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系统中的过程与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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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外交是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活动。作为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的交接地带,外交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政治活动。而政治就是传播,传播就是政治。结合戴维·伊斯顿、莫顿·A. 卡普兰的国际政治系统理论和卡尔·多伊奇的政治传播理论,可以构建外交的政治传播系统模型,从全局和整体上把握从外交决策、外交立法到外交行政的全过程,全方位展现外交的基本形态。建立关于外交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不仅有助于从认识论上统筹考虑各项外交活动,真正实现总体外交,而且有助于构建外交研究的理论体系,解答现存的某些理论困惑,为中国外交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一种整体性的路径。

  关键词:外交立法 外交决策 外交行政 外交过程 外交形态

  一、问题的提出

  2011 年《国际研究评论》推出一组专题性文章“现在与未来的外交及外交研究”,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外交理论构建作了研讨。保罗·夏普等学者充分肯定了外交学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独立领域的必要性,并且提出没有外交理论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不完整的。① 斯图尔特·默里认为,“追溯外交实践与外交学理论关系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当前的困惑恰恰是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理论复兴的标志”,也正因如此,

  其实,关于外交的理论建构,中国学者早有反思。高飞指出,“作为一个系统连贯的国家行为过程,从外交决策到外交活动的具体实施,外交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经过缜密细致的研究。但是从总体上看,目前外交、外交学研究的各部分仍然是割裂的、分散的”,到目前为止,尚无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理论。③ 熊炜则呼吁从理论、制度和实践出发重构外交理论。④所谓外交理论,主要指的是一种能够从整体上观察和分析外交全过程,并对其进行抽象概括的理论,也就是学者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实际上,外交学理论建构的困境也是社会科学面对纷繁芜杂、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找不到能够同时处理各种信息并给出新的理论视角来理解的共同焦虑。这是一种阐释的焦虑,也可以说是一种方法的焦虑。

  杰弗里·怀斯曼认为,在过去的 50 年中,有关外交的理论发展并无多少惊喜,能称得上亮点的可能只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 另一个是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怀特将外交体系称为国际政治的“主导机制”,对外交理论的自觉有一定的激发作用。⑤ 其实,半个多世纪以来,外交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远不止这些。作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交融地带,外交研究也是受到跨学科理论滋养最多的领域之一。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多个学科为外交研究贡献了智慧。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外交思想、对外关系史以及外交谈判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为外交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内容。但是,由于缺乏一般性理论,外交研究被截取成不同的“片段”,相关研究处于各自的领域内平行发展。

  总体上,外交研究主要在两个方向上展开: 一个是外交政策即对外政策; 另一个是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手段的狭义外交。实际上,外交与外交政策研究割裂已经成为造成外交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在外交政策研究仍聚焦于国家主体的时候,狭义的外交研究将关注的重点转向外交主体、手段及渠道的扩散。狭义外交研究提出的外交转型问题,倾向于将外交的主体从国家、国际组织扩大至跨国公司乃至个人。

  ① 参见“外交学的复兴与外交学学科建设”专题,《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4 期。

  ② 张敏清: 《外交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及近期研究议程》,《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3 ~22 页。

  ③ 高飞: 《当代外交学研究现状分析》,《外交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第 32 页。

  ④ 熊炜: 《“找回外交”: 理论、制度与实践》,《国际政治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93 ~104 页。

  ⑤ Geoffrey Wiseman,“Bringing Diplomacy Back in: Time for Theory to Catch up with Practice,”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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