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工业社会学的程序性与一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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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学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分歧来自对学术价值的两种不同看法,这两方面都认为自己是要解决当代工业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双方都是为了满足各白所代表的阶层的特殊需要。一种人所代表的是企业经理和管理者阶层这些人谋求改进组织行为,维持组织结构关系的有序,成功地促进技术和组织的变迁。许多所谓研究工业的行为科学者,包括社会学家在内,都是在研究如何实现上述要求。上述社会学家对于研究雇工职业动机的兴趣主要是从他承担的工作任务角度出发;而另一类社会学家则是关心雇工本身,这第二种人所代表的就是雇工。因而有的工业社会学家就把异化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他们着重研究如何使工作可以更多地自我完善,而不是怎样通过改进管理使雇工干更多的活。他们尊重民主原则,积极研究如何使侵占雇工利益的管理,转换为民主管理的形式;因而不只是局限于对现行管理制度作些改良的研究。
  他们把工业变迁看作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过程,而不是劝导工人接受新管理政策的被动结果。当这两种冲突的学术价值观念体系在工业组织的具体设计和运行中有可能协调的时候,价值冲突的问题仍将继续吸引着每个社会学家,他们的研究工作对其他人的生活是有影响的。在行为研究的总题目下,从事各种工业研究的目的是既要增加理论知识又要缓解实际问题。更准确地说,行为研究包括在一个组织或社区之中,对一个或几个集团的问题的现象诊断,以便选择对策设计它们的转变。另外人们希望通过工作改进,促进变化,使人们增加对社会制度功能复杂性的理解。实践证明,这些目标是不容易达到的,因为计划经常由于外部原因而过早地停止,研究者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许多计划一开始就用了不恰当的原始调查方法。这里所说的行为研究不应与“社会行为参考系统”相混淆,虽然行为研究者要敏锐地注视研究中的组织参考系统,否则他就不能有效地前进。
  工业社会学家在研究的策略方面也有不同的观点。首先,一部分社会学家认为,要揭示研究对象主要部分的特征,只能采用复杂的测量技术和流行的统计分析,通过大量不同情况的比较研究来加以确定。他们认为,象确定工作定向、技术或组织结构等基本参数的性质,以及进一步建立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只能通过这种复杂的定量研究方法加以证明。
  相反,另外一些工业社会学家,其中许多是“行为研究”派,坚持认为把每个研究情景视为变量的一个单独的群体这样更有研究价值。他们认为,社会学的分析运用在对单独情景下的社会进程以及参与者情景的概念研究时最有效果。对这些进程和意义的重要方面,可以不要定量分析。这类工业社会学家强调广泛比较研究的受限制性,因为这种方法依赖态度、角包或结构等因素,把实验数据的复杂性看得过于简单,把人类行为看成是凝固不变和非此即彼,因而被置于过分一般化的范畴约束之内。他们还认为,根据社会学家的能力,还难以提出恰当的概念和设计去解释对实验情景中敏锐的感觉。由于部分被调查者会给予不同类型的抵触性反映,即使严格的定量测量方法也可能得出失真的研究结果。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在工业社会学家中关于学术价值和研究策略两种争论的来源,这使不同思想学派之间的讨论提高了各自的水平。可是,这些问题在工业社会学家之间并不会单独导致分离和冲突,今天社会科学多数分支学科确实都面临着这些问题。而且,当这些问题对选择研究对象今后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时,它们并不有碍于对工业社会学基础概念的界定。事实上,对基础理论概念的确定也是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的,如对工业研究成果的利用是否与社会学调查分开的一个单独领域;限制对工业行为的研究,特别是在组织内部,引导去进行纯社会学形式的理论分析是否有用。这些对当代工业社会学价值确定的评论值得每个专业人员严肃思考,因为它提醒专业研究人员,如果对其研究论题强加解释是危险的。
  一致性问题对当代工业社会学的第一个批评,就是在工业和非工业社会学之间产生了一个学术性的区分,人为地引导了研究兴趣的划分。一般来讲,工业的结构和技术可能与其他社会机构有所区别,它们自身并不具有社会学的意义。但是,引导建立这些工业结构的目的,它们所适应的目标,人们进入工业组织的意义以及参与者和受其活动影响的其他集团所得到的结果,这些都具备社会学研究的兴趣特征。换言之,工业结构和技术的社会学意义在于更易于经济上占有劳动力资源,并且更易于加强对劳动者的控制。这样,我们就可以超过工业结构和技术本身而看到在雇佣中的经济关系,而这正是整个工业社会组织的基础。
  随着讨论的开展,我们认识到不仅社会学的一般知识作为一个特殊研究领域,需要应用于工业研究,如果这就是指运用一般社会学分析的概念和模式的话,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工业社会的社会学,而不是限制在工业方面,从社会学内部生产一个特殊的分支。重要的是,工业领域的研究结果涉及到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关系,不管他是资本家还是社会主义者。按照这一观点,现时代的一个社会学家可以称为工业社会学家,以指出他集中研究的实验范围。然而,当他调查的方向转向说明社会学本身中心议题的论点时,他的分析参考框架并不限制在工业或工作领域之内,例如针对由市场竞争压力而不是文化和社会行为指定的当代组织形式、在工作中压制民主的状况以及劳动市场分割的原因和社会结果等这些议题。
  对于当前工业社会学界限确定的另一主要挑战已经在兰茨伯格(Landsborga)1967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很好地表述出来。他主要参照美国的情况。·总结得出,自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工业社会学和工业社会心理学已经降级全部被收入一个更大的研究体系之中。这些学术领域只是对各种工业组织进行更加完整研究的一个部分。不管什么特征,特别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组织特征已经广泛受到承认,这些特征通过与社会其他方面细致的比较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创业人员需要对工业管理权力性质作出的科学分析便须通过与部队的权力,一般公共行政管理,特殊的福利机构和监狱,自愿的联合会、学校、医院,研究图书馆以及工会等组织进行比较而增进理解。
  兰茨伯格在这里指出了单独研究工业现象的局限性,他们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如果仅用一种社会学原理,去限制对任何实验规定领域的分析,那末,大量的东西将要失去。相反,如果运用社会科学的所有手段去承担研究一项特殊课题,并且是在有秩序的形式下,对不同原理的见解进行比较,即使它们不能融合在单一的理论限度之内,但至少为了某些目的,可以获得更多的认识。他说:“从正面来讲,我们的理论包括所有作为科学以及非行为科学,对工业、工作和组织都是实用的。学生最好掌握一个问题,如实业或专业化问题,或者选择职业的问题,去观察不同社会科学是怎样探索分析这些问题的,这样的研究比单纯运用一门社会科学更有启发和鼓励作用……还要考察与此有关的所有有可能出现并各不相同的问题。”
  这样,兰茨伯格不仅认为工业社会学的概念限制性太大,因为它限制了对工业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之间进行的有价值的比较;而且认为在一项分析之中,所有社会科学的贡献都是有价值的,这样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特殊议题和问题上加以掌握。对组织行为的研究例证了兰茨伯格所作出的探讨。他的研究是利用所有社会科学的贡献去寻求理解组织内部和相互之间的运行情况,及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的有效途径。这样,在组织行为内部,人们开始了“组织心理学家”的追踪调查,并在已往的技术工作、组织结构和社区价值体系之间建立联系,以作为解释行为的参考点。同样,通过研究“管理资本主义”,促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工作联系得到发展,由于集中力量进行组织分析,也鼓励了研究者对在商业、医院、公共组织和工会等方面的概念和命题及其变迁所作的研究。
  最近关于工业关系的表述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一步提供了可选择的框架,发展了许多工业社会学的主题。在邓洛普(Dunlop)的“工业关系系统”理论的影响下,许多研究工业关系的学生现在都从纯粹描述性的形式的和制度化的研究,转向把工作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这中间形式的程序结构及其与外部系统的联系只是许多有关联系的一个部分。这种新的对于工业关系的研究方法,与组织行为的研究方法一样,允许将各种专门学科作为理论工具,而社会学只是其中的一种。
  这样,它允许运用社会学的概念,例如身份;心理学的概念,例如个性,经济的因素,例如产品和市场因素,等等来研究共同关心的对象。由于运用这些理论工具在工业关系领域内进行研究,它们将表现出相似性而区别于各自在原来领域内的性质。那些希望让工业社会学回到社会学发展主流中去的人们,看到概念的特殊化涵义将要感到震惊。他们按照帕森斯的论点,认为,社会学本身能够提供一个“拱形理论”,可以吸收其他学科的贡献。他们还可能感觉到象组织行为和工业关系的专门化只能再次出现学生们遇到的老问题,即对于与别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弄不明自。在许多有关组织行为的研究中,似乎工业冲突,工会和工业关系的实质并不存在,研究工业关系的专家们经常忽略了工作场;地的行为方式是在劳动有组织的情祝下进行的,另一方面,那些赞成兰茨伯格观点的人们也指出了关于人类行动理论的杜会学观点的局限性,他们认为,按照传统观念,将各个学科研究的主题硬性隔开,这样研究是很不充分的,有的甚至停留在诸如组织行为和工业关系的框架之内进行研究,这只是代表获得一门成熟社会科学的适应性步骤而已,对学科发展的最终评价,是看其理论的发展对于整合有关联的问题,是否更加有效,并是否更有利于我们对新钓研究领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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