隋唐时期史、词、句繁多,毫无推敲、探究等弊病,他要求史家写史中应要做到: “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荡”。

  而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了刘知几的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之法,并强调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秉笔直书”精神有进一步的阐释。章学诚强调史家应“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即史书书写中尽量尊重客观史实而不要过分地掺杂个人的主观成分。

  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批评主观臆史等现象。在《章氏遗书》中,章学诚引《道学》、《儒林》二传之间的差异,指出“史家法度,自学《春秋》据事直书,枝指不可断,而兀足不可伸,期于适如其事而已矣”②,客观地评价了《宋史》对此问题上自有的价值,批评了后世学者对元代修史者一概而论的主观态度。他指出,如这种“大抵束书不观,全凭臆测”③的史学风气继续发展,后世观之今史,就无法窥究今之史学全貌,且这种不良的着史之风也会随之蔓延下去。

  其二,注重疑古惑经,讲求辨证史义。贯穿于刘知几《史通》全篇另一重要思想即是对先圣及其史书等的怀疑精神。刘知几专辟《疑古》、《惑经》两篇探讨,对《尚书》和《春秋》两经中的矛盾及其不符之处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十项怀疑和十二条“未谕”。他“以实录直书为贵”的评价标准,对许多“真伪莫分,是非相乱”的史书、史实进行大胆的怀疑和批判,而且还引入对历史的“辨证史义”问题的初步探讨。

  总之,刘知几的这些批评实践与其在《自叙》中夫子自道的“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戒焉,有讽刺焉”的史家追求是一致的。这也就为后世史书义例奠定了明确的判断标准。

  而刘知几关于“辨证史义”的初步探讨,后经章学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章学诚意识到“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不难看出,章学诚强调的是史家对“史义”更深层次的“史意”的领悟与掌握。在《书教》篇中,他从理论高度对这一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圆神方智”、“藏往知来”,“别识心裁”是“史意”撰述的要旨所在,“凡此皆申明重撰述而轻记注之旨也”。而“别识心裁”又是“史意”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同时,他自觉把其“史意”区别于刘知几的“史法”。

  ④总之,章学诚尊崇孔子作《春秋》之旨⑤,这既是对刘知几“惩恶劝善”的史意继承与完善,亦是对其史学核心的点睛。

  而孕育了章学诚经世致用之用心的《文史通义》,自然也包含了“史意”这一核心价值。

  其三,注重文史差异,反对以文衡史。刘知几认为史笔之形成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

  史书原先是以文学模仿的形式来记述历史发展的原貌,这也验证了“文之将史,其流一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史与文逐渐分离,而且逐有从文中脱颖而出之势。但魏晋时史与文关系上却也存在很大弊病,如“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拟古而不类”等。

  因此刘知几主张必须因俗、随时地筛选、甄别文与史的关系,反对以文衡史。而对于文、史所体现“较然异辙”的差别,章学诚亦有注意,并将此文史间差异进一步从理论上展开论述。章氏论“文”、“史”最主要的是从“文辞”方面破题。在《史德》篇中,章学诚将史文之撰述比作衣服和食物,并指出只有“质朴”与“中正”方能有好的史学着述问世,“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之大体乎?”

  但史离不开文,没有文的帮衬史也会如死水一潭,读之如味同嚼蜡。所以处理好史之“中正”,方能彰显“史”之文辞。同样,章学诚也反对史文过分地彰显词句,他说: “文士为文,不知事之起讫,而以私意雕琢其间,往往文虽可观,而事则全非,或事本可观,而文乃不称其事”⑥。

  可见,在对待“文”、“史”关系的问题上,刘知几与章学诚都一致深恶痛绝将史附文,以文视史。二者希望通过对文、史的阐释,将史的编写从文学的泥泞中脱离出来,重新还原史的本来面貌,这也体现了二者有“惩善去恶”、“化成天下”和“经世致用”史家人文关怀。

  二 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上的共通之点
  
  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批评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还表现在批评原则与方法上。这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追本逐源,切合史实。刘知几强调史家着史要依据详尽的考证,追本逐源,切不可人云亦云。“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 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

  他以汉魏时期一些学者为例,指出他们因缺乏考证史实而全盘接受对《左传》“贱夷狄而贵诸夏”的观点,“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而此种说法在刘知几看来属于无稽之谈,因“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以这种方法作史,“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可见,强调追本逐源和史实切合是刘知几史学批评理论中一个重要原则与方法。

  章学诚亦反对没有源头,不切实际的史学考证。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他以探究诗话渊源为例,批判性地指出后世的探求诗话者“沿流忘源”而“不复知着作之初意矣”。主张“知溯流别”,进而“探源经籍”“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在章学诚看来,只有考证清楚了典籍的源头,才能窥见史书的全貌,否则就会导致“学术不明,而人心风俗或因之而受其敝矣”。因此,强调追本溯源,源流互质,也是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一项重要原则和方法。

  其二,考究时世,论世知人。刘知几认为史笔之形成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而形成的。在此期间,史家史笔的形成与发展都反映着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不同特色。史笔有其自身演变历程,但若一味仿古,而不予以因俗、随时地筛选、甄别,终究会导致史文的无意于时。“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可见,刘知几对魏晋唐初以来一味仿古之风表示不满。他以朴素的进化史观为依衬,认为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史风,史笔也需以及时地发展变化,承接传统固然重要,但过分地一味鹦鹉学舌般仿古只能失去时代的活力与气息。因此,刘知几在批评“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现象的同时,指出一味师古,而不考究时世的话,很难给后世留下可以评判当代特点的史学风气。

  对于章学诚来说,考究时世不仅仅反映在史笔文风的上,更多的则是在对古之学者的书籍、观念等评判上,“学者能读前人之书,不能设身处境,而论前人之得失,则其说未易得当也”。⑥章学诚主张,评判某一古人或某一论断时,必须要设身处地理解古人或其论断背景。“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可见,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原则中也讲求实事求是的客观历史标准,这与刘知几坚持尊重古之文辞的特色是一致的。

  其三,依据史料,反对无稽之谈。刘知几在《史通·疑古》篇中,通过对尧舜禹时期史料的揣摩与解读,提出了对《尚书》的十点疑问,进而批判了后世史家不根据史料却记录不真实的史实的现象。“贾逵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

  在没有充足史料的依据下,史官们为了取悦当朝统治者,而胡乱添加历史。就如对秦魏之战的记载,在没有春秋史料下,而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这种无稽之谈根本没有注意到“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其结果也只能是“其理悖矣。”

  刘知几随后又指出《春秋》记事中亦没有根据史料的记述,而仅仅凭借他国来者片面说辞就将此段历史公诸于史册,这种没有考证的史实当然不能称作真正的史料,也必然对后世史家修史造成极大的影响。

  章学诚对此原则与方法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将之规范为“记注”和“撰述”。“记注”就是对史料的编辑整理筛选,“撰述”则是对史文的掌握运用。章学诚引《周易》说明“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知来者知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 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可见,章学诚主张“记注”是史着的基础,“记注”基础上的“撰述”方能彰显史的本质。而“记注”的完善又是建立在全面搜求史料的基础上的。史料对于刘知几和章学诚来说意义重大,对于史家修史来说更如连城之璧。

  三 史学批评者自身修养上的共通之点
  
  对史学批评者自身修养问题的探讨,章学诚对刘知几的继承与发展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提出。刘知几对史家修养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对“史才”、“史学”、“史实”的提出与阐释。“史有三长: 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 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在刘知几看来,“史才”、“史学”和“史识”是史家必须拥有的,分别指的是掌握文献的能力、对文献知识的融汇和领略、史家的胆识和器局。并指出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史家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方面的品质,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着作。此“三长”中,他要求史学家不仅仅能做到“秉笔直书”、“惩善去恶”,更重要的是一种对“史识”的领悟能力,即忠于史实的品质和献身精神,这才是史学的重中之重。

  然而,作为后学的章学诚认为,“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此,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修养论的基础上,章学诚继续深入和探讨了史家修养问题,并引入了“史德”的概念。章学诚认为“才”、“学”、“识”只是史家应该具备的修养基础,“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仅仅此三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另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史德”。只有如此,才可做到着史中“慎辨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

  其二,从“史识”到以“心术”论“史德”的内涵。刘知几将“史识”作为“史学三长”理论的核心所在,并以此区别了“文”与“史”,史笔与文笔、史家与文学家,指出从“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到“文之与史,较然异辙”的转变,进而批判了“文非文,史非史”“刻鹄不成反类于鹜”的现象。

  而章学诚却引从“心术”来解释“史德”的内涵。有学者已指出,“史家的史识以史德为根基,所以,史德对史识显然是一种约束。由于有史德,史家的史识便显得收敛、平实; 由于没有史德,文人的史识便显得放纵、怪异。所以,章学诚不同于刘知几之处就在于他不把史识看作最高的标准,而是在史识之上又设置了更高的规定,即用史德来约束和规范史识”。章学诚以文史有别为立论点,指出文学家“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可知,“文德”与“史德”最大的差别在于史家需要有对“心术”的认知。即章学诚强调的: “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呜呼可哉”!“心术”不仅仅关系到了史家自身的史学素养问题,还能直接影响到史家对于史文的撰述。所以他有“心术不可不虑者”、“心术不可不慎也”的箴言。欲为良史家,就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术”,这也即“史德”的具体内涵所在。

  其三,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刘知几认为史家的“天职”,主要在于写出以“师范古今”“劝善惩恶”、“化成天下”为旨归的良史之作。只有那些敢于秉笔直书,不虚加“妄饰”,不畏强权折腰的史家才是真正的良史家。因此,刘知几认为在“才”、“学”、“识”指导下不妄饰与“直笔”是史家“天职”的基础,不妄饰是对史家史笔的要求,“直笔”是对史家记事的要求,两者相结合,方有“不掩恶,不虚美”的好的史文的出现。

  而对章学诚来说,他不仅继承了刘知几“天职”观的内涵,更将其融入了客观史实中做更深入的探讨。他说“史之义处于天”,即史学的大义出于天道。而“道,公也; 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 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 天者何? 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

  对史家来说,这就是要求其做到不以主观臆断去书写史或不把其主观意识凌驾于客观历史之上而造成“害于道矣”。而尽天道又以“心术”的归正与否为参照,这也即章学诚所倡导“心术不可不慎也”之意义所在。由此,“心术”影响着史家“天道”的形成,这也影响着以“史德”为追求的史家修养。而“心术”作为“史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史德”则是史家修养的内在修养要素。不难看出,章学诚对史家的“天职”的认识,含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

  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两座高峰———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与体认,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而其最重要的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如瞿林东先生所言,刘知几“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原理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仓修良也指出,章学诚“正是在总结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做到了详其所略,重其所轻,把封建时代的史学理论大大向前推前了一步”。可见,对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批评遗产的深入总结,仍是后世史学发展道路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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