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体系层面剖析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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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苏联解体后,许多学者从国家层面(如苏联和美国的对外政策)、国内层面(如苏联自身的原因和80年代的改革)和个人层面(如戈尔巴乔夫、布什的思想)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研究,但鲜有人从国际体系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体系分析是国际关系学中一种重要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从更宏观的层面对国际关系史中的历史事件进行观察,更好地把握其本质.为此,本文将运用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流的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从国际体系层面简要分析冷战的历程,对二战结束以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体系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在简要分析每个阶段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后,着重分析同期苏联的国际行为与其结构位置的关系,从中寻找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以期实现对该历史事件的更宏观、更本质的把握.

  一、二战结束至50年代中期

  (一)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

  1.物质层面的国际体系结构.二战的巨大惯性使得冷战初期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表现出典型的两极特征.这一时期,军事上是美国和苏联实力超群的两强格局.美苏两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两国都是有核国家并先后具有相应的运载工具.其他国家相比而言不仅缺乏核力量及其运载工具,常规军事力量也远较两国落后.[1](P43-79)因此,冷战初期的美苏两国较其他主要大国而言在军事上拥有遥遥领先的相对优势.经济上,则是美国的一枝独秀.由于没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冷战初期的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居于压倒性优势地位,[2](P3)各主要经济指标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苏联也因战时军事工业的飞速发展因而拥有巨大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潜力,此种潜力在和平时期很容易转化成现实的经济实力.相比而言,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四国在此期间尚处在艰难的战后重建时期,经济实力远在美国之下.中国从1950年起才基本结束了内战,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此时的经济实力依旧很弱.

  2.观念层面的国际体系结构.该时期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表现为相互对立的两大观念板块.一个板块存在于苏联领导的同盟体系中,包括苏联、东欧八国、中国、蒙古、朝鲜和越南等国.另一个板块存在于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中,包括北美,除东欧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东亚的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大洋洲.每一个观念板块内部的国家间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高度趋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高度一致、朋友身份得到普遍认可、拥有核心的共同利益并得到普遍认同,形成了如温特所说的康德文化的无政府逻辑.而两大观念板块之间则互相敌对,斗争激烈,是典型的霍布斯文化的无政府逻辑.

  (二)苏联的国际行为分析

  但此时苏联的国际行为却表现的极为审慎,基本上是对美国的国际扩张所带来的压力的回应,更多具有被动色彩.苏联在东欧建立自己的同盟体系,在亚洲与中国结成同盟,支持朝鲜、越南的社会主义政权,其主要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应对美国从欧亚大陆两翼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包围与遏制.从国际体系层面来看,此时苏联在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中处于略次于美国但远优于其他五国的地位,在观念结构中也领导着一个团结紧密的同盟体系,苏联采取的审慎的、略具保守色彩的对外政策与其自身在国际体系物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对国家行为的要求是基本相符的,即苏联的国际行为是符合国际体系结构的规律的.由此,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施加于苏联的额外压力并不大.与以后的两阶段相比,此时苏联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拥有最为突出的相对优势.在物质结构中,虽然总体实力不如美国,但较其他国家而言则具有很大的相对优势.

  二、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

  (一)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国际体系物质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体系单元的相对经济、军事实力的消长是这次体系结构变动的根本动因.在经济领域,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的战后恢复工作相继完成,国民经济逐渐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并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上述四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大增,到70年代初期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苏联经济从50年代中期开始也有了快速发展,工农业总产值从冷战初期的不到美国的1/3提升到70年代初期的2/3.中国于朝鲜战争结束后也进入全面的建设时期,虽然在60年代后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但总体上,到7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实力较之建国初期有了很大的发展.相比而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比重在不断下降,到70年代初,已不再拥有冷战初期的压倒性优势了.

  在军事领域.总体而言,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上诉七国的军事实力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美国、苏联两国依旧保持着绝对优势地位.两国拥有规模最大的、最先进的常规武器和战略核力量.尽管50年代后期,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上曾一度落后于美国,但从60年代初开始,经过近十年的奋起直追,苏联终于使自己的战略核力量在70年代初与美国持平甚至略具优势.美、苏之间在战略核力量上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在此期间,英国、法国、中国先后拥有了自己的战略核力量和相应的运载工具,跻身有核国家行列.与此同时,中国还建设了一支规模仅次于苏联和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相比而言,日本和德国受制于二战结束时的国际安排,军事力量发展缓慢,军事实力相对较弱.

  (二)苏联的国际行为分析

  苏联在冷战中期国际行为较冷战初期而言减少了审慎和被动色彩,多了一些冒险与主动.赫鲁晓夫上台后,鉴于苏联在经济、军事实力上与美国差距的缩小,甚至在个别军事领域曾一度超越美国,遂逐渐调整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开始与美国的和平竞赛,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国际事务.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因古巴导弹危机受辱而加速发展军事工业的做法得到延续,并有所加强.最终使得苏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战略核力量在70年代初期追平美国,甚至在某些领域略具优势.

  这使苏联错误的认为自身已具备与美国全面竞争的实力,因而对外行为的主动性与扩张性越来越明显.然而,如果从国际体系层面来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是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变动最大的时期.苏联虽然军事实力大增,但经济实力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尚不及美国的2/3.与此同时,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实力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苏联的差距被极大的缩小.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此时,苏联的综合经济军事实力在体系结构中仍排第二,但若考虑到其他五国的发展,与冷战初期相比而言,苏联在体系结构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反而下降了.然而,苏联没有注意到中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而只考虑体系结构中的美国因素,简单地从与美国实力对比的有利变化中得出苏联相对国际地位提升的结论.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苏联的国际行为越来越变得冒进与主动.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自在性与客观性.苏联的国际行为此时已经开始超出了其在体系结构中所处位置的要求,那么,体系结构自然就开始对苏联这一体系单元产生结构性压力了.

  三、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

  (一)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

  经过大调整,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从70年代后期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只是继承了原有的发展趋势.在经济领域,整个70年代七国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相对经济实力变化不大.美欧四国受1973年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进入了将近十年的滞涨阶段.苏联由于体制僵化、改革成效不大,经济发展速度也逐渐放慢.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放缓.日本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依旧较快,在经济格局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军事领域的结构性变化不大.美苏两国依旧保持了两强的优势地位.其余五国的相对军事实力均没有太大变化.

  (二)苏联的国际行为分析

  在冷战后期,苏联的国际行为完全抛弃了被国际政治学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称为"政治行动中的美德"的审慎原则,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在对外行为中极具主动性.这种主动性的心理基础即来自于苏联对自身在该时期结构中地位的误判.如前文所述,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在冷战后期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只是延续原有的趋势向前发展.到70年代中期,苏联在经济上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2/3,这一事实进一步鼓舞了苏联对外扩张野心.

  苏联采取在欧洲搞缓和,在亚非搞扩张的整体战略,开始全面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在东亚,陈兵百万于中蒙边境,支持越南反华并入侵柬埔寨,对中国实行战略包围;在南亚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非洲,干涉安哥拉和扎伊尔内战,支持埃塞俄比亚对索马里的战争;在阿拉伯半岛以也门为基地,大力发展军事势力;1979年末,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其全球扩张的顶峰.此时苏联在全球扩张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

  在此时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中,苏联的综合实力仍旧排在第二位.美国于70年代末期放弃了对苏退让的政策.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重振国威,大力发展高科技军事产业,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在军事领域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对苏优势.日本的经济实力在80年代中期已经直逼苏联,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与苏联的差距也进一步缩小.肇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实力在80年代有了快速的增强.以上种种情况,使得萌发于冷战中期的苏联逐渐跌落的相对优势地位的趋势得到了继续向前发展.在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中,苏联的综合实力仍排在第二位.但此时的苏联,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都不能与美国持平,而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也因日本、联邦德国的快速发展而被抵消了.总体上看,苏联在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中仍处于第二的位置,但相较于冷战中期而言,其相对的优势正急剧下降.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其在国际体系物质结构中相对地位的变迁没有做出正确判断,过多地重视军事维度,且过多地突出美国因素,得出了苏联相对优势地位加强的结论.这种判断直接导致了苏联从70年代初期一直到80年代前期的大规模对外扩张.苏联对外扩张的规模和强度已经超过了综合实力远在其上的美国.处于国际体系结构中第二位置的国家推行的却是连处于第一位的国家推行起来也会失败的对外行为.换句话说,苏联的国际行为从70年初期开始已经严重地超出了国际体系结构的要求,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强,1979年达到高峰,随后又延续下去.当一个国家的国际行为不符合体系结构的要求的时候,就必然要承受来自体系结构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压力的大小与其行为背离体系结构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在冷战后期承受的来自国际体系结构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的来源就是国家的国际行为与自身在结构中的位置的要求不匹配.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的国际行为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试图扭转苏联在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中的不利局面,使苏联的国际行为与结构位置的要求相适应.他选择了主动融入世界,对欧洲大搞"欧洲大厦",对美表达适度认同,从第三世界适度撤离.然而,戈氏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他的做法缺乏政治策略.在前期是说的多,做的少,行动优柔寡断,迟迟没能彻底改变苏联的国际行为与体系结构要求不相符的局面;后期则是放任自流,转弯过快.历史证明,这种调整国际行为的策略不是一种应对国际体系压力的做法,苏联最终难逃解体的命运.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戈氏的做法对苏联解体起了催化作用.

  四、结语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苏联的国际行为逐渐偏离了审慎原则,变得越来越冒进.从物质结构层面来看,苏联的对外行为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超出了国际体系物质结构的规律性要求,因而苏联承受了国际体系结构越来越大的压力.从共有观念结构层面来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逐渐与大多数大国之间都处于温特所说的霍布斯文化或洛克文化的状态之中,到20世纪80年代已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在国际体系的观念结构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体系中长期承受的双重结构性压力对苏联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其表现就是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急剧降低.这种国际体系层面的结构性压力是促使苏联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结构的单元最终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重要原因.

  纵观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形成以来国际体系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国际体系中的挑战国在其崛起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体系结构的压力,关键是挑战国应当以怎样的策略来适应和化解这种压力.从体系结构层面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考察可以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第一,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当前的国际体系,正确认识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的现状,这是正确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有效途径.第二,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国际体系结构对主权国家的深层次影响.

  苏联所处时代的国际体系结构与当前的体系结构不同,如何认识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当下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第三,应充分认识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层次性,即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在两个层面上采取不同的对策.物质结构重在顺应规律,观念结构重在对其重构.观念的重构会带来国家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重构.这也是建构主义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即重视对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共有观念的建构.在国际体系层面建构一个有利于我们的观念结构将对化解我国和平发展道路上已经和可能遇到的阻力起到巨大的正面作用.

  参 考 文 献:

  [1]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战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李景治,林苏.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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