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资本主义法制思想的萌发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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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逃亡生活与法制思想的萌发
   
    洪仁玕法制思想的萌发与形成,离不开两个关键条件:一个是接触宗教;另一个是目睹中国局部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洪仁玕之所以能背弃孔孟之道,转而信奉宗教,与洪秀全有着直接的关系。洪秀全是洪仁玕的族兄,在青年时代,他与洪仁玕一样,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落选,受到打击之后,他大病一场。一次偶然机会,洪秀全翻出久置蒙尘的《劝世良言》,由书中的内容联想到自己大病时的幻觉,从而认定自己是奉上帝之命来凡间诛妖除魔的。从此,洪秀全不再做儒生了,他丢掉儒家经书,改信基督,家中孔子的牌位也被上帝的牌位取而代之。1843 年洪秀全在家乡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教”,动员农民群众颠覆当朝政权;并模仿《劝世良言》完成《原道醒世训》、《原道救世训》、《原道觉世训》等系列着作,他把这些着作当做“拜上帝教”的教义,还制定了仪式与教规。
   
    洪仁玕最先加入教会,经常与洪秀全一起讨论宗教和时事,这是他接触西方宗教的开始。后来为了认祖归宗,以取得传教的“合法身份”,洪仁玕跟随洪秀全来到广州寻求基督教真理,在那里洪仁玕结识了美国传教士罗孝全。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西方传教士,但由于时间短暂,他只了解到粗浅的宗教知识,他们终因信仰不纯未能“受洗”.此时的洪仁玕紧跟洪秀全的步伐,亦步亦趋,并确立了创造新世界的共同理想。洪仁玕因洪秀全而与西方宗教结缘,这为他人生的转变埋下了根基。
   
    随着拜上帝教势力的不断扩大,其与满清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1852 年,在洪秀全策动的谷岭起义中,洪仁玕被擒获,后来侥幸逃脱,开始了久居香港的逃亡生活。在香港,洪仁玕苦心学习基督教教义,并正式皈依为基督教徒。洪仁玕革新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
   
    据洪仁玕自述,在香港和上海与之有过交往的传教士多达二十余人,现有据可考的就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艾约瑟、慕威廉、麦都思,美国传教士花兰芷、裨治文,以及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等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韩山文、罗孝全、麦都思及理雅各四人。罗孝全是洪仁玕最早于广州认识的,他揭开了西方宗教在洪仁玕心目中的神秘面纱。洪仁玕刚逃到香港的头两年,大部分时间与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在一起,他一边向韩山文学习基督教教义,一边教外国传教士学习中文。在他与韩山文交往的过程中,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过这两年的学习,洪仁玕丰富了基督教知识,达到了一般教徒水平,但不久韩山文便去世。
   
    麦都思是第一个翻译太平天国文件的外国人,他来华较早,但主要在上海布道,洪仁玕曾逗留上海数月,得以与麦都思相交,但相处时间有限。不过,据传教士艾约瑟说,洪仁玕在上海的时候,每天早餐前都与麦都思诵读《新约圣经》一小时,这使洪仁玕对基督教义和圣经又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众多传教士中,当属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与洪仁玕关系最为密切,主要原因不是他们结交时间最长久,而是因为他们满足了彼此的心理需求。
   
    一方面,洪仁玕以理雅各传教助手的身份,接触到更多本原的基督教知识,以使自己逼近宗教真理,同时借助于他在华的人脉关系,扩大自己在教会圈中的影响,从而建立自身的社会支持网络。另一方面,理雅各还是一位汉学家,他对中国儒家文化很感兴趣,曾翻译过很多儒家经典,通过洪仁玕这位深谙中国儒家典籍的基督徒,他可以更直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渊源。洪仁玕在太平天国执政期间,曾将其治国方案《资政新篇》的手稿交给理雅各,此外,他还借职务之便邀请各国传教士来太平天国做访,这些足以证明他与传教士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洪仁玕勾画的法制社会中,他充分吸收了传教士宣扬的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及人道主义精神,但传教士对他的影响不只限于宗教方面。洪仁玕所交往的传教士大多还从事着外国书籍的译介工作,如《植物学》、《重学》、《大英国志》、《联邦志略》、《地理全志》等都是他们翻译过来的,洪仁玕通过他们广泛接触到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化,拓展了视野。韩山文生前还赠与他《世界地图》、远望镜、指南针、寒暑表作为纪念。这些新奇的经历激发了洪仁玕了解西方文化的热忱及其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崇拜之情,也成为他求助于西方民主与法制来完善自身思想体系的重要动因。
   
    洪仁玕来到香港时,香港已被资本主义英国统治多年,如果说宗教是洪仁玕实践改革宏图的重要精神和理论支撑,那么他亲眼目睹到的表面繁荣的香港社会则为他提供了具体改革措施的参照和素材。19 世纪中叶,殖民地香港建筑林立,商业繁荣,有英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船政公司和银行,还有礼拜堂、医院、学馆、四民院(提供给鳏寡孤独者)等社会福利机构,更有火车、公路等现代化的交通方式。这些新鲜事物极大地刺激了洪仁玕的感官,增加了其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感性认识,并使他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思想。此时,洪仁玕的治国理念已与洪秀全出现了天壤之别。
   
    二、风雨飘摇的太平天国与《资政新篇》的出台
   
    洪仁玕在香港潜心研习宗教,并不只想做一个逃避现世的虔诚教徒,而是为了寻求治“国”(太平天国)的理论与方法。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处逃亡的险境和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为了宣传革命理念,他广泛争取外国友人的援助,以制造声势。1858 年 6 月洪仁玕离开香港,并历经近十个月辗转返回天京(今南京)。但此时,太平天国正面临着外部清军猛烈进攻和内部政权分裂的双重夹击,处于风雨飘摇中。太平天国表面宣称男女平等和绝对的平均主义,但实际上却沿袭了封建帝王式统治,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所谓的“太平天国”只不过是一个蒙蔽百姓的乌托邦而已。洪仁洪仁玕为挽救太平天国的危局曾试图实行资本主义法制改革,但终因大势已去而未能付诸实践,然而他的改革思想却在其着作《资政新篇》中得到系统阐发。
   
    洪仁玕 太平天国 《资政新篇》 法制思想摘 要关键词□ 淄博职业学院 高 兵农民革命家洪仁玕的资本主义法制思想的到来,为太平天国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洪秀全喜出望外,封其为干王、军师,总理朝政,还另外选拔了一批青年才俊加以辅佐,试图重振天国朝纲。强弩之末的太平政权及洪仁玕杯水车薪的孤身奋斗,已经注定了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然而,这样的历史征兆并没有浇熄洪仁玕如火如荼的改革热情,他针对太平天国落后的治理方式及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在最短时间内,出台了《资政新篇》、《立法制谕》等着作,提出了全面的革新方案。《资政新篇》是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国方略完成的,通篇充满了西化改革的精神。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和“刑刑类”,后三个部分是洪仁玕治国思想的核心,充分体现出其法制意识。
   
    所谓“风风类”是指要学习西方文化,移风易俗,大力推广宗教善意,他注重教化民众,极力反对“不教而罚”,带有把宗教教义法律化的倾向。所谓“法法类”是指要学习西方的法制精神,完善法律制度,这一方面事关人心向背,像伦理纲常、教养大典之类,都应予以立法,以明确行事标准。所谓“刑刑类”则是指要制定刑罚,严肃法纪,他尽量按照《圣经》的条文来确立刑法原则,要求善待轻犯,并对犯人一视同仁,没有偏倚。这些改革主张不仅具有浓厚的法制色彩,还体现了平等和人道主义原则。
   
    如果从立法、执法和监督三个方面来看,洪仁玕的法制思想也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洪仁玕非常重视立法,他认为治国要先“立政”,而立政的关键在“立法”.要“立法善”,首先要完善各项法律和制度建设,才能做到有法可依。1850 年太平天国正式颁布了《太平条规》和《十款天条》两个法律文献,但其主要内容仍然是道德教条及对伦理教义的强制推行。再比如《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治国的根本纲领,具有法律效力,但从其具体条文看,它仍然是在宣扬众生平等的思想,其实质是借助法律形式将伦理追求实体化而已。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立法”不够完善“,法”的内容也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它只能是空洞的“摆设”.此外,洪仁玕还提出,立法之人,必先要经过磨炼,能洞悉民风人情,知识渊博,通晓上下古今,熟悉各国国情。但不足之处在于,他所主张的“立法之人”仍附属行政系统,并不是独立的立法机构。在设立刑法方面,洪仁玕提出合理量刑、不得株连、善待囚犯等立法原则。
   
    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他虽然没引入西方民主制度,但提出了能发扬民主的办法,比如设置“新闻官”,以上通下达,使民众知情并参与社会管理;放置“意见箱”,以便收集民意,作为施政参考。这些办法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较之封建专制而言,大有进步。其次,在执法方面,洪仁玕非常注重执法者本人的素质高低,他认为有了完善的法制体系后,必须选拔既有能力又有正义感的人来执行,否则,必然有损法律的威严。
   
    所谓“先禁为官者”,要先整治执法队伍,如果执法不严,法律就形同虚设,久而久之便会影响长治久安。执法者要以身作则,对法律要有敬畏意识。洪仁玕能提出这种执法理念,可见其富有远见。第三,在法律监督方面,洪仁玕提出的“新闻官”和“意见箱”等发扬民主的办法,客观上也起到了法律监督的作用,虽然他没有学习到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更没有涉及如何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但是他能跳出封建集权专制的社会局限,看到民主和权力监督的重要性,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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