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年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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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庆年(1863—1929),字善余,号石城乡人,晚年自号横山,人称横山先生,江苏镇江丹徒人。作为清末民初知名学者,善余先生在经学、史学、教育改革、图书馆建设等方面均有精深造诣。然迄今为止,学界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学方面,对其史学方面的研究仍付之阙如。善余先生自幼聪慧好学,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后曾在图书馆、通志局及编译局等机构任职。在武昌,善余先生曾长期执教两湖书院,授史学。善余先生之经史成就,于清末民初闻名海内,“其治学之谨严,撰著之丰富,辩才之无碍,为人之德行,为当时大江南北诸名士敛手推服。”

  张之洞识为异材,著名学者唐文治称其“腾踔百家”。善余先生平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主要有《中国历史教科书》、《两淮盐法志》、《五代史略》、《兵法史略学》、《西石城风俗志》、《横山乡人类稿》等,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一、“通今致用,史学所急”

  胸怀天下、学以致用是中国传统儒学的精髓,也是传统士大夫永恒追求的至高境界。善余先生出生于晚清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私塾教师,善余先生幼承庭训,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后善余先生“从学于五母舅柳幼安,习举子业。”光绪八年(1882年),善余先生补县学生员。在此期间,善余先生刻苦攻读,“纵观书肆多年企求而未得之书,家贫力不能致,则就书坊内迅读之,归寓苦忆而疾录于纸,其勤学如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善余先生赴江阴南菁书院,为学政王益吾器重,“得尽读南菁书楼藏书,获交四方知名之士”。父母的耳提面命和循循善诱,师长的谆谆教诲,江南浓郁学术环境的耳濡目染加之长期的博览群书和刻苦钻研,为善余先生后来的治学和著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舜徽谓其早岁“肆力经史,功力深厚”,实为持平之论。善余先生之博学多才亦为王先谦、黄以周所激赏:“吾门得一汪容甫矣!”

  光绪十四年(1888年)善余先生考中戊子科优贡生后,鉴于官场腐败,即不再劳思于功名,“只愿讲学不愿做官”。先后在江苏、湖南、湖北等地讲学著述多年。但其经世之志,报国之心始终未曾泯灭。张舜徽所说“大氐庆年早岁专治经史朴学,后乃讲求实用,故前后所学异趣”,似为不妥。善余先生深谙朴学,对乾嘉考据学家学术经世之理念似早有察觉,在谈到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时,善余先生曾说:“尤切,经世每下一语,深切著明,皆精义入神,关涉世用。赵氏札记,多发大端,每朝要事,必稽合史传,赅贯首尾,纬以议论,得失昭然。故均于注文,多所钞纳。其于他书间有择录,碎义曲说并从摈弃,无关致用缓治焉可矣。”《上张广雅尚书》,卷十因此受乾嘉学派学以致用理念之影响,善余先生意欲通过对经典的研习,“循着稽古—通经—明道—救世的治学路径,探寻经典本义”,从而实现其学术“经世”的终极目的。晚清国势日蹙,善余先生以一个传统士大夫所特有的历史责任感,讲求实务,留心国事,试图用自己所学为社会做贡献。他参赞张之洞、端方幕府最久,张之《洋务辑要》、端方之《列国政要》皆出其手。他曾和缪荃孙一起主持江楚编译局、江南图书馆,先后摄任两湖学务、长沙图书馆监督、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湖北译书局总纂、江苏通志局总纂等职。善余先生的博学多才和聪明睿智也被张之洞和端方认可,端方曾多次向清政府荐举《请奖书院监督分教折》,卷二;《荐举人才折》,卷十一,善余先生皆婉辞不就。虽然终身未仕,以“讲学论道”自得其乐,但却时刻关注国计民生。实际上,“‘讲学论道’与‘从政问俗’都是儒家信徒的基本行为,前者是在野知识分子(包括入仕之前和致仕之后)应当遵守的社会行为,后者则是从政之后必须履行的职责。‘讲学论道’与‘从政问俗’是一种承接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必要精神准备,后者则是前者的活动目的。”

  “经世”乃治国安邦、治理世事,治国安邦不仅仅囿于“从政问俗”。基于此,我们说,知识积累、学术研究、讲学著述、教书育人本身就是“经世”之举,如顾炎武在写作《日知录》时所述及“明学术,正人心”《先生初刻日知录自序》。况善余先生在长期的讲学著述生涯中,亦时刻关注国计民生。如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先生忧心如焚1897年12月。同年,张之洞以善余先生“精地学”,偕善余先生勘查京山唐心口堤工,“他人方饮酒赋诗,而君(善余)独步荒郊,挈测器实地勘验,并访野老详询疾苦状,文襄尤器之。”

  林江汪巩庵见而异之,誉为今日之顾亭林(炎武)。在任江南图书馆坐办期间,善余先生还以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签订了东沙岛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善余先生的这一举动“海内缙绅交口称颂甚矣,通人之有益于邦交也”。

  《两淮盐法志》的修订是善余先生以史经世的重要体现。光绪十六年(1890年),应王鼎丞之聘,善余先生理董《两淮盐法志》档案,人推为“理棼能手”。众所周知,盐税为清朝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而两淮盐区是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区。因此定期修订《两淮盐志》,总结利弊得失、政策成败是理财的一项重要工作,统治阶级对此无不重视。这次《两淮盐法志》的修订,时隔八十余年。此次重修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一月开局起,至十八年(1892年)十二月全书告竣,阅时三载之久。所依据的资料,据统计,“盐政钞存之案至二三百束,各场开呈之折、直省檄调之卷又不下数十册。循文寻览,如入幽谷,谬葛纷纭,懵无所择。”

  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善余先生凭借扎实的史学考证功底,“鳃理二载,切磋互发”,最后终于得以修订完毕。在此基础上,为了有一个便于查询、简明扼要的纲要,善余先生又撰写《两淮盐法撰要》二卷十八章。“自盐产之微,至国用之大”无不具备。王鼎丞本来自己要写一个简明扼要的《淮鹾歌诀》,看到善余先生著述后大为叹许,从而放弃自己的写作。《两淮盐法志》的编纂充分显示了善余先生扎实的学术功底和驾驭史料的能力,展现了其对理财的真知灼见,同时也实现了善余先生学术经世的报国之心。

  《兵法史略学》一书的撰写是善余先生学术经世的又一体现。善余先生对古近代中外兵法史的研究,多有创新,“特别是在两湖书院开创‘兵法史略’这门课程所写讲义,不胫而走,被认为‘通今致用’,足资借鉴,为世人所高度期许。”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内忧外患,国势日蹙,张之洞等洋务派首领力推富国强兵之计。时善余先生在两湖书院讲授史学,张以善余先生“于兵史粗有所涉,史略一学遂令承乏”。善余先生指出,“泰西强国,兵之得力,全在以兵为学者之事,非小人之事。”

  对于胡林翼所言“书生不知兵,为天下大患矣”一语,善余先生尤为赞许。在“求其洞悉一时局势,言之关今日鉴戒者,尚无其书”之情势下,善余先生怀着迫切的救世之志,愤而撰著《兵法史略学》一书。《兵法史略学》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主要论述春秋时局及战势兵事,间或贯串己意,论列中外近事,以见世变。它开拓了中国兵法史研究的领域,充满了御侮图强的经世色彩。该书“于春秋大势挥发无遗,有参会时局以惩毖得失。论者谓其有无穷血泪,为多年来唯一救世之书”。正如善余先生在序中所说:“著明前验,参会时局,以资惩毖”,期于今日有所鉴戒。如果说,“胡林翼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撰《读史兵略》是为了‘用于剿贼’,那么,善余先生在外患日亟之际,撰《兵法史略学》更主要的则是为了达到‘御侮’的目的”。在该书中,善余先生学以致用、学术救世之旨趣溢于言表,他要通过是书的编纂以期达到“识古义,考近事,周知中外,然后不为坐而待死之计,以自愚误国。”

  书成后,梁节庵监督为之排印,持示张之洞,张认为其“切时事,有实用,命为雕播”。之后是书翻印不绝,好评如潮。该书作于1899年,1900年复经修订,厘为二卷,由两湖书院正学堂付刊。

  1920年重刻时,吉林徐鼐霖在中说:“陈子庆年所著《兵法史略学》,……玩其辞,凡类举外国,即所以鞭策中国。凡类举古事,即所以针砭今事。援据详实,条理昭晰,于春秋行事奥旨既多所发明,究其旨趣所归,则务在提撕国人,……不致终受强者劫持,以至忽焉以亡,傥亦针膏肓、起废疾之意也欤?”《叙》《辛丑条约》后,善余先生目睹朝政之腐败,先后撰写了《柏举战史》、《吴越战史》各一卷。《吴越战史》前后序痛言立国之道与国民如何生存,繁陈博引,洞达幽微,深得侯官陈石遗之叹赏。

  善余先生恪守以史经世之原则,但另一方面,善余先生更强调史学的“求真”。善余先生喜搜资料,“凡经济研究资料、外交史料、风俗史料、近代史料、舆地史料,无不搜集以备用。”这为善余先生“求真”治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善余先生著述中的诸多考证文章即为例证。善余先生常谓人曰:“史学者,首重史实,文章史实有时不能两全,宁失于文而毋失史实。”闻者以为治史之名言。善余先生于清末引起士林重视,“主要是史学成就,尤以史实求真令人折服”。因此,在善余先生身上,“求真”与“致用”并非对立,而是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二、“治史之要,莫要于节”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梁启超语)”,如何挽时局于未倾?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认为,必须坚持“中体西用”,故作《劝学篇》。他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在这里,张强调了“中学”之重要性。那么,如何“存中学”?张认为,“宜治要而约取”,因此在《劝学篇》中专设《守约》一节予以论述。在是篇中,张详说“经说编例”。对于“治史之法”,张“仅归崖略”。因史书“编辑义例无所据依”,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谓但就《纪事本末》与《通典》、《通考》约为节本,不必问。或谓正史但节各《志》,不必问纪、传。或谓摭拾他书略差义类,不必录正史原文。或谓既分代编史以为定本,不应去旧史体裁。”

  《上张广雅尚书》,卷十善余先生认为,“治史之要,莫要于节”。其依据是“古人作史,从此入手”,并详举“司马迁网罗旧闻而为要删,以示成学”、“刘知幾历诋诸家而拟点烦以省周览”。诚然,历代史家对史书的详略问题都极为重视。刘知幾在《史通》中亦多次探讨,如在《载文篇》中提出要“拨浮华,采贞实”,对“悠悠浮词”,要“皆不之取”。在《叙事篇》,他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在《书事篇》,他又提出“记事之体,简而且详,疏而不漏”,并且批评了“近史之烦有四”《书事第二十九》,内篇,卷八,126-127。善余先生说:“前人非此不能述作,今人非此不便颂习。”为什么“文约而事丰”如此重要?为何“今人非此不便颂习”?因为“今正史至三千二百余卷,通鉴六百余卷(兼续通鉴,明通鉴在内),纪事本末七百余卷(兼宋扬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在内),此皆史学必应阅者,而诸家考史之书,又可数百卷。摭拾所及,或仅细故。”如此繁富之史籍,将使后学“浩穰至此,卒业无期”,故人多不治史,治之而亦无成。其实,汉志在言学者治经之弊时亦曾有类似表述,“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并谓之“此学者之大患也”《艺文志第十》,卷三十,288。那么如何挽救这一局面,善余先生曰:“刊繁文以守约,扫群碎以治要,程限易赴,而后史学始立。”

  《上张广雅尚书》,卷十善余先生重申:“此非一人之私言也,汉志言之矣,曰:古之学者,玩经文,存大体,三十而五经立,用日少而蓄德多。汉儒欲救治经之弊,非玩经文,存大体,不能使其学之立。”《上张广雅尚书》,卷十于是善余先生将“存大体”之方法移用以治史,就五代史“去浮存要”,成《五代史略》。善余先生强调此处所谓略者,“乃要略,非简略也”。在此基础上,善余先生提出节史之八条准则《上张广雅尚书》,卷十,这八项主张是:

  一.省约本纪之法。本纪为史事之目,欲识史事,先识事目。因本纪事目最详,故善余先生认为应从此入手,至于百职迁除,千官黜免,刘知幾列为四烦之一,可一并加以刊落,以免琐碎。

  二.节取列传之法。因本纪事纲已立,凡列传事与本纪事相关者皆取之,无关者舍弃。为便于检索,应编全目于前。这样,节存之篇机要可得,舍弃之传姓氏亦不至湮没。

  三.会通纪传之法。刘知幾云,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二体互补。故凡列传文所说事语与本纪文仅有详略者,可只存本纪文。若与本纪文互为补充,应为节存。凡本纪文所记载,列传详备其事者,则于本纪文下注曰:“有传”。

  四.酌存体裁之法。纪、传、志、表,各史沿用,今编简本,有所删节,不应当改换其本来面目。

  五.分别篇题之法。欧阳修之《新五代史》于本纪后次以家人传、梁臣、唐臣、晋臣、汉臣、周臣传,又次以伶官、宦者传,然后以杂传结束。

  因各代之臣并非仕于一代且奸佞亦多,这样以朝代归类且以杂传终结的著史之法,未见妥当。因此善余先生认为,今之题名曰列传,取与本纪中事纲互为补充,不再沿用其旧称,以免产生异议。六.详节事语之法。对于鸡零狗碎非重要之事,可全删之。对于刘知幾所云之“浮词”,包括“虚益散词,广加闲说”,则“剪伐其枝叶”。这样才能够做到“文约事丰,述作优美”。例如:张彦泽传记,其脔杀张式一事,文多至百余字,善余先生认为,其实只存传文“骁悍残忍”四字,足以说明一切。七.发明去取之法。“通今致用,史学所急”。善余先生认为,对于事关鉴戒之大事,可少加议论论之。八.采录注语之法。善余先生认为,采集已有之说作为注语,附于当事之下,这样可使读者了解并有所甄别选择。这八条主张“雅达广揽,具见有识”,得到张之洞的认可,为编写教科书提出了一个可行方案。

  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新式学堂课程教学变革的需要,及时提供学校迫切需要的“简而赅,博而要”历史教科书,善余先生通过增补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匡其乖误,补其漏略,成《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历史教材以供学生使用。在是书中,善余先生陈述了作为历史教课书的标准并阐述原因:“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隘,而后足以为教科,三者一不备焉,皆无当也。

  夫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汉志言治经之弊也。而自来治史之弊,故类于是。为此学者以是之故往往其业不就。”善余先生强调,作为教科书的史书,仅仅“文约事丰”是不行的,还必须自成体系,“夫治史而不言系统,纲纪亡矣”,“夫所贵乎史者,岂第以其文之约哉,殊远近,别同异,日日而次之,月月而续之,弥历岁时,而不知其所会此,如聚沙然。吾手虽勤,不可得而抟也。”同时善余先生还指出,历史教科书应当做到“历史全”和“知识全”,并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完全知识之器械也。余观日本所为东洋诸史,庶几其近之欤。”善余先生提出的这些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原则被后世教材编写者奉为圭臬,至今仍可借鉴。

  《兵法史略学》是善余先生在两湖书院执教期间编纂的又一部简明扼要的历史教科书。全书以接近章节体的以课为题的形式编成,因事立题,分篇综论。这种新的教科书体,叙事条理,文笔简要,适应了新式学堂教学课程变革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史书体裁的突破。《兵法史略学》的编纂体例也不同于一般兵家抄撮成书的资料汇编,而是一家撰述之作。该书“文约”而“事丰”,时人颇多赞誉:“陈子当清季以其学驾说江湖南北,故于广厲学校之图尤三致意,可谓发愤而有作矣。……益阳胡文忠公林翼抚鄂时,曾有读史兵略之辑,……足姿考镜。陈子是编简明切要,较胡集尤为适时。”

  “简明切要,较胡集尤为适时”是该书最大的亮点,也是善余先生实践其史书编纂思想的重要体现。《吴勤惠公年谱》两卷也是按照这一编纂原则编写的,善余先生自谓关于吴勤惠公“旧稿丛集至十余册,丹墨凌杂,猝难就理”,通过屡写净本,最终“刊去芜累,辟榛瀹源,端绪乃出”,然后“商榷义例,定为斯篇”。

  该年谱“文省事存,取则曩轨”,既保存了重要史实,又简明扼要,不失为谱牒学中之佼佼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善余先生又师司马迁和刘知幾撰史之法,成《五代史略》、《通鉴纪事本末要略》。这些著述“体例纲举目张,要而不繁,朗若观火,便初学史者能有捷径可循,免望洋而兴叹也。”在与师友通信中,善余先生亦多次强调这一编纂思想。如光绪二十四(1898年)年致书汪康年谈及报事之“洋文译编”,善余先生认为“尤宜刊落浮词,多存事实。翦伐枝叶,方得直干。”否则将出现“端绪纠纷,非深思不能明其义意”,此谓“报之大忌”1898年8月19日。宣统三年(1911年),善余先生与缪荃孙书,建议整顿《志书》应“先定义例,示以标准”,这些标准为“一、凡列入正文大字者,必须将公牍字面及彼时口气通行去净。二、事实见于奏牍者,总括其大体叙入正文。如有必须详其委曲之处,则兼载其原文别为细书。三、奏牍往往兼叙前事,载入《志书》必须节去。四、奏牍于事实以外,或有拟议未办之空论,必须节去。五、局所各项章程,须总其事义,缀叙入志,不可全抄其文字,更不可沿用其格式。”

  1911年7月2日善余先生撰写的《拟重修〈四库全书〉条例》亦充分践行此编纂思想。

  善余先生极为重视史书的详略问题,但却并非过分强调简略。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善余先生在南菁书院求学期间,曾撰《元修三史〈宋史〉最繁〈辽史〉最略说》一文。在此文中,善余先生首先解释了《宋史》繁和《辽史》略之原因,认为“势使之然”。但也对二史提出了批评,“然究论二史,则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摭拾利病,可得而言”。善余先生认为不能以“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之多少”。对于“年浅近者,撰述多备,国阴隔者,记载不详”之状况,善余先生予以强烈批评,认为“理则不然”。因此评价史书的好坏,并非越简越好,该记的一定要记,不该记的不要记,否则会出现“事有妄载”“言有缺漏”之状况。此论与刘知幾如出一辙。

  三、“治史则以致详于乡土文献为兢兢”

  善余先生学术著述颇丰,其“平生著书校籍,都凡千余卷至不可胜纪。今著录者,十之四五而已。”三编卷八此著录者中,以乡土学为著,善余“于乡邦文献尤为致力”。在阐述乡土学与爱国之关系时,他说:“窃以为教育指归,至令人爱国而极矣。然爱国之理,必先由于知国;知国之源,必先基于知乡。东西教育家谓,舆地能养成生徒爱国心。又言,观治历史者之多少,可以验爱国心之多少,其重视此二学如此,然其致力之法,必自乡土地理、乡土历史始,以考察乡土之方法,而考察一县,以渐被于全国。以仁爱乡土之思想而仁爱一县,以渐被于全国。”

  《与黄鲜庵学士书》,卷十善余先生认为,乡土舆地知识缺乏是“内力不发”之重要表现,也是“天下之患,莫患于外势日逼”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知识内充”,势力才能“外拓”。而目前乡土学教学的形势却并不乐观,正如善余先生所言:“今之教舆地者,于殊域之山川,列强之局势,移译指画,齗齗而未有已。无已,而言本邦,其于职方之概略,与夫直省之沿革,摭拾构缀,或亦不患其无辞。独至于州县一方之地形,校舍附近之情状,胫腓之所能周,耳目之所能察者,教员无其法,教科无其书。”

  《与黄鲜庵学士书》,卷十鉴于此“内力之所以日缩,而国势之所以不振”之状况,善余先生决定“扩张此学”。其时张之洞“奏定章程”,“颇重是学”,端方亦“来抚吾苏”,善余先生希望借此“可成微志”。倘能在家乡舆地学方面有所贡献,还希望能够在湖北推广此学,以便将乡土舆地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为更好地开展乡土学研究工作,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善余先生致书丹徒县令宗加弥,就县立学堂将裁撤测量经费一事据理力争,再次阐述乡土学之重要性:“查奏定学堂章程载明小学堂课程应先授以本处乡土地理、乡土历史,其事经东西教育名家推证,其义毫无可易。”

  《与丹徒县令宗加弥书》,卷十善余先生离鄂赴苏前,曾致信黄绍箕,谈及不久将离开武昌,感慨之至,谓实非得已,盼代为致意:“弟自到鄂以来,蒙宫保师帅礼遇,极见优异,感激至深。前年(1902)京师大学堂,上年(1903)南洋公学,及江西大学堂,均损重币,必欲罗致,皆以鄂馆义不可辞,婉言谢去。见在鄂垣,兼有二、三馆,岁可二千金,叨窃非分,自知尚明。顷拟往苏,实为地方义务与乡土一学起见,公义所迫,不容自诿,并非于廪饩一层别有奢望。俟到鄂后,将秋季讲课略为料理,即欲离鄂。区区之愚,敬希代达。至为鄂所编历史,必始终其事。续编之稿,当陆续寄印。”

  《与黄鲜庵学士书》,卷十“实为地方义务与乡土一学起见”一语情真意切,表达了善余先生对乡土学的挚爱之情。校刻乡贤遗书是善余先生在乡土史学方面的重要成就。善余先生父子贞曾钞集乡邦旧闻,成《京口掌故丛编》。受此影响,善余先生载归江南时先后校刊了大量先哲著述。“遇吾邑先哲遗书必为钞存,兼掇遗忘,渐更鸠聚,校写不为疲也。”《〈横山草堂丛书〉序》,卷二如张莱《京口三山志》、郭天赐《云山日记》、张崇兰《古书尚书私议》等。这其中有“唐人的诗集、宋人的辞令、元人的笔记、明时的地志、清时的史志”等多方面题材。每种书前后,均有善余先生自序和跋言,说明“刊刻的原因、底本的来源、版本的价值、以及作者的生平简传”。至民国后,关于乡邦名人撰述“自唐暨明,有板于吾草堂者,每朝遂各得数种。”《〈横山草堂丛书〉序》,卷二于是遂有《横山草堂丛刻》。

  俞明震为善余先生题横山草堂图,赋诗称赞善余先生热爱乡土之情怀。

  1910年5月在善余先生校刻的乡邦文献中,宋嘉定和元至顺两种《镇江志》最为重要,“宋元二镇江志,旧从《永乐大典》录出,馆臣未经编定。”《读钞本〈至顺镇江志〉》,卷十二嘉庆年间,阮元得抄本送存焦山书藏。此二志道光年间由镇江盐商包良丞刻印,“然传布无多,经咸丰之乱,墨印益稀,板片盖久失矣”。善余先生“笃嗜宋元两志,多方从人通假,舟车所至,心携以自随。光绪丙午编书焦山松廖阁,观书藏抄本,欲为雕播。”《〈嘉定镇江志〉跋》,卷三二志虽经仪征刘文淇详校,但仍有诸多讹误,善余先生便取焦山抄本反复校雠,稽撰其异同。“丙辰夏间卒业于西津江楼,居忧以来,复为理董,成《嘉定志校勘记》一卷。”《〈嘉定镇江志〉跋》,卷三虽然对两种《镇江志》进行了认真的校勘,但得知京师尚有《万历镇江志》和高一福的《三山志》,善余先生便托缪荃孙设法抄录,后又乘其学生杨自荣赴京之便,再致信缪荃孙:“昨上一禀,计已在道。京中书手更难于他处,受业固知之,但江乡文献,即有所闻,听其无传,义又不可。兹以杨生自荣入都之便,特以此事重重付托。如雇得写友,先抄高一福《三山志》,后抄《万历镇江志》,求函丈在馆中代为介绍,与以抄写方便,感且不朽。”

  1911年9月23日善余先生修志之严谨、痴爱乡邦文献之心情于此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善余先生还搜集了诸多乡邦遗事,撰写了大量有关家乡历史方面的文献。如《横山乡人类稿》卷四《顺治镇江防御海寇记》,卷五《道光英舰破镇江记》,卷六、卷七《镇江剿平粤匪记》诸篇,篇篇数万言,“博稽记载,兼采传闻,搜集乡邦遗事,详尽不诬,信足补史乘之缺佚,考一时之变故也(当时丹徒属镇江府)。”

  善余先生还撰写了《镇江新城考》、《崇宁砖题识》、《天圣明真观碑文征》、《郭天赐年岁考略》、《京口名义考》、《岳珂仕京口年数考》、《京口耆旧传撰人考》、《岳珂在京口汇帖考》、《吴志杜野小辛间考》卷十二等一系列有关家乡历史方面的考证文章,在乡土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善余先生在表彰乡哲方面也有大量著述问世,他说:“迩年志事专在表彰乡哲”1914年4月26日,“迩年志事专意表彰乡故”1914年4月28日。这方面著述包括《柳兴恩传》、《柳荣宗传》、《母舅柳宾嵎先生传》、《赵圣传传》、《黄家岱传》等。历时较长,用力最勤的即《杨文襄年谱》(又名《杨一清年谱》)。为撰写《杨一清年谱》,善余先生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光复前,余日至图书馆,撰集文襄年谱,甫半而避兵遄旋里门。宁垣反正后,余往馆取回所抄公《关中奏议》。去秋,又嘱书云弟影抄《石淙诗稿》,近始付装珍藏,拟搜讨事实。”

  1913年4月11日初稿完成后,善余先生又进行多次修改,曾前后“五易其稿”,力求完美。“前撰《杨文襄年谱》已理董二稿,愈进愈难,刻下正在补苴也。”1914年5月6日为寻《石淙文稿》,善余先生致信求助多位师长友朋,“伏居舐笔,偶成得《杨文襄年谱》,其奏议、诗集皆见过,思得《石淙文稿》一读,未知何处可以购求?敬希留意!”1914年4月6日“杨文襄《石淙文稿》何处可求?急欲一观。弟处只有《诗稿》及《关中奏议》也。”

  1914年4月28日“《石淙文稿》未知何处有之?馆中只有《石淙诗稿》及《关中奏议》也。在宁搜捕石淙事迹,……惟其文集不可得,引以为憾事耳。”1914年7月12日“胡瘦篁书来,亦云无《石淙文稿》,大约世间恐无藏本矣。然法梧门为李文正作《年谱》,其附录中载文襄为撰墓志铭一篇,题下即注明石淙文稿四字,是其书海内不应绝迹也。函丈能为留意最感。”

  1914年7月30日查阅研读谱主个人著述仅仅是修谱的一个方面,为使年谱更加真实可靠,善余先生亦欲搜集其他更多资料进行认真考证。如致信柳芝亭寻求孙山北石壁杨一清题诗拓本及关于孙思和与杨一清交往事实文献1914年6月12日;查找杨慎《升庵文集》,求证杨慎奉使过镇江谒杨一清一事1914年7月15日;1914年7月22日;向缪荃孙借《明诗纪事》、《世庙识余录》、《嘉隆闻见录》诸书考证与杨一清相涉人物之史实1914年7月30日;1914年8月20日;致书柳贡禾求录《尧山堂外纪》一书涉杨一清事1914年9月6日。

  对于杨一清的出生年月及时人评价,善余先生亦认真考证并与友朋商榷。“文襄诗有:吾生正及嘉平月之句,是生于十二月也。而李东阳寿公诗有:阳月桑弧此再悬之句,当是用《尔雅》十月为阳。何以月份如此不合?乞公为我思之,此间无人可商也。”1914年4月6日“石淙事实甚多,参考尤烦。《县志》载霍文敏以内艰过京口,奠公祠文有:中遭谗变,遂难两全之叹。曾检《渭厓集》,不载此文,如明代他书中或有所徵,是大要件,乞为留意!”1914年7月12日善余先生修谱用力之勤,考证之精,与此可见一斑。同时也为后世治学树立了典范。《西石城风俗志》是善余先生关于乡土学的又一力作,也是镇江历史上重要名著之一。该书被誉为“我国第一部村风俗志”,“专述一村之习俗者,则此志为首”,它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的先河。西石城村属镇江丹徒新丰镇,为善余先生故籍所在,善余先生曾自谓:“自南宋以来,聚族于斯,为郡治东南之望族”。善余先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已撰成《西石城乡土志》,“庆年既尝条其事类为《乡土志》矣”。在该《志》中,对于风俗一章,仅“第规要略”,并未进行详细阐述。风俗乃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事关国家治理,简略言之无以表达其意蕴,因此必须结集成书专门论述。

  在该书中,善余先生分析了风俗的起源和功能:“深维圣王驭民之术,计于婚丧宾祭之事,必监观四方,博问其旧俗,裁之以义,集为专书,以为傧鬼神、顺人情之大窦,蕲有合于可述多学之恉,此固非简略言之所能尽其蕴也。”于是趁“族人学庚自乡间来,爰疏其欲问者,令条答之”,按照“语不务雅,惟真是求”的原则,先用白话积成初稿,随后交付门人长沙屈士超整理订正。善余先生后与之反复讨论,“比附义类”,定为五章,“曰婚姻、曰丧葬、曰祭祀、曰宾客、曰节令”,“指事类情,使区以别”。该书各章之下有若干节,每章最后一节为“杂记”,“述风俗所由及零星杂事”。善余先生认为,华夏九州,虽属同源,然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则各地风俗,迥不相同。风俗一旦形成,则不会轻易改变。“斯民之生,殊涂而居,壤宇不同,率由斯异;日用安之,渐成俗尚,虽有深识,莫能遽易。”

  因此当政者必须了解各地风俗,否则将无以措手,因此古有采风之官,今善余先生撰写该书之意,“亦相类也”。该书刊印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作为旧时专记一个村落的民俗资料,至今殊不多见,仍不失为较好的资料,足资参考。此著也为后世民俗学者提供了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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